桐城派發源於大別山東麓的桐城，歷史上名家輩出，其文風、思想獨佔中國文壇300年之久。桐城派雖然在近代銷聲匿跡，但它的影響卻持續至今——有專家指出，近代中國思想之所以會向“實用”、“經濟”轉變，其直接的源流就來自桐城派。圖為安徽桐城古鎮風貌，徜徉於此，人們似乎依然能感受到桐城文派的遺脈。
桐城、桐城派是大別山東麓避不開的話題，“天下文章數桐城”——這句響噹噹的話從明末到晚清，被天下人足足唸誦了300年。
桐城派是個學術流派。按理說無論是在哪個時代，搞學術的人總是少數，他們的影響也很難超出學術圈子，發散到社會之上。但桐城派不同，他們治學崇尚務實與“經世致用”，重經濟、重實用，在知識領域樹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桐城派顯赫歷史300年，在近代歸於沉寂——軀殼雖然湮沒，但桐城派的精髓卻留了下來，被後世中國人秉承的“實用、務實”思想正是由桐城發端的。
桐城人為什麼聰明？
“上有九頭鳥，下有湖北佬”，這句用來形容湖北人頭腦靈活、精明的話，其實並不完整，後面還有半句——“三個湖北佬鬥不過一個桐城佬”。桐城人的聰慧、好學世所公認。比如，在明清兩朝赫赫揚揚300年的“桐城派”就是明證。
要說桐城派，先來看桐城。桐城位於大別山東麓靠北，現在為一縣級市，屬安慶市管轄。桐城具備了一個山麓城市的所有特點：地勢由高到低慢慢過渡，山地、丘陵、平原呈階梯分佈，境內4條河流全部發源於大別山，向東南注入長江。有山有水且山清水秀，這是桐城最大的特點。
山水雖然好看，但並不養人，尤其是在農耕年代，土地才是人們安居樂業的前提。所幸，桐城是不缺肥田沃土的，大別山東麓最好的耕地幾乎都集中在了這裡，歷史上桐城盛產稻米，直到今天它還是安徽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安居樂業後自然就該讀書了——桐城派的興起與桐城地理有割不斷的聯繫。
正是因為根植於這片山水土地，桐城派才成為了一個“務實的學術流派”。在桐城派誕生的明朝末年，天下的學風、文風一如這個行將就木的王朝，散發著腐朽的氣味。整個明末，桐城文人內心都深處矛盾之中，他們渴望“出世”，但頹廢的世道又與桐城文人內心的清麗質樸格格不入。這一時期，桐城文人在野的特別多，他們亦耕亦讀，開館授課，影響遍及長江下游地區。
說來也怪，那些由桐城文人發矇的子弟，頭腦似乎都要聰明一些，“子弟從桐城學，煥然一新，機鋒見於言辯”，清初揚州富商鄧大同曾為族中子弟延請桐城教師，學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這些孩子全都神采奕奕，敏而好學，再不是從前那副木訥呆笨的樣子。同樣的儒學教材、同樣的孩童，為什麼一經桐城教師教授，效果就大不一樣？其中的奧妙就在於桐城學問注重務實，言之有物，對於儒家經典的解讀往往講求與現實結合，“活學活用”與死記硬背相比自然有趣得多了——套用今天的話講，桐城文人的治學方法是有助於開發人腦智力潛能的。
最晚在17世紀初（桐城派正式形成之前），桐城文人就已獲得了極高的聲望，而“桐城人聰明”的說法也在此時被外人認可。進入清初康熙、雍正年間，隨著桐城文人紛紛“入世”，影響力日益擴大——聰明的桐城人開始書寫歷史。
桐城四祖與“京城官生半桐城”
桐城派有“四祖”——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這四人在歷史上都是響噹噹的人物，桐城派獨霸中國文壇300年，基業正是他們開創的。
戴名世是桐城文人入世的開始。他天資聰穎，6歲開蒙就讀，11歲便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為“秀出者”。20歲時，戴名世開館執教，不久之後就因才華卓異入北京，選為八旗正藍旗教習。在北京期間，戴名世“文名漸起”，弟子尤雲鶚將他的習作刊刻出版，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而桐城派的治學主張、特點也隨《南山集》一起風行，為當時文人模仿。
《南山集》讓戴名世名動天下，集子刊印後的第9年——即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參加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的成績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此時的他名望如日中天，讀書人從全國各地趕來拜訪，翰林院外經常門庭若市。
然而，或許正是應了“樹大招風”這句俗語——作為皇帝身邊的重臣、天下學人的泰斗，戴名世不僅為聲名所累，也招來了他人嫌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御史趙申喬參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次引用南明年號，實乃“大不敬”。康熙五十年距《南山集》刊印已過了11年，一本早已沉入時間的著作，怎麼現在才被翻出來，成為作者“大不敬”的罪證？很顯然，戴名世被小人算計了。
參劾狀送到了康熙面前，這位“明君”難道就不明就裡嗎？不，他兩眼一眨，動起了帝王心術——他要殺雞儆猴，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才華再大，也不過是我手中的羔羊罷了。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斬處死，時年60歲。噩耗傳到桐城，為避受牽連之禍，戴氏家族100餘口全部投塘自殺。這口池塘至今仍在桐城孔城鎮清水村，池水幽黑，透著死亡的氣息。
戴名世之死是桐城派的一大挫折，不過文化的精華始終是強權、冤獄壓制不住的。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冬，受《南山集》案牽連的方苞被“恩釋出獄”，這位桐城派大家顯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訓，他一面著書立說，一面又韜光養晦，平生雖兩次入南書房參與政事，卻又對政治和權利全無野心。方苞是桐城派早期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改變了戴名世死後桐城派“萬馬齊喑”的局面，而後世的劉大櫆、姚鼐之所以能繼往開來，發揚桐城派，歸根結底他們是站到了巨人的肩上。
經過“桐城四祖”的開拓，到了乾隆朝中後期，桐城派學術極大繁榮，當時就有“京城官生半桐城”（北京的官員、士生半數都是桐城派弟子）的說法。清初100多年，歷經康、雍、乾三朝，桐城派不僅能在“文字獄”的夾縫中生存下來，還發揚壯大，這與桐城派文人倡導的務實實用是分不開的——他們不與強權正面衝突，消耗精力，而是登峰造極，追求學術的頂點。而桐城派的“實用”主張，直接影響了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甚至更往後的中國改革。
影響至今的“實用”思想 桐城派在清代鼎盛一時，但這畢竟已是往事，它推崇的“義法”、“言有物”、“言有序”在今天看來畢竟時隔久遠，激不起人們的太多興趣。然而，當我們拋開這些單純的、陽春白雪似的治學手段，重新梳理桐城派文化精髓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這個發源於大別山東麓小城的文派，其影響已穿越時代，並滲透到社會精神的方方面面。
桐城派後輩、姚鼐的高足姚瑩曾明確將桐城派要義歸納為“義理、經濟、多聞、辭章”，這裡的“經濟”很引人注意——什麼是經濟？簡單說來就是經世致用的學問，它涵蓋社會生活領域的各方面，如管理、財務、民事，甚至還涉及自然科學領域。桐城派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不屑於這些“經濟”之學的，他們只讀聖賢書，用儒學八股敲開仕途的大門。
在桐城派崛起的時代，中國知識界的另一種風氣是“重考據”，所謂考據就是研究古文獻時，找出極為翔實的資料來考核、證實和說明。考據是一門“向後看”的學問，它厚古薄今，雖於現實無所補益，但又能引經據典，讓人獲得博學的虛名。對於繁瑣的考據，桐城派文人大感厭倦，他們依然重經濟、重實用，在知識領域樹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被這面大旗吸引來的，就有曾國藩。曾國藩最初並不是桐城弟子，後來受桐城派經世致用思想的感召，轉從姚鼐學習。隨著曾國藩平步青雲，成為晚清重臣，桐城派的經世致用也發揚光大。
1861年，曾國藩在大別山下創辦安慶軍械所，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製作槍支武器。文縐縐的書生官僚從此“跨界”，引發了晚清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宗旨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號召學習西方——因此洋務運動就不可避免地招來了守舊派的反對。每到此時，曾國藩總會引用桐城派的觀點進行反駁——“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使熟讀了書本經典、義理之學也還遠遠不夠，要想有益國家，經濟之學就必須重視，放在顯著位置。
曾國藩是桐城派經世致用的踐行者，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顯然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不然洋務運動就不會整整持續半個世紀。1911年清朝覆亡，桐城派思想並沒有偃旗息鼓，“實用”、“經濟”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從此為之一變——後世許多重要的歷史節點，如五四運動追求“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改革開放後又提倡“黑貓白貓”，桐城思想的影子在其間若隱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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