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宇
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自誕生之日起，就充滿了爭議，從早期的日本、美國等無一不是在經歷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後遭遇低增長、負利率以及債務危機。回顧十年金融危機後期的全球經濟發展，主要經濟體都不約而同出現了新的問題，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與WTO規則運行的暫緩為投資者敲響了警鐘。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必須謹慎分析這輪新的降息潮和負利率加速的演進過程，準確評估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衝擊，吸取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經驗教訓。
中國經濟增長有自身邏輯
《全球量化寬鬆：十年演進》這本書給讀者很多啟發，儘管金融危機已過去十年之久，關於危機的討論和反思卻日益興盛。當前的世界經濟形勢和增長水平都遭遇挑戰，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都有一定體現，這正是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反思的好時機。2012年以來，在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新階段，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國內外經濟形勢和麵臨的問題更趨複雜。美國等發達國家啟動了新一輪的量化寬鬆計劃，日本甚至推出了龐大的經濟刺激計劃，這都是必須警惕的。這本書梳理了金融危機後美國、日本、歐洲等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演進歷史，以辯證的方法闡釋了量化寬鬆政策在不同時期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影響。
中國經濟近十年來出現的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都與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和國際市場密切相關，外部變量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並且成為市場震盪不斷的重要因素。作為全球化進程的建設者、受益者和貢獻者，我國捍衛全球化的互聯互通，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同時也是WTO規則和多邊機制的堅定支持者。而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全球化、WTO規則方面正在採取“雙重標準”，國際規則的較量對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需要特別關注的是，國內對於降息以及負利率還存在很多的爭議，是否緊跟美國、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的節奏，仍需全方位評估國內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特點和市場環境，不能以“二元法”理解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美歐等國的經濟本身具有“脫實向虛”和產業“空心化”的弊端，債務週期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正在動搖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這與長期以來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依賴於量化寬鬆政策引發的貧富差距擴大化、誘發企業槓桿加劇等密切相關。日本的量化寬鬆政策面臨的壓力也不小，一方面是長期的經濟增長低迷的困擾，國內市場內需不強，通貨緊縮的難題始終無法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是退出量化寬鬆政策的成本巨大，而且週期較長，短期內無法實現日元資產的增值效應。
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一員，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自身的發展邏輯，尤其是擁有14億人口的內需市場、具有競爭力的完整工業體系以及特色宏觀調控的支撐，在中速增長週期仍然能保持較強的韌勁，這是發達經濟體所無法比擬的巨大優勢。
不搞“大水漫灌”
回到《全球量化寬鬆：十年演進》這本書，作者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外溢效應與金融穩定的關係進行了深入分析，發達經濟體量化寬鬆最終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匯率和資產收益產生了巨大的外溢效應。而退出量化寬鬆後不僅導致新興經濟體資金流出，匯率波動增大，而且強勢美元對於國際貿易造成了負面衝擊效應。更為關鍵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操作更為頻繁，逆週期性調節的難度增大。
當前，量化寬鬆政策在經歷短期的退出後出現“回籠”的跡象，美國經濟表現好於預期，前期“縮表”週期逐步轉向，全球貨幣政策從量化緊縮（2018年淨加息8次）轉變為激進的量化寬鬆（淨降息53次）。《全球量化寬鬆：十年演進》第八章特別關注量化寬鬆政策退出對中國的影響，雖然當前量化寬鬆政策重啟的可能性增大，降息的呼聲頗高，但是中國的貨幣政策具有很強的獨立性，不搞“大水漫灌”成為政策共識。在面對美歐等發達經濟體重啟量化寬鬆政策的“至暗時刻”，我國仍然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協調貨幣政策和財稅政策，加強逆週期性調節，確保市場合理流動性和經濟平穩增長。
回顧近十年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發展，無論是歐洲還是日本在短期刺激經濟增長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退出QE後重啟量化寬鬆政策的負面效應同樣在增加。世界經濟已經進入新的階段，“一枝獨秀”的美國經濟復甦強勁，卻無法掩蓋其產業“空心化”和製造業衰退的事實，依靠債務支持和嚴重赤字的經濟內核“不堪一擊”。事實上，美國的債務危機已到了不可復加的地步；美國股市長達十餘年的上漲，一旦大幅調整，美國經濟將受到嚴重拖累；國內消費者債務規模高達14萬億美元、車貸規模高達1.3萬億美元；美國2年期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出現12年來首次倒掛。多重因素耦合，經濟增長若出現乏力和減速，美國經濟體衰退的風險將持續加劇。
《全球量化寬鬆：十年演進》給予我們全新視角，一是充分認識到不同國家和地區在選擇量化寬鬆政策時的經濟發展階段和週期具有差異性，量化寬鬆政策分化對於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影響也不同，這種分化本身的外溢效應值得重點關注；二是準確評估量化寬鬆政策的積極性和消極性影響，從辯證法的角度論述量化寬鬆政策和量化寬鬆政策退出的影響，這將有助於提升我國採取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的水平。同時，應重點關注經濟轉向中速增長週期後，逆週期性調節的操作空間以及市場的反應，在全球普遍降息和負利率的進程中，確保國內市場資金的淨流入水平，強化系統性風險應對，防止資本大量流出，在穩定匯率的基礎上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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