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老師。
大姐已經人到中年。陪伴大姐走過歲月、進入中年的有兩樣東西：病和教書。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見也最難逾越的深淵，教書則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少的柺杖。教書在大姐，佔了她生命很大一塊黃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而病從她十三四歲就已開始，似乎她的生命之河裡，總有一股被疾病浸染過的渾流。
我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疼痛時不絕於耳的哭聲，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線昏暗的屋裡，一家人在一牆之隔的正間發愁，大姐穿透牆壁的每一聲尖叫，都深深地刺在父母的臉上，使父母親那本來瘦削缺血的臉，更顯出幾分蒼白。所患何病，跑遍了鄉間的醫院，求遍了鄉間的良醫，也無從知曉。那時候，抬著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陽治病，在鄉村是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卻已是三番五次。不記得我十幾歲以前，上房的窗臺上，有什麼時候斷過中藥的藥渣。每次放學走進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窗臺上有沒有新倒的藥渣。好在那泥土的窗臺，從沒使我失望過，因為有新的藥渣，就肯定有幾顆做藥引熬過的紅棗。
我們家的家教很嚴，但不知為什麼沒教育出我叫哥喚姐的習慣。有次我又去窗臺上撿熬過的紅棗吃，大姐便抓了幾顆紅棗給我，母親見了，說：“讓他喚聲大姐再給他。”大姐便把那紅棗擎在空中不動。我僵持半天，最終也沒叫出那聲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淚水，把紅棗塞在我手裡說：“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至少能給弟做一雙鞋穿，我卻有病，拖瘦了家裡的日子。”從那一刻起，我下決心再不喚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時光流逝了十餘年，我卻始終沒喚她一聲大姐。
大姐的病見好轉，是在我十餘歲以後。如今只記得在大姐的苦痛聲中，父親和他的朋友悶了半晌，來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車，後搭火車，朝著遙遠的省會鄭州奔去了。其間，不斷從鄭州捎回要錢的口信，我便幫著家人先賣糧食，後賣樹木，最後賣了奶奶的棺材板。幾個月後的一天中午，陽光爽爽朗朗灑了一地。我從學校回家，突然看見大姐端端地坐在陽光裡，人雖瘦得如一把柴草，臉上卻盪漾著甜潤潤的喜色。她拿一把小糖給我，母親在一邊說：“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然沒能叫出那聲大姐。在接那糖時，母親過來厲聲說：“日後你大姐要教書了，是老師了，你再喚她的名兒，我就不讓你吃飯。”聽說大姐要做老師，儘管是民辦學校的，儘管是教小學低年級，仍使我充滿驚愕和敬意，並懷上了對大姐深深的內疚：沒有料到，我還沒有學會喚姐，她卻成了老師。我知道我沒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沒有能力叫她一聲老師。於是，我就常常躲著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說話機會。
學校在鎮外的一個蘋果園裡，離我家二里地左右。從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著。剛丟下飯碗，學生都還在路上，她已經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門口，翻看她要講的課文或講義；放學時候，學生都已到家端起了飯碗，大姐才拿著課本或夾著學生的作業，搖著她虛弱的身子，蹣跚地走在鎮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時，時常拿手扶著那做了四個小時手術的腰，就像扶著一截將要倒下的枯樹。我總擔心，她的手離開時，她會倒下，可她硬硬地挺著，給家裡支撐出了幾年平靜的日子。在那段日子裡，她只是往腰上貼膏藥，很少喊疼。父母千方百計地讓她教書，也只是為了讓她有一份輕些的活計，誰料到了年底，她竟回來說，期終考試，她班裡的學生在全校平均分數最高。母親說：“你別累犯了腰病。”她說：“也不能誤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親說：“你有病，講課累了可以坐著講。”她說：“當老師的坐著，那在學生們面前像什麼樣子。”母親說：“總有一天你會累病的。”她說：“不會的，我的病好了，除了颳風下雨，沒啥感覺。”
然而，不幸的事被母親言中了。幾年後，她在一次輔導學生升級考試時，昏倒在講臺上。抬至醫院，才發現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上、膝蓋上，幾乎身上所有的骨關節處，都貼有膏藥，花花一片，如雨前濃濃淡淡的雲。望著那白雲、黑雲似的膏藥，我立在病床前，心裡翻動著滾燙的熱意，如同一河緩緩流動著的夏天的水。這時候，大姐醒了，動了動嘴唇，吃力地睜開了眼，望著床邊的水瓶。
我說：“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過頭來，眼角噙著淚水，拉住我的手問：“你叫我姐了嗎？”我盯著大姐瘦臉上泛出的淺紅，朝她點了點頭，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蒼白的笑……
從那時算起，已經過去了二十年的光陰，現在的我和那時的我大不相同——離家當兵，入黨提幹，成家立業，學寫小說也到了無論自己多麼羞愧，依然被稱為“作家”的田地，連叫大姐都已習慣到不叫反而很難啟口。然而大姐除了年齡的變化，臉上佈滿了人生的艱辛外，再沒什麼異樣了，依舊是終日拿著低年級的課本，或夾著學生的作業，在通往小學的路上搖著她虛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她回來對母親很平淡地說句，她們班的學生，考試時平均分數最高或升級率最高什麼的。再有變化的，就是大姐依舊扶著貼了膏藥的腰身，走過的那條路的路邊，雜草隨著她蹣跚的腳步，二十餘載地枯枯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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