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福柯的身體概念頗受女性主義學者的青睞，原因之一是他對於身體的權力解構，他相信性別並非身體的內在自然屬性, 而是特定權力關係的產物，這一觀點顯然與“社會性別”，甚至巴特勒的“性別表演”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儘管女性主義學者熱衷於利用福柯的反本質論身體概念解釋女性壓迫問題，但也指出他實際上忽視了身體的性別屬性，存在著“性別盲點”，而且福柯的身體概念最終可能導致對於行為者的被動解釋，這自然與女性主義的目標相左，因為後者要重新發現女性並呈現她們的體驗。
福柯的身體概念對性別理論的重要貢獻
20世紀90年代初，女性主義學者洛伊斯·麥克內（Lois McNay）發表《福柯式身體及其對體驗的排斥》一文，從女性主義視角討論了福柯的身體概念，表達出女性主義學者對於福柯理論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
首先，她認為福柯強調了歷史、權力關係對於身體的影響。身體不僅是福柯理論的核心概念，也是法國後結構主義的核心範疇，後結構主義對於傳統的二元論思維體系進行解構，這種解構分兩個步驟進行：其一是把等級制的二元結構，如精神和物質、理性和情感倒置過來；其二是證明長期以來二元論聲稱的相互排斥的對立因素實際上是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的，例如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把抽象的、前話語的主體置於中心地位，把身體和情感理解為精神和理性的對立物，而福柯則通過討論歷史對這一觀點進行解構，並由此闡釋身體概念。
在《尼采、系譜學和歷史》一文中，他批評傳統的歷史觀，認為它主要被某些形而上學概念，以及從主體哲學演繹出來的假設所主宰，這種傳統或“整體”歷史觀採取一種“超驗性神學”的方式把事件插入到普遍的解釋方案和線性的歷史結構中來，因而是一個虛幻的整體。福柯認為，歷史並非是連續性地發展，並通過一個理想的方案來運作。相反，它是各種權力不斷鬥爭的結果，身體被置於不同權力鬥爭的核心。身體通過圍繞著自己發生的戰爭不斷地被塑造。因此，身體是一個反本質論的術語：在人們身體上沒有任何東西足以穩定到能夠成為自我承認和理解他人的基礎。麥克內認為，福柯的這種身體概念為女性主義的相關思考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所有後結構主義對這一主題的論述中，當屬福柯最受女性主義關注，因為他堅持認為，身體是一個特有的歷史和文化實體，而不是如同德里達等人一樣把身體視為普遍哲學中的一種隱喻。
其次，麥克內也看到，儘管福柯對身體採取一種反本質論的理解，但他也把身體想象為一種具體的存在，並沒有忽略它與生物學和前話語具有本質聯繫的物質性，這對於女性主義從性別和社會性別角度理解身體也具有重要意義。身體概念一直是女性主義分析性別壓迫的核心，因為父權制文化正是通過強調男女身體方面的生物學差異，才使性別不平等獲得合法化地位——強調身體是自然的，女性在生物學上劣於男性，因而這種自然化的身體便成為使性別壓迫合法化的工具，因而女性主義在解釋身體概念時就面臨一個困境：如何在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區分中說明身體概念？
在早期思考中，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堅決拒絕女性普遍的母親身份，認為這是異性戀為所有女性強加的社會命運。然而，麥克內卻認為，在福柯的影響下，今天的女性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更為靈活，既把母親視為父權制主宰的主要支柱，也把它看成女性身份的來源。這也代表女性主義對於身體概念認識上的一種進步——既非基於一種固有的生物學本質，也不把它僅僅視為社會建構的結果。相反，身體被理解為一個交叉點——把生物學與社會、政治權力與主體性交叉起來。身體的這種雙邊性也關係到對女性身份的建構，女性身份正是在這種由身體體現出的性別與社會性別的交叉中建構起來的。
再次，福柯也讓人注意到，權力關係對於性別的建構也體現在對於身體的規訓、壓抑和控制方面。他認為權力安置直接與身體、功能和生理過程掛鉤。人們不可能在文化意義之外認識身體的物質性。儘管心理衝動和身體的內驅力可以成為性別身份的入口，但這些驅動力並非是前社會的，而是在社會性別意義網絡中形成的，既然身體不能根據純粹的本質來認識，性別解放也不能離開權力關係。因而，麥克內指出，福柯關於性別是對社會關係建構的觀點不僅激勵女性主義學者研究女性身體與女性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也同樣刺激人們對於男性問題和男性身體的研究。
福柯在性別問題上亦存不足
雖然福柯的身體概念對於女性主義身體與性別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麥克內也強調，女性主義也必須注意到福柯在性別問題上的一些不足。對福柯理論的一種批評是認為他並沒有意識到對於身體的規訓所具有的社會性別本質，這直接導致其理論中的一個“性別盲點”。正如女性主義學者桑德拉·巴特基所分析的那樣，福柯沒有解釋男女兩性如何與現代生活體制發生不同的關聯，如果他真的相信並不存在自然的身體，那麼也需要說明社會如何通過性別技術使性別分工永久化了。通過分析各種指向女性和女性身體的實踐和話語，巴特基意識到女性身體如何通過“針對女性的規訓體制”被規範和控制。麥克內贊同巴特基的這種解釋，認為福柯的《規訓與懲罰》一書明顯體現出這一“性別盲點”，把一種同構的權力關係直接應用於男女的身體，而沒有試圖把男女兩性身體區分開來。女性的身體概念是模糊的，如同女性概念一樣總與“人”和“男性”並列，然而要分析女性身體，就必須要考慮針對女性身體的規訓技術，例如“癔病化”等等，同時也要考慮女性身體的歷史如何通過男性身體的歷史來把握，轉而又如何與社會中出現的其他變化相聯繫。
麥克內還看到，福柯身體概念的另一個侷限性在於僅僅強調社會權力關係對性別和身體的塑造，而沒有突出女性的主體地位和自身的體驗，繼而把具有自主能動性的社會行為者降至一個被動的身體。而女性主義理論的終極目標是發現和重估女性的生存體驗, 重建女性的主體性和自主性，這也證明福柯身體概念中存在著“性別盲點”。
然而，麥克內的這一評論似乎沒有悟出福柯把身體與權力關係相聯繫的另一層含義：即他看到壓抑總會遇到不同的抵抗形式，“不存在沒有抵抗的權力關係，而這種抵抗通常是更為真實和有效的，因為它剛好發生在權力得以行使的地方。”從這一意義上說，福柯身體概念體現出來的“反本質論”是對以“自然化”為名所呈現出來的權力關係的一種抵抗，而女性主義對於福柯這一理論的批評既是對這種抵抗的延續，也是對於這種權力關係的打破與重建。
作者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本文來源於中國婦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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