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古代文學史經歷了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和程朱理學等幾個大的階段，其中魏晉玄學對中國文藝思想的影響最為巨大。它以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尖銳地指出儒家經典所宣揚的禮法名教是束縛人性，違反自然的，是社會上一切偽善，欺詐等種種惡濁現象的根源。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本質就是不為名教所拘，求得精神上的自由。魏晉玄學的核心內容包括本體論，知識論，語言哲學，倫理學，美學等各個領域，陸機則是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第一個系統的論述了文學創作的理論，將創作提上了文學批評的議程，對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陸機彈琴圖
陸機的代表作《文賦》是古代知識分子進行創作的指南，提出了“言意之辯”，闡發了儒玄之要義。他提出的“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眾物之形，無一定之量”，指出一個時代要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文學創作的審美要符合時代的特徵。這是將文學的多變性與客觀事物的多變性相結合，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觀。
一、陸機的生平
自曹魏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以來形成的士族門閥制度，是一種憑出身門第選拔官員的制度。統治者對士族實行放縱和籠絡的政策，從而形成了典型的門閥政治。陸機字士衡，是東吳名臣陸遜之孫、陸抗之子，也是江東地區最為顯赫的士族之一——吳郡陸氏的代表人物。孫吳時期，吳郡陸氏一門有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是南方頂級門閥士族之家。
西晉統一後，晉武帝對當時南方士族對新生的西晉政權並不合作的形勢深懷憂慮，怎麼樣才能讓南方士族死心塌地的與政府合作成為困擾西晉新生政權的大問題。晉武帝最終採用了對南人加以禮遇的辦法，
“隨才授任，文武並敘”，來籠絡和招攬南方士族。在這種情況下，陸機與弟弟陸雲於太康十年來到了西晉的首都洛陽。 陸機劇照
作為士族門閥大家，陸機兄弟肩負著光大家業的使命。陸機"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既是南方士族的總代表，也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有"太康之英"的美譽。他能與晉朝合作，對江南其他一些門閥大家的影響是很大的。在他的帶動下，南方陸、顧、張、虞等士族大家子弟也紛紛北上，開成了南方士族與西晉集團合作的局面。
當時的情況是北方的士族對南方士族十分蔑視，認為他們是“亡國之餘”，南北士族在地位上並不平等，即使陸機貴為南方頂級士族的代表，仍不得不向北人權貴低頭。為了獲得上升空間，陸機不得不依附權貴，“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又與成都王司馬穎交好，擔任司馬穎的參軍。
可是司馬穎任用陸機，只是想爭取南方士族的支持，為他將來與其他諸王爭奪統治權打下基礎。所以表面上司馬穎的府中集中了南方不少士族精英，但司馬穎與他們只是利用與被利用的關係。
太安二年，司馬穎以陸機為都督，率二十萬人與長沙王司馬乂開戰，陸機在鹿苑之戰中大敗而歸。惱羞成怒的司馬穎將陸氏兄弟等一大幫南方士人處死。《晉書·陸機傳》說：“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議者以為陸機之冤。”
二、玄學的影響
陸機之死，一方面是當時黑暗的社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導致的，另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原因。
陸機崇儒奉道，高自標持，吳亡後隱居不仕，退而讀書；但是一旦統治者向他伸出橄欖枝，他立刻降節仕晉，隨波逐流，他的身上有著人格的雙重性。而他的這種人格上的雙重性，正是受到了魏晉玄學“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影響。
玄學是一種人格本體論，認為人各有器，物各有分，理想的人格是服從世俗，順應環境。它肯定現有秩序的合理性，認為人應當順應現實，認為“無為”就是讓一個人充分的去發揮他的自由，將才能充分的發揮。所以陸機才會犧牲氣節積極入世，去依附權貴。
魏晉士族
陸機說過：“夫立德之基常有，而建功之路不一。特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於彼”。
這段話的意思是國家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國家，和我關係不大，只要我自己能夠成名成功就行了。在他看來，天下也好，百姓也好，只不過是自己依憑的工具。所以他才會在《君子所思行》中寫下“天道有迭代，人生無久盈”，王朝的更迭是天道，不關我事；而人生苦短，不抓緊時間建功立業就來不及了。
魏晉時期士族的特點是希望得到物慾的滿足，也希望有瀟灑的精神享受。所以陸機才會說“取樂今日盡歡情”，才會去追逐名利，實現他“配天光宅”的理想。
因為陸機出身南方世族，在西晉官場經常受到排擠，雖然他滿腹才華，但仍得不到重用，因此陸機的心裡是非常悲苦的。他在《遂志賦》中寫道：“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所以他的處境很艱難，心情也很苦悶。這些就使得他的詩文有了兩種不同的風格。在與權貴們的唱答詩文中，他對權貴們阿諛奉承，大拍馬屁，價值並不高；而以抒發自己內心感懷的作品則沉鬱蒼涼，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三、詩歌的變革
魏晉之前的詩，多以言志為主。正如《莊子》所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也就是“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自漢代獨尊儒術以後，儒家又將詩與感化世人，移風易俗，為儒家正統觀念服務相結合，這使得魏晉之前的詩歌受到儒家倫理道德的約束，詩歌只是為統治階級宣傳教化服務的一種工具。
魏晉時期，天下大亂，儒學式微，社會上道家思想流行起來。特別是玄學興起之後，又將儒道釋三家的思想相融合，對文學風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這一時期，許多讀書人衝破了禮教的約束，他們的文學創作中，更加重視個體情感，形成了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就連身為統治者本身的曹丕也提出“詩賦欲麗”的觀點，認為詩賦要華麗精美，追求美學上的享受。
陸機是這一詩歌變革時期的主將。他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指出詩歌要緣於情感，這是詩歌從“言志”到“緣情”的一個重大轉變。
在陸機之前的儒家傳統詩歌中，雖然不是一點個人感情色彩也沒有，但“志”是佔主要地位的。詩言志其實就是以詩載道，“情”是屬於從屬地位的，“發乎情止乎禮”。這種傳統正是被陸機為代表的魏晉文人的“詩緣情”所打破。
陸機的詩，是在文學覺醒的背景下產生的，強調抒發個體情感，這個“情”的範圍很廣，既有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也有鄉土之情、思念之情。
西晉統一三國之後，陸機不得不為了出仕，遠離故土來到洛陽做官。作為一個世代在南方生活的人，他在洛陽常有思鄉之情。他在《悲哉行》中寫道：“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生。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陸機書法
這首詩以描寫景物入手，從景物與季節的變遷來表達了他傷春思鄉之情，有著強烈的思歸感情。正如後人評論的那樣：“入洛之後，思歸憂切，正其憂之至也”。
與陸機交往密切的江東顧家的顧秘，是幾乎與陸機同時入洛陽的南方士族子弟代表。在洛陽期間，兩人相互照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顧秘被任命為吳王郎中令，要離開洛陽赴任時，陸機寫下了一首送別詩，將朋友間的離別傷感之情和殷殷勉勵化做詩句，充滿了朋友間的勉勵與關愛，讀來令人動容：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跡翼藩後。改授撫南裔。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魏晉的官員們
陸機的詩，還有一類是記錄自己仕途沉浮，功業不成的傷嘆之情的。他雖然才華過人，但總因為出身南方，而始終得不到西晉朝廷的重用，又常遭北方士族集團的排擠與打壓，心中充滿的憤慨和不平。同時又擔心韶華易逝，人生無多，自己何時才能建功立業？這些複雜的感情交織在一起，讓陸機將自己的悲憤和鬱悶之情融於詩中，創作了許多飽含深情的詩句。
在《隴西行》中，陸機寫道“我靜而鏡，民動如煙。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世鮮興賢”，這短短十幾個字，將自己有才不被用的鬱悶和對功業的期待寫得躍然紙上，充滿了懷才渴用之情。
陸機是最早將蕭瑟的景物用來襯托悲涼心情的詩人之一。他善於用風雪、蒼猿、枯木、飛鳥等景物抒發內心，或表達分別的酸楚，或表達思歸的徘徊。他最喜用《輓歌詩》，借死者之口，用淒涼的語調和幽怨的文風，抒發自己的心境。
總體來說，陸機的詩歌感情豐富，既有思鄉之情，又有朋友之情；既有政治上的哀嘆，又有功業難成的惆悵。他的詩或因情感物，或借物生情，是“詩緣情而綺靡”的代表，也是改變詩歌內涵的先驅之一。
四、時人的評價
陸機的才華也得到了當時許多文人的承認和推崇。雖然陸機仕途不順，但在文壇的地位還是得到了普遍認同。
賈謐是當時頗有名望的重臣，他十分欣賞陸機的文才，曾委託另一位大才子潘安做過一首詩送給陸機。
在這首潘安代筆的《贈陸機》中，潘安用“婉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雲誰，諮爾陸生。鶴鳴九皋，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名上京”來稱讚和肯定陸機的文才，用“鶴鳴九皋”來形容陸機的卓而不群，用“播名上京”來預言陸機必定會憑藉才華名噪洛陽。
張華
張華是西晉的另一位大佬名臣，他對陸機則更為賞識。他認為陸機的詩“天才綺練，當時獨絕”，就是蔡邕復生，也不過如此。所以張華待陸機以賓禮，與以朋友相稱。要知道張華當時是西晉元老，擔任司空要職，也是文壇的大佬，這份肯定代表的是當時西晉整個文壇對陸機的認可。
西晉文壇的另外一些傑出人物如夏靖、潘尼都對陸機的文才十分欣賞和欽佩。夏靖認為陸機的才華是他“經緯三墳，錯綜眾書”不斷努力的結果，潘尼則將陸機比喻成幽蘭蕙草，說“彼美陸生，可與吾言”，自己與陸機相比，竟寫不出一首水平相當的詩來回贈陸機，只能用口頭表揚來表示自己對這個年青人的認可。這固然是潘尼的自謙之言，但從中也可以看出，陸機對西晉初年的詩壇的影響力有多大。
五、文學史上的地位
劉勰在《文心雕龍》裡評價陸機的詩“高詞迥映，如朗月之光；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秀”，他是西晉初年文壇上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大詩人。
陸機之前，詩壇以樂府詩為主，基本都是四言詩。四言詩源於民間傳唱，主要依靠分章複句的迴旋反覆造成一詠三嘆的韻味，儒家的《詩》三百就是四言詩的代表作。儒家重視詩的教化意義，援引賦比興之於興觀群怨的德化宗旨，在四言詩身上賦予了“匡諫之義”，使得四言詩整齊一律，雄渾大氣，能發揮強烈的社會作用。
陸機雖然也有不少四言詩，但他的成就最主要還是在五言詩上。四言詩與五言詩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陸機使詩歌在聲韻上發生了由整齊雄厚向多情綺靡的轉變。
四言詩朗讀的時候，是兩字一頓，節奏鮮明，但是變化少；而五言詩加入了一個音節，形成了兩個雙音與一個單音的交替，有著清濁相間、抑揚互變的特點，更加富有變化。陸機甚至進行了六言詩和七言詩的嘗試，他的六言詩如《從軍行》、《董洮行》相比四言詩，聲韻上更加豐富華麗，朗朗上口。
陸機的詩辭藻華麗，注重排比對偶，開了六朝風氣之先。有一種說法說陸機是六朝駢文“用意俳偶”的第一人，他的《赴洛道中二首》“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高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睡，振衣獨長想”是句句綺靡，舉體華美的典範，對駢文體的影響極大。
魏晉士族
“詩言志”到“詩緣情”的變化，其實就是由典重到綺靡的變化。這些變化對詩歌來說是整體性的，也是顛覆性的革命。無論是體裁、聲律，還是修辭手法，陸機的詩都起到了引領作用。，有著“天才綺練，當時獨絕”的美譽，後來東晉和南北朝時流行的以華麗為冠冕的詩歌和緣情綺靡的文壇特徵，都與陸機有著解不開的關係。
在魏晉四百年的文學進程中，陸機是改變魏晉詩風的大詩人。秦漢詩多言志多教化，建安詩多慷慨悲涼，而陸機引領的“太康文學”則形成了輕綺靡麗之風。這股風氣越演越烈，到了南朝時達到了極致。因此在文學史上，陸機的詩“導齊梁之先路，綰兩晉之樞機”，雖然陸機的綺靡之詩風在隋唐之際得到了扭轉，但他的“詩緣情”從此成為後來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的組成。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
肖滌非《漢魏六朝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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