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饥荒一般指的是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春发生在河南的旱灾。平息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有下级瞒报、政策失误、交通堵塞等原因，导致饥荒遍及全省111个县。
1942年的河南正在饥饿中煎熬。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如此大的民族灾难当时却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下湮没在历史深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
1938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河南水利基础设施的毁坏使得百姓完全无法抵御1942年到来的大旱和蝗灾。
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
蒋介石的“以水代兵”就是著名的、抗战期间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
给日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是由中日双方不同的数据公布的，日本讲的是7000人，而国民党讲的是20000日军。但是黄河从花园口扒口处南流后，泛流河道成了一道“军事分界线”，东面被日军占领，西面为国民党控制，两岸先后修筑东、西堤以防泛水。国民党在西堤险要处构筑军事防御工事，力图“以黄制敌”。日军机械化部队被迫改变进攻的路线，改由山路和沿长江逆流进攻武汉。
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灾期食品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转眼下一年，紧接着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3000万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万人的生命，迫使300万人流落他乡。
灾民
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
河南大饥荒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河南省恶劣的抗战环境。
尽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饥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饥荒。在一份日期为1943年9月27日的报告中，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总结了河南饥荒严重的四个原因：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军粮的沉重负担，土地贬值太快使得农民即使卖地都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挪用救灾粮款的渎职行为。
而学者们的研究总结了大饥荒爆发的几个关键因素：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1938年黄河决堤后对农业区的破坏，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强征军粮来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以及政府救灾不力。
1942年春夏，大旱席卷河南的大旱。随着1941年冬小麦在5、6月份的歉收，河南当地媒体在当年7月份就开始发出灾荒警报。极端高温和持续无降水天气杀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种秋季收获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歉收严重，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
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1942年春天旱灾开始时，日军占据着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其余68个县，势力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区；中共的部队则活跃在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战争导致的混乱局面使得粮食大幅减产，地方粮仓体系的衰败使得农民面对旱灾时愈发脆弱。[17]根据学者对战前和战时政府农业产量数据的分析，1941年河南国统区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则下降了40%。在1943年，春秋两季的农业产量开始回升，但是年度总产量依然比战前平均水平低了20%。粮食产量直到1944年才回归正常水平。
战时通货膨胀是导致大饥荒的另一个因素。张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国民政府派到河南视察灾情。根据张的报告，由于旱灾导致粮食短缺，粮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百姓无力购买外省运入的粮食。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市斗0.6元，到了1942年麦收前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市斗20元，1943年麦收时小麦价格蹿升到每市斗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为战时河南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更多数据。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到了1941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2029.5，20倍于战前。1943年，连陪都重庆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令赈灾款的效力大打折扣，灾民在大旱中更难生存。
当时，一名叫格兰姆·贝克的美国画家，刚好来到这座城市，他看到，“那些轰炸机整天在上空盘旋、俯冲、活像一群马蜂在折腾一只鼹鼠”“这城市就像个把木板拿开而现出原形的蚂蚁窝，人们在连滚带爬地乱跑”。
在尘土飞扬中，在越来越高的警报器的调门所制造的恐惧之中，到处都是惊慌失措出城逃难的人们。傍晚，当敌机远去的时候，“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满了从洛阳出来的缓慢蠕动着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车、人力车、排子车、汽车。……人们的叫骂呼喊传到远处的田地里，混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的音响，像只受伤了的野兽把血淌进一条长河时的沉吟。”（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
国民政府去哪儿了？
在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的快速发展期中，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积累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应急救灾体系。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翌年，西北的大旱曾令当时的国民政府手足无措。之后国民政府在1930年10月公布了《救灾准备金法》，规定国民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1%为中央救灾准备金，省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2%为省救灾准备金。
1931年，江淮流域暴发百年不遇大水灾，灾情遍及23省。南京国民政府乃改变以往救灾政策，以中央政权为中心，制定计划，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将整个救灾过程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并设立专门的赈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赈济事务，其委员长一职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
江淮水灾的救援，被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认为是“有效的大规模行动”。
从确立救灾制度，到全国动员，乃至赈灾方式的创新，国民政府在其后的数年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1942年的各种警报显示，对于刚刚遭受过水灾的河南来说，当年的旱灾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
但这一次，当足够多的灾难信息开始预警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曾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情，蒋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但何的反应却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显然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和汇报，但他的反应更加出人意料。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回忆称，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蒋介石
蒋介石生气自有道理。此前的1941年，为了稳定战时经济，国民政府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在受水灾的情况下，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
1942年10月的参政会上，国统区21省中照核定数额完成征收者仅有11省，而仅有半壁江山的河南亦名列其中。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特此对河南粮政局进行了表扬。
这样一个征粮业绩如此优秀的省份，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灾区呢？
不惟蒋介石不信，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中，对河南灾荒的真实成分持怀疑者不在少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粮政会议时，心情相当不错，除了“天助”，他在演讲中列出的有利因素还有“人助”——来自美国的5亿美金的援款。同一天，蒋介石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蒋介石认为，“天助和人助都有了，但还需要自助”。
“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到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蒋介石对各地的粮政局长们说，“抗战已经五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自由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很虚心的向地方征求意见，现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这真是过于直率的肺腑之言，翻译一下这位统帅的言下之意：考虑到在打仗，政府的粮食政策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老百姓不主动纳粮，那就是全社会的败类，应该马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各省的粮政局长们听明白了，他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灾荒中的河南开始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农民已经开始吃草根、树皮，却仍要面对新一轮的征购。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之后，杨一峰发现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竟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蒋介石并未注意到他的前线战场上正在发生的灾荒，或者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最关注的事情“一是征兵，二是征粮”。
早在1941年的参政会上，河南代表就呼吁对河南减税和请求救济，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是地方逃避征粮之举：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1942年8月，当时的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是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来报灾的豫人代表？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在1970年的回忆中披露了一个细节：
杨委员（即杨一峰）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李培基
李培基是出于什么原因撒谎？杨却俗提到了另一个人，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
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等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堪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蒋介石因担心军粮问题，于1942年秋亲往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河南饥荒反映给了蒋介石，结果遭到申斥。直到1942年10月6日中央才决定派两名大员张继、张厉生来河南视察和开展赈济，以宣“中央德意”。18日，二张抵达洛阳，当地2000余代表到站欢迎，灾民们也以为救世主来了，纷纷前往。22日，洛阳会议：
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后来跟《大公报》总编王芸生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国民政府农林部、粮食增产委员会之后的统计显示，1942年河南的稻谷收成在四成上下，而实际收成仅有一成，这个数字则是河南当局虚报而至。
河南的确在瞒报，蒋介石猜对了开头，但却猜错了结果。
于是，在灾情快速蔓延的同时，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说，前一任务才是主要目的。他从洛阳出发，一路调查荥阳、郑县、新郑等六县征粮与灾情。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
张仲鲁更亲眼目睹方城城外的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电影《1942》截图
成千上万的灾民开始逃离故土，远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得到不少传教士发来的消息，他在这一年10月26日发出的报道中称，“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他忘了加上第3个原因——“国民政府”，当灾难向着更为严峻的方向发展时，国民政府高层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更像是火上浇油。
早在1942年7月的那篇社评中，《前锋报》就曾指出，“如果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从叶县、汤恩伯指挥部驻地寄出了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刊出。多年后，张高峰还仍认为自己的标题更有冲击力。
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灾民
第二天，2月2日，时为农历腊月的二十八，重庆人正为欢度春节而忙碌，《大公报》那篇令蒋介石愤怒、令读者震惊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见报了：
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大公报
蒋介石当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有考证称当局并没有禁止报道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未中断，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泰晤士报记者合里森•福尔曼决定前往河南采访。1942年2月上旬，他们坐手摇巡道车到洛阳。随后又坐卡车，复骑马前去郑州。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
白修德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该城原有12万居民，遭日军侵略破坏，灾荒围困，现在全市不足4万人。3月22日，《时代》周刊以《等待收成》为题将灾荒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这时候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又恼又羞。她甚至要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白修德随后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
亨利.卢斯
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他亲自派出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不久，白修德收到洛阳梅根神父的信，梅根透露，自别后，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来，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余粮。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梅根告诉白修德说：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
1943年4月11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这位国民政府的掌舵者终于承认了河南灾荒存在的现实。他本应做更多事情来挽回一切，但这一天他暴露出自己的虚弱和无力，他祈求上帝来救他于危难之中。只是，这个国家留给他做试验的时日无多。
促使国民政府最终行动起来的因素，除了真实的灾情，恐怕还有顾虑国际影响，更实在的则是害怕影响即将开始的美国援助。但是当一个国家最终的决策者，要通过西方记者依靠私人关系突破重重障碍，才会重新判断灾情，做出救援举措的时候，实际上则宣布了政府行政体系的失败。没有可靠的情报系统，没有负责任的行政官员，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决策系统——这一切的责任最终需要蒋介石来买单。
运送粮食的火车终于加快了速度。
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蒋鼎文
1942年9到10月间，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9月后，随着救灾工作的展开，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相继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节食救灾办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难民收容所，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难民的无序逃亡。河南省政府卫生处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临时防疫注射队，为鲁山等地的难民注射疫苗，减少了一些无谓伤亡。
1942年10月30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河南1942年灾情图。红色最重，黄色次之。白色为缺乏数据日占区。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为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开始实施各种以工代赈。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1942年，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命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沿陇海线，在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去逃荒的灾民。后择定广武、洛阳、灵宝、常家湾、阌底镇等5处各设一厂，统限1943年1月1日组织成立，开始收容西上灾民。其经费全部由中央拨付报销。自设立至结束，共耗费经费800余万元，救济灾民达55.8万余人。此外，省内各县亦普遍设立粥厂，总计4289处，收养灾民189万余人。
为救济流民，救灾委员会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一、由省府出面向陕、鄂、皖等省交涉，求其允许河南灾民入境并赐予安置，灾民可在火车站乘坐免费的火车前往陕西；二、指定管理流民计划，令各县对确无生路的灾民，加以登记编组，发给证明文件，然后准许出境谋生，并在沿途指定人员管理或派员护送，以免滋扰。三、在洛阳组设办事处，与潼关火车站一起专门办理赴陕灾民的运送事宜，并由省府出资在潼关火车站发放救济费，灾民每口发给伙食费5元。最终的移民结果，由省府遣送在洛登记赴陕灾民约计318，500余人；由各招待所遣送入鄂者21，966人（另有自主赴鄂者10万余人）。与此同时，省府还命令前线各县，须“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从河南全省县政府到省政府全面出动，单1943年前由收容所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万人，而各县组织登记发放到其他各省，如赴陕灾民32万，赴鄂灾民2.2万，另蒋介石令河南省府在陇海铁路沿线设立粥厂救济灾民，各县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河南八区开仓放谷给灾民，总计达35万石。从陕皖鄂总购进平粜粮2450万斤，配发各县。针对流向陕西的难民人数众多问题，河南省赈济会在全省各市设立了办事处，主要工作是有序运送难民。省政府并致电陕西、湖北、安徽等邻省，呼吁“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虽然政府做了相当安排，但临近冬季之时，灾民死亡率急剧上升。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卖妻卖儿、易子而食等事件。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的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河南各县灾区死亡数目之调查统计
<table><tbody>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孟县
95121
禹县
151028
长葛
58802
潢川
37392
荥阳
30347
尉氏
29654
新郑
34353
密县
34593
广武
15875
汜水
14306
许昌
183472
鲁山
13822
临颖
79715
襄县
118433
鄢陵
108498
临汝
36446
宝丰
11539
郏县
34458
郾城
40835
叶县
103737
方城
38974
扶沟
44210
西华
51989
商水
25899
项城
32147
沈邱
12815
登封
23517
陕县
19100
偃师
7916
总计
1484983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只能说，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还远未揭开。对这样一场复杂的历史悲剧做道德判断是容易的，但要做事实判断，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许多媒体所乐于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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