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饑荒一般指的是1942年7月開始到1943年春發生在河南的旱災。平息大旱之後，又遇蝗災，由於河南地處前線，有下級瞞報、政策失誤、交通堵塞等原因，導致饑荒遍及全省111個縣。
1942年的河南正在飢餓中煎熬。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1942年，河南大饑荒造成300萬老百姓餓死。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國軍隊在抗戰中死傷人數的總和。如此大的民族災難當時卻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下湮沒在歷史深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河南有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駐防，而這幾十萬人的糧草補充，全靠自己省內解決。
1938年，黃河決堤氾濫，這讓我們記住了洪水，記住了蔣介石，更記住了日本。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讓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所屬44縣5.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黃河水淹沒，我們暫不考慮此次洪水對日軍的影響，應該考慮的是89萬河南百姓。黃河水退後，形成了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了沙灘，黃泛區很多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國統區，加重了國統區人民的糧食負擔。此後黃河水連年氾濫、決口。大水之後，撂荒的土地又發生了蝗災。莊稼被啃個精光，眼看著僅存的一點莊稼被毀，百姓有苦難言。河南水利基礎設施的毀壞使得百姓完全無法抵禦1942年到來的大旱和蝗災。
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
蔣介石的“以水代兵”就是著名的、抗戰期間的“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花園口決堤，又稱花園口事件、花園口慘案，是中國抗戰史上與文夕大火（長沙大火）、重慶防空洞慘案並稱的三大慘案之一。1938年5月19日，侵華日軍攻陷徐州，並沿隴海線西犯，鄭州危急，武漢震動。6月9日，為阻止日軍西進，蔣介石採取“以水代兵”的辦法，下令扒開位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市區北郊17公里處的黃河南岸的渡口——花園口，造成人為的黃河決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黃泛區，史稱花園口決堤。
給日軍造成了多大的損失，是由中日雙方不同的數據公佈的，日本講的是7000人，而國民黨講的是20000日軍。但是黃河從花園口扒口處南流後，泛流河道成了一道“軍事分界線”，東面被日軍佔領，西面為國民黨控制，兩岸先後修築東、西堤以防泛水。國民黨在西堤險要處構築軍事防禦工事，力圖“以黃制敵”。日軍機械化部隊被迫改變進攻的路線，改由山路和沿長江逆流進攻武漢。
從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時間，河南兵糧的貢獻都是全國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賦稅數額，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財力已經枯竭，許多農民破產逃亡。其實就是在風調雨順的時候，河南農民在交糧納賦之後，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雜糧度日，更談不上任何儲藏。當時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甚至完全絕收，一場特大的饑荒就爆發了，這決不是偶然。
災期食品
從1941年開始，地處中原的河南就開始出現旱情，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已經“絕收”，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1942年，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這時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在許多地方出現了 “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隻吃死屍，後來殺食活人也屢見不鮮。轉眼下一年，緊接著又是一場特大的蝗災，連番的自然災害導致了一場幾乎遍及整個河南的大饑荒。飢餓如魔咒一般降臨到3000萬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萬人的生命，迫使300萬人流落他鄉。
災民
然而，國民政府對此似乎瞭解無多，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徵不減。事實證明，一旦政府採取種種有力的賑災措施，災民得到救濟，死亡人數便迅速減少。
河南大饑荒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河南省惡劣的抗戰環境。
儘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饑荒的導火索，但是旱災本身卻無法導致如此嚴重的饑荒。在一份日期為1943年9月27日的報告中，視察災情的政府專員張光嗣總結了河南饑荒嚴重的四個原因：糧食價格的快速上漲，軍糧的沉重負擔，土地貶值太快使得農民即使賣地都無法生存，地方官員挪用救災糧款的瀆職行為。
而學者們的研究總結了大饑荒爆發的幾個關鍵因素：戰時糧食的減產，中日軍隊在河南封鎖交通線造成的運輸困難，1938年黃河決堤後對農業區的破壞，通貨膨脹引起的糧價飛漲，強徵軍糧來供應河南境內的軍隊，以及政府救災不力。
1942年春夏，大旱席捲河南的大旱。隨著1941年冬小麥在5、6月份的歉收，河南當地媒體在當年7月份就開始發出災荒警報。極端高溫和持續無降水天氣殺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種秋季收穫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歉收嚴重，產量只有戰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942年河南糧食產量比戰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
抗戰爆發不到一年，日軍佔據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領土。1942年春天旱災開始時，日軍佔據著河南111個縣中的43個；國民黨部隊控制著其餘68個縣，勢力範圍位於黃河以南，賈魯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區；中共的部隊則活躍在豫北和豫東地區的抗日敵後根據地。戰爭導致的混亂局面使得糧食大幅減產，地方糧倉體系的衰敗使得農民面對旱災時愈發脆弱。[17]根據學者對戰前和戰時政府農業產量數據的分析，1941年河南國統區的農業產量比戰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則下降了40%。在1943年，春秋兩季的農業產量開始回升，但是年度總產量依然比戰前平均水平低了20%。糧食產量直到1944年才回歸正常水平。
戰時通貨膨脹是導致大饑荒的另一個因素。張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國民政府派到河南視察災情。根據張的報告，由於旱災導致糧食短缺，糧價的居高不下使得當地百姓無力購買外省運入的糧食。戰前小麥的價格是每市鬥0.6元，到了1942年麥收前小麥的價格達到每市鬥20元，1943年麥收時小麥價格躥升到每市鬥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為戰時河南的通貨膨脹提供了更多數據。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陽的消費價格指數為100，到了1941年12月這一數字上升到2029.5，20倍於戰前。1943年，連陪都重慶在經歷惡性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令賑災款的效力大打折扣，災民在大旱中更難生存。
當時，一名叫格蘭姆·貝克的美國畫家，剛好來到這座城市，他看到，“那些轟炸機整天在上空盤旋、俯衝、活像一群馬蜂在折騰一隻鼴鼠”“這城市就像個把木板拿開而現出原形的螞蟻窩，人們在連滾帶爬地亂跑”。
在塵土飛揚中，在越來越高的警報器的調門所製造的恐懼之中，到處都是驚慌失措出城逃難的人們。傍晚，當敵機遠去的時候，“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滿了從洛陽出來的緩慢蠕動著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車、人力車、排子車、汽車。……人們的叫罵呼喊傳到遠處的田地裡，混成了一種持續不斷的低沉的音響，像只受傷了的野獸把血淌進一條長河時的沉吟。”（格蘭姆·貝克《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
國民政府去哪兒了？
在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的快速發展期中，國民政府事實上已經積累了一套相當成熟的應急救災體系。
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翌年，西北的大旱曾令當時的國民政府手足無措。之後國民政府在1930年10月公佈了《救災準備金法》，規定國民政府每年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1%為中央救災準備金，省政府每年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2%為省救災準備金。
1931年，江淮流域暴發百年不遇大水災，災情遍及23省。南京國民政府乃改變以往救災政策，以中央政權為中心，制定計劃，動員全國人力物力，將整個救災過程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下，並設立專門的賑務委員會，專門負責賑濟事務，其委員長一職由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任。
江淮水災的救援，被國民政府財政顧問楊格認為是“有效的大規模行動”。
從確立救災制度，到全國動員，乃至賑災方式的創新，國民政府在其後的數年間積累了足夠多的經驗和教訓。1942年的各種警報顯示，對於剛剛遭受過水災的河南來說，當年的旱災是一場巨大災難的開始。
但這一次，當足夠多的災難信息開始預警的時候，中央政府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重慶曾向蔣介石報告河南災情，蔣聽後要李趕快去見何應欽，但何的反應卻是：“災情是不能隨便報的，鄂西有災，因為地方政府有報告，河南方面未見地方政府報告，何來的災情？”
國民政府的最高統帥蔣介石顯然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和彙報，但他的反應更加出人意料。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裡回憶稱，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
蔣介石
蔣介石生氣自有道理。此前的1941年，為了穩定戰時經濟，國民政府要求田賦徵實，這一年河南在受水災的情況下，田賦徵實小麥108萬擔、徵購305萬擔，分別佔全部國統區徵實、徵購小麥的34%和36%，均為後方各省第一。
1942年10月的參政會上，國統區21省中照核定數額完成徵收者僅有11省，而僅有半壁江山的河南亦名列其中。國民政府糧食部長徐湛特此對河南糧政局進行了表揚。
這樣一個徵糧業績如此優秀的省份，怎麼可能突然之間就變成了災區呢？
不惟蔣介石不信，國民政府的高層人士中，對河南災荒的真實成分持懷疑者不在少數。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主持召開全國糧政會議時，心情相當不錯，除了“天助”，他在演講中列出的有利因素還有“人助”——來自美國的5億美金的援款。同一天，蔣介石的光輝形象出現在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上。
蔣介石認為，“天助和人助都有了，但還需要自助”。
“我們的政府對於人民真是所謂仁至義盡，如果連到這一點徵糧的要求都持異議，未免太不自助了。這樣的人不惟政府無法寬容，就是社會全體亦應鳴鼓而攻，羞與為伍。”蔣介石對各地的糧政局長們說，“抗戰已經五年，政府對於人民有餘的糧食，仍舊沒有廢止市場交易，在合法範圍內，仍許其自由買賣，而且關於徵收徵購的辦法，還很虛心的向地方徵求意見，現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戰時的國家，無論何國，亦找不出如此寬大為懷的一個政府。”這真是過於直率的肺腑之言，翻譯一下這位統帥的言下之意：考慮到在打仗，政府的糧食政策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老百姓不主動納糧，那就是全社會的敗類，應該馬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
各省的糧政局長們聽明白了，他們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壓力。
災荒中的河南開始叫“苦”連天，有些地方農民已經開始吃草根、樹皮，卻仍要面對新一輪的徵購。1942年8月，河南省災情調查委員會公推劉基炎、任劭魯、楊一峰三位代表組成災情請願團，前往重慶謁見蔣介石。但蔣不僅拒絕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之後，楊一峰發現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竟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蔣介石並未注意到他的前線戰場上正在發生的災荒，或者說對這一切視而不見。他最關注的事情“一是徵兵，二是徵糧”。
早在1941年的參政會上，河南代表就呼籲對河南減稅和請求救濟，但是在蔣介石看來，這可能是地方逃避徵糧之舉：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紳，文電紛馳，申報水旱災況，或稱赤地千里，或稱田廬漂沒，一方請求豁免徵購，一方請求鉅款賑濟，然究其實際，則其間多數地區，雖或略有災歉，大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過甚其詞，張皇入告。操其心跡，官吏則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徵課之責任，或竟假以結好於富豪，士紳則藉報災荒以期市惠於鄉里，或竟假以規避其本人納課之義務……
1942年8月，當時的河南省災情調查委員會公推劉基炎、任劭魯、楊一峰三位代表組成災情請願團，前往重慶謁見蔣介石。但是蔣不僅拒絕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
蔣介石為什麼不相信千里來報災的豫人代表？關鍵原因應該在於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許昌分團幹事長的楊卻俗在1970年的回憶中披露了一個細節：
楊委員（即楊一峰）十日下午在電話中所告訴我的事情是：一、他們在重慶查出了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穫還好。
李培基
李培基是出於什麼原因撒謊？楊卻俗提到了另一個人，河南省糧政局秘書、後來做到河南省糧政主管的於鎮洲：
第一戰區長官蔣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糧政局長盧鬱文等三人分負豫省軍、政及糧政責任。河南地處抗日戰爭最前線，徵兵徵糧，夙為全國之冠，省政首長屢蒙嘉獎。1942年，二麥出穗開花之時，遭受天氣突變之影響，秀而不實，麥苗雖甚茁壯，結果收成毫無。以黃泛區扶溝、許昌為中心，周圍數十縣份，紛紛報災，省政當局以麥苗茁壯，誤認各縣系避免多出軍糧，故意謊報災情，公文往返，拖延堪查，不肯據實轉報中央。
蔣介石因擔心軍糧問題，於1942年秋親往西安召開前方軍糧會議。河南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把河南饑荒反映給了蔣介石，結果遭到申斥。直到1942年10月6日中央才決定派兩名大員張繼、張厲生來河南視察和開展賑濟，以宣“中央德意”。18日，二張抵達洛陽，當地2000餘代表到站歡迎，災民們也以為救世主來了，紛紛前往。22日，洛陽會議：
張厲生首先發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災，但軍糧既不能免，亦不能減，必須完成任務，有災亦應救，但不能為救災而減免軍糧，救災、軍糧是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同時亦不應對災荒誇大其詞，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而亂國際視聽。
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後來跟《大公報》總編王芸生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得緩免。”
國民政府農林部、糧食增產委員會之後的統計顯示，1942年河南的稻穀收成在四成上下，而實際收成僅有一成，這個數字則是河南當局虛報而至。
河南的確在瞞報，蔣介石猜對了開頭，但卻猜錯了結果。
於是，在災情快速蔓延的同時，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員分頭出發，一面督催軍糧，一面視察災情。時任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仲魯後來回憶說，前一任務才是主要目的。他從洛陽出發，一路調查滎陽、鄭縣、新鄭等六縣徵糧與災情。在滎陽的官紳會上，縣長左宗濂怕完不成徵糧任務而哭起來。在鄭縣，縣長魯彥談到李姓一家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投河自殺時，痛哭失聲，跪地叩頭，求免軍糧。
張仲魯更親眼目睹方城城外的人市，“一對夫婦，無法生活，妻被出賣，當分手時，妻呼其夫說：“你來，我的褲子囫圇一些，咱倆脫下換一下吧。”夫聽此話，大受感動，抱頭痛哭說：“不賣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電影《1942》截圖
成千上萬的災民開始逃離故土，遠在重慶的《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得到不少傳教士發來的消息，他在這一年10月26日發出的報道中稱，“兩萬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區正陷入飢餓之中。男人和女人們正在吃樹皮和草根，腹部腫脹的孩子們被賣掉換取糧食。數千人已經死去，數十萬人走投無路，千萬人面臨著一整個漫長冬天的大饑荒的折磨。其原因為：1.日本人，他們在撤退前毀掉了地裡的莊稼。2.上帝，他拒絕給麥田降雨。”他忘了加上第3個原因——“國民政府”，當災難向著更為嚴峻的方向發展時，國民政府高層的一系列錯誤判斷和決策，更像是火上澆油。
早在1942年7月的那篇社評中，《前鋒報》就曾指出，“如果政府坐視不理，一任其如往時一樣的浪費，那麼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遺即輾轉於飢餓線上，或餓死，或流徙，北戰場上亦將無協軍抗敵之人了。事甚嚴重，情亦甚迫，吾人決非故為大言，以聳聽聞”。
1943年1月17日，《大公報》戰地記者張高峰從葉縣、湯恩伯指揮部駐地寄出了通訊《飢餓的河南》，2月1日大公報以《豫災實錄》刊出。多年後，張高峰還仍認為自己的標題更有衝擊力。
在河南已經恢復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時代。賣子女無人要，自己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在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鬥糧食……
災民
第二天，2月2日，時為農曆臘月的二十八，重慶人正為歡度春節而忙碌，《大公報》那篇令蔣介石憤怒、令讀者震驚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見報了：
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政府對重慶，也許將寬厚到底；但我們重慶人，卻必須深切自省，莫太徵逐物慾，在這燈紅酒綠百貨上市準備過年之時，應該勉抑酒食之慾，稍節饋贈之資，以移賑河南災民。如此，還可以稍減輕我們的罪戾，略略安慰我們的良心！
大公報
蔣介石當即下令《大公報》停刊3天（有考證稱當局並沒有禁止報道饑荒。據王世傑1943年2月4日的日記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實原因是：“《大公報》因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受停刊三日之處分。”《大公報》被處罰之前與之後，對河南災荒的報道未中斷，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後，大公報仍在繼續報道河南災荒，其報道至少持續到該年6月20日，當日刊發了張高峰的前線報道《災後話農情——河南新麥登場》）。
《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和泰晤士報記者合裡森•福爾曼決定前往河南採訪。1942年2月上旬，他們坐手搖巡道車到洛陽。隨後又坐卡車，復騎馬前去鄭州。兩位記者到達鄭州的前一日黃昏，天即下起大雪。途中，他們的馬差點踩到幾個夜宿雪地的逃荒人。
白修德
白雪覆蓋的鄭州，碎石鋪成的街道充滿了衣衫襤褸、人形鬼貌的饑民??當他們要死的時候就躺在爛泥和水溝旁待斃。一個姓馬的婦女試圖吃掉她的小女兒，嬰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證據。官府指控她殺了孩子並吃了她的肉。她辯解說是孩子餓死在先，然後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與災民的悲慘處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駐防在河南的軍隊依然在徵收糧食和實物供養自己，而當地每個政府官員也會按月得到定額的糧食。
令白修德和福爾曼意外的是，他們離開鄭州之前，當地官員設宴招待他們，菜餚異常豐盛：有兩個湯，有辣藕片、胡椒雞、荸薺炒牛肉，還有春捲、熱蒸饃、米飯、豆腐、雞和魚，最後，“我們還吃了3個霜糖餅”。
後來，白修德在著作《中國的驚雷》中再次回憶起了這頓飯：“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次日破曉，呈現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鄭州城，竟然渾似一個被死神統治的白色荒冢。該城原有12萬居民，遭日軍侵略破壞，災荒圍困，現在全市不足4萬人。3月22日，《時代》週刊以《等待收成》為題將災荒呈現在美國讀者面前。
沒有人知道和關心究竟有多少難民死在這條路上。據說自從秋天以來有200萬人沿著這條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萬人從這裡湧向西部。在河南3400萬人中，我們估計有300萬已經淪為難民。此外，還將有500萬人會在秋收季節前死去。
這時候宋美齡正在美國四處演說，白修德的報道使她又惱又羞。她甚至要求老闆亨利•盧斯解僱白修德，但盧斯拒絕了。白修德隨後通過宋慶齡的幫助見到了蔣介石。
亨利.盧斯
當我對這位總司令說到狗吃人而他卻矢口否認時，呆在前廳的福爾曼氣壞了，他被傳喚了進來。他的照片清楚顯示了狗站在路邊刨食死屍的情景。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他向我們道謝，說我是比他親自派出的所有調查員更好的調查員。
不久，白修德收到洛陽梅根神父的信，梅根透露，自別後，糧食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來，軍隊也拿出了一部分餘糧。整個國家都在忙著為災區募捐，錢從四面八方向河南涌來。梅根告訴白修德說：你將會永遠被河南所銘記。
1943年4月11日，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道：“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藥無費，病貧亦深者。華僑在粵，有鬻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莩在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呼！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撐。餘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這位國民政府的掌舵者終於承認了河南災荒存在的現實。他本應做更多事情來挽回一切，但這一天他暴露出自己的虛弱和無力，他祈求上帝來救他於危難之中。只是，這個國家留給他做試驗的時日無多。
促使國民政府最終行動起來的因素，除了真實的災情，恐怕還有顧慮國際影響，更實在的則是害怕影響即將開始的美國援助。但是當一個國家最終的決策者，要通過西方記者依靠私人關係突破重重障礙，才會重新判斷災情，做出救援舉措的時候，實際上則宣佈了政府行政體系的失敗。沒有可靠的情報系統，沒有負責任的行政官員，也沒有行之有效的決策系統——這一切的責任最終需要蔣介石來買單。
運送糧食的火車終於加快了速度。
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以蔣鼎文為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展開。9月16日，李培基迫於中央壓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9月28日，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提出“今後本府決定將救災一項，定為中心工作。”此後，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王曲軍事會議上，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並立即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
蔣鼎文
1942年9到10月間，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災工作的第一階段。其內容，主要側重於調查災情及救災計劃、辦法的擬定。調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縣災情實況，詳細記錄“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種戶口；具體的救災計劃和辦法則依據上述調查制定。
1942年9月後，隨著救災工作的展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相繼制定了《緊急救災實施辦法》、《獎勵各縣紳商富戶自動救濟災貧辦法》、《節食救災辦法》等政策法規。並設立難民收容所，較大程度上緩解了難民的無序逃亡。河南省政府衛生處抽調精幹力量，組織臨時防疫注射隊，為魯山等地的難民注射疫苗，減少了一些無謂傷亡。
1942年10月30日，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將所收集的河南災民所吃的榆樹皮、觀音土、雁糞等帶到大會上當眾展示，涕泣陳情，並領銜聯名提出了《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河南的災荒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確認，派要員前往勘察災情，賑濟災民。
河南1942年災情圖。紅色最重，黃色次之。白色為缺乏數據日佔區。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為救災的第二階段。此一時期，各項救災工作均已分別展開。中央發放了三次急賑款；河南省政府自籌賑款500萬，並在陝西購得麩皮300餘萬斤運回發放，地方亦籌款1000萬。針對流民開始實施各種以工代賑。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借了後方的囤糧3.5萬包，向湯恩伯部借糧160萬斤，軍隊節食麥300萬斤以及向陝西省購買的存麥2萬包，分別發放了下去；各縣所存的倉谷，勒令必須在1943年麥收之前全部散發給災民；其他如查封大戶存糧、設置粥廠、組織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對逃荒的災民，則根據其逃荒的主要路線沿途設置救濟站，供給災民吃住。
1942年，蔣介石親自下達手令，命河南省救災委員會沿隴海線，在重要地點設立粥廠，救濟西去逃荒的災民。後擇定廣武、洛陽、靈寶、常家灣、閿底鎮等5處各設一廠，統限1943年1月1日組織成立，開始收容西上災民。其經費全部由中央撥付報銷。自設立至結束，共耗費經費800餘萬元，救濟災民達55.8萬餘人。此外，省內各縣亦普遍設立粥廠，總計4289處，收養災民189萬餘人。
為救濟流民，救災委員會採取瞭如下幾項措施：一、由省府出面向陝、鄂、皖等省交涉，求其允許河南災民入境並賜予安置，災民可在火車站乘坐免費的火車前往陝西；二、指定管理流民計劃，令各縣對確無生路的災民，加以登記編組，發給證明文件，然後准許出境謀生，並在沿途指定人員管理或派員護送，以免滋擾。三、在洛陽組設辦事處，與潼關火車站一起專門辦理赴陝災民的運送事宜，並由省府出資在潼關火車站發放救濟費，災民每口發給伙食費5元。最終的移民結果，由省府遣送在洛登記赴陝災民約計318，500餘人；由各招待所遣送入鄂者21，966人（另有自主赴鄂者10萬餘人）。與此同時，省府還命令前線各縣，須“切實督飭所屬團隊協同國軍，在通往地區地點設哨盤查，制止良民逃往敵區”。
從河南全省縣政府到省政府全面出動，單1943年前由收容所遣送的難民總數達10萬人，而各縣組織登記發放到其他各省，如赴陝災民32萬，赴鄂災民2.2萬，另蔣介石令河南省府在隴海鐵路沿線設立粥廠救濟災民，各縣設立大小粥廠4000多處，河南八區開倉放谷給災民，總計達35萬石。從陝皖鄂總購進平糶糧2450萬斤，配發各縣。針對流向陝西的難民人數眾多問題，河南省賑濟會在全省各市設立了辦事處，主要工作是有序運送難民。省政府並致電陝西、湖北、安徽等鄰省，呼籲“各本救災恤鄰之旨，對豫民入境賜予安置”。 雖然政府做了相當安排，但臨近冬季之時，災民死亡率急劇上升。個別地方甚至發生了賣妻賣兒、易子而食等事件。
河南1942年大饑荒究竟餓死了多少人？最常見的數據是300萬，也有說500萬的。這兩個數據其實都來自記者白修德災區之行的揣測。白氏說：“我們估計有200萬到300萬難民從鐵路線逃出了災區，另外200萬人則已經死去。我們計算了一下，從我們在這裡的3月份起，如果新糧沒有像往年那樣正常收穫，如果到5月或者6月還不能接上，那麼將還會有200萬到300萬人被餓死。我在最後一週裡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災區預計將發生的死亡人數，最樂觀的估計，有500萬人已經或正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採訪的時間並不太長，所得資料也很有限，他的這些推測的數字，並無太大的參考價值。目前尚可見到的統計數字有兩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這份報告統計了河南82縣的因災死亡和逃荒人數，總計：死亡人數288006，逃荒人數1526662。但這份數據的真實性很成問題，因為1943年重慶已經將救災工作“明定列為各縣縣長及各級行政人員重要考成之一”，救災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職。各縣為表明自己的救災力度，對死亡人數和逃荒人數往往選擇儘可能少報。
另一份數據，來自收錄在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檔案中的《張光嗣關於河南省旱災情況及救災情形的調查報告(1943年9月27日)》。張光嗣此行，調查統計了河南29個重災縣的人口死亡數據，具體數據如下表：
▲河南各縣災區死亡數目之調查統計
<table><tbody>縣名
全縣人口死亡數目
縣名
全縣人口死亡數目
縣名
全縣人口死亡數目
孟縣
95121
禹縣
151028
長葛
58802
潢川
37392
滎陽
30347
尉氏
29654
新鄭
34353
密縣
34593
廣武
15875
汜水
14306
許昌
183472
魯山
13822
臨穎
79715
襄縣
118433
鄢陵
108498
臨汝
36446
寶豐
11539
郟縣
34458
郾城
40835
葉縣
103737
方城
38974
扶溝
44210
西華
51989
商水
25899
項城
32147
沈邱
12815
登封
23517
陝縣
19100
偃師
7916
總計
1484983
相對《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張光嗣的統計數據顯然要更為可信。但張氏的數據具體如何得來，目下也並不清楚。不過，在某些具體縣的死亡數據上，張氏的數字似乎是各種有來源的數據中最大的。譬如許昌縣，張氏的調查數據是18萬餘人；曾任三青團許昌分團幹事長的楊卻俗先生則回憶稱：“災後，政府作了人口調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鄉的，僅有28萬多，也就是比災前少了13萬多的人口”；而據建國後1953年許昌縣計劃統計科的資料，許昌當年餓死的人數則只有4.3萬。數據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懸殊，只能說，1942年大饑荒河南的死亡人數，至今仍是一個謎。
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的歷史真相還遠未揭開。對這樣一場複雜的歷史悲劇做道德判斷是容易的，但要做事實判斷，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下許多媒體所樂於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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