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争议，从早期的日本、美国等无一不是在经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遭遇低增长、负利率以及债务危机。回顾十年金融危机后期的全球经济发展，主要经济体都不约而同出现了新的问题，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与WTO规则运行的暂缓为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必须谨慎分析这轮新的降息潮和负利率加速的演进过程，准确评估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吸取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增长有自身逻辑
《全球量化宽松：十年演进》这本书给读者很多启发，尽管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之久，关于危机的讨论和反思却日益兴盛。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增长水平都遭遇挑战，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有一定体现，这正是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反思的好时机。2012年以来，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美国等发达国家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计划，日本甚至推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都是必须警惕的。这本书梳理了金融危机后美国、日本、欧洲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演进历史，以辩证的方法阐释了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
中国经济近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与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密切相关，外部变量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成为市场震荡不断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化进程的建设者、受益者和贡献者，我国捍卫全球化的互联互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也是WTO规则和多边机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化、WTO规则方面正在采取“双重标准”，国际规则的较量对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国内对于降息以及负利率还存在很多的争议，是否紧跟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节奏，仍需全方位评估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特点和市场环境，不能以“二元法”理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美欧等国的经济本身具有“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债务周期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动摇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这与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依赖于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化、诱发企业杠杆加剧等密切相关。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面临的压力也不小，一方面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低迷的困扰，国内市场内需不强，通货紧缩的难题始终无法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巨大，而且周期较长，短期内无法实现日元资产的增值效应。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一员，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尤其是拥有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完整工业体系以及特色宏观调控的支撑，在中速增长周期仍然能保持较强的韧劲，这是发达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不搞“大水漫灌”
回到《全球量化宽松：十年演进》这本书，作者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最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汇率和资产收益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而退出量化宽松后不仅导致新兴经济体资金流出，汇率波动增大，而且强势美元对于国际贸易造成了负面冲击效应。更为关键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更为频繁，逆周期性调节的难度增大。
当前，量化宽松政策在经历短期的退出后出现“回笼”的迹象，美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前期“缩表”周期逐步转向，全球货币政策从量化紧缩（2018年净加息8次）转变为激进的量化宽松（净降息53次）。《全球量化宽松：十年演进》第八章特别关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中国的影响，虽然当前量化宽松政策重启的可能性增大，降息的呼声颇高，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搞“大水漫灌”成为政策共识。在面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重启量化宽松政策的“至暗时刻”，我国仍然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协调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加强逆周期性调节，确保市场合理流动性和经济平稳增长。
回顾近十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发展，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在短期刺激经济增长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退出QE后重启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在增加。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一枝独秀”的美国经济复苏强劲，却无法掩盖其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衰退的事实，依靠债务支持和严重赤字的经济内核“不堪一击”。事实上，美国的债务危机已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美国股市长达十余年的上涨，一旦大幅调整，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拖累；国内消费者债务规模高达14万亿美元、车贷规模高达1.3万亿美元；美国2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12年来首次倒挂。多重因素耦合，经济增长若出现乏力和减速，美国经济体衰退的风险将持续加剧。
《全球量化宽松：十年演进》给予我们全新视角，一是充分认识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选择量化宽松政策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周期具有差异性，量化宽松政策分化对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同，这种分化本身的外溢效应值得重点关注；二是准确评估量化宽松政策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影响，从辩证法的角度论述量化宽松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采取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的水平。同时，应重点关注经济转向中速增长周期后，逆周期性调节的操作空间以及市场的反应，在全球普遍降息和负利率的进程中，确保国内市场资金的净流入水平，强化系统性风险应对，防止资本大量流出，在稳定汇率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閱讀更多 中國證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