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一想到山東，可能的反應就是“孔孟之鄉，禮儀之邦”、“好客山東”以及“山東濟南，中國青島”。
但哪怕青島喊出了“中國青島”的口號，可由於青島並未位列四大一線北上廣深之中，甚至在二線城市裡的排座裡地位也不突出，因此常常被人忽視。
省內龍頭城市青島的全國影響力尚且如此，山東可知。
可山東其實是京津之外，北方各省裡的一大異數，該省GDP在2019年各省排名中僅次於廣東和江蘇，卻比名商薈萃，排名第四的浙江還高。
山東人均GDP在2018年也高達7.63萬元人民幣，比當年全國人均GDP高出一萬多元。
在省內各城上，青島雖然在2019年的全國百強城市排名中，GDP僅排列第十三位，可山東十六個地級市，卻有十五個城市上榜，雖然跟江蘇全省上榜相比有差距，但比GDP排名第一的廣東，就省內均衡發展來看還稍勝一籌。
事實上，山東之所以給中國公眾一種“並不富裕”錯覺的原因，可能也跟山東均衡發展，全省缺乏領袖級城市有關。
那麼問題來了，山東是怎麼在默默無聞中，成為中國各省經濟中的二把交椅的呢？
∨ 青州古來非富貴 ∧
愛旅遊的乾隆皇帝曾多次親臨山東，對本地民情可謂甚為熟稔，然而這位熟稔治民之道，有名的大清明君，卻對山東多有不滿，以至於在《清實錄》中就不乏抱怨之語。
如乾隆元年，弘曆登基未久卻已經初知政事，就不滿意山東的完稅情況“朕聞山東有不欠錢糧不成好漢之惡諺”。在弘曆治理中國多年後，也仍然評價該省“山東刁民，習慣抗糧”、“東（山東）省民情與豫（河南）省迥別...玩法逞奸，無所不為”。
而山東之所以“習慣抗浪”，成為乾隆口中所謂的“山東刁民”，則是因為山東在晚清之前，一直都多災多難，由於山東境內有黃河和運河這兩大河流，這就使得水患幾乎在明清兩代都伴隨著山東。
自明朝遷都北京以後，運河途徑山東，雖然帶來了臨清等沿線城鎮的繁榮，可同時也帶來了更嚴重的水患問題。
對於北京的朝廷而言，黃河水患的治理核心重在“攔河向南，護運保漕”——明清兩代，北京的糧食安全繫於運河之上，一旦東南的漕糧斷絕，北京就會陷入動搖之中。
這樣治理黃河的基本立場，就使得黃河和運河多有氾濫，途徑的省份府縣因此備受水災之苦——根據歷史學家統計顯示，有清一朝，山東共計發生澇災245次，黃河洪災90次，運河洪災63次，再加上山東是沿海省份，因此還發生了45次潮災。
山東雖然受黃、運兩河水患的地區主要在魯西南，可由於當年的山東東部地區靠近海岸線，因而大部分地區的土地十分貧瘠，歷來就不是富庶之地——這從青島在1899年被德國租借之前，還是膠州灣裡一處默默無聞的小漁港就可見一斑。
而康熙以後的清朝人口漸呈大爆炸趨勢，田少人多之下，山東西南又水患氾濫，山東東部則貧瘠乏產，再加上乾隆以後，清廷吏治敗壞又兵禍連結，朝廷支出高漲，官府自然盤剝日兇，因此山東便不免流民遍地的局面，這就使得齊魯大地天然就成了一個豪傑的舞臺。
在經歷乾隆皇帝數十年的治世後，接過爛攤子的嘉慶皇帝一面要平定川楚白蓮教亂，一面還要分心鎮撫山東的局勢。但他面對著諸如“拽刀手”、“虎尾鞭”、“紅鬍子”等各色匪徒以及攪亂山東鹽政的各路鹽梟時，亦難免感到一時頭大，乃至於感嘆山東“成何世界”？
事實上，山東的亂局自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王倫起義以來，就可謂亂結難解，此後山東歷經天柱教之亂、捻軍之亂、大刀會起義以及義和團運動，可謂世局紛擾，尤其是晚清之後可謂亂事層出，太平難定。
∨ 條條鐵路通發展 ∧
山東的變化原自袁世凱在1899年出任山東巡撫，是年山東局勢可謂正值有清一世的最紛擾之時，其時因為前任山東巡撫毓賢的縱容，義和團得以在齊魯大地上橫行無忌，又有德國軍據膠州灣，英國強租威海衛，可以說是內憂外患一齊湧來。
然而就像德國闢立青島市，使得青島成為日後山東的經濟龍頭，機蘊於危之中一樣。山東彼時內外交逼的局勢，也讓齊魯大地上有了“開闢新氣象”的大機遇，再加上適逢主政山東省的袁世凱又是晚清以來有數的豪傑人物，山東便有了明清以來最大的氣象更張。
來到山東之後的袁世凱，憑藉著總督朝鮮以及辦理洋務的外交治政經驗，一面跟英德虛以委蛇，謹慎籌防。一面專心安內，在山東境內宣佈義和團是“左道邪教”予以封禁，使得義和團北走直隸。
等到山東局勢初步穩定之後，袁世凱既見英德驅逐無門，便“化危為機”，利用英德租界近在咫尺的機會開始興辦洋務，籌建膠濟鐵路——這一鐵路在經過2006年的電氣化改造後，到今天都還是山東重要的鐵路線。
1900年，慈禧太后權令智昏，導致庚子國變，此後袁世凱借清朝上下的新政風潮，於1901年4月上書《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別折》，提出多種新政主張，袁世凱又於當年在濟南創立山東大學堂，興山東新學之風——此即今日山東大學的前身，更是當時全國第二所國立大學堂，僅次於京師大學堂。
袁世凱雖然憑藉卓然的政治理念成功成為清末的中樞重臣，但山東也因此成為了清末時，全國的新政前沿——袁世凱雖然高升京中，但此後十五年裡，山東一直是北洋一系的執政基地，新政改革並未中斷。
到1904年，袁世凱及其繼任者在山東的新政改革已經頗成氣候，等到膠濟鐵路在該年開通，再配合上津浦鐵路，山東工商業就如同一個武學奇才打通了任督二脈一樣，經濟之氣象立時便跟過去不同！
膠濟鐵路不僅連通了山東省城濟南和青島這兩大山東重鎮，還能夠將魯西北及鐵路沿線輻射帶的各城市產出通過鐵路物流，快捷且廉價的輸送到青島進行貿易出口，同時近現代的工業產品，膠濟鐵路沿線的城市也能夠較為容易的獲得。而津浦鐵路則讓山東的貨物能夠出售到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等大城市，並將這些教育重鎮流行的先進現代科學理念帶入山東。
鐵路的貫通，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山東沿線市鎮的迅速發展——以膠縣（1913年膠州改為膠縣，後又複名，今屬青島縣級市）為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縣內商店在冊總數不過114家，到了三十年代已經蓬勃發展到了1218家，境內商埠名鎮也由二十年代的2處增加到了8處。
普通的山東人民，也因為鐵路沿線市鎮發展而受到帶動——手工製品和經濟作物在不愁銷路，大量山東人民因此致富，而哪怕沒有從中獲得足夠收益的山東民眾也可以藉著鐵路線或北上京津闖關東，亦可南下長江三角洲尋找謀生機會。
改革開放之後，不管是山東段的京滬既有線路，還是省內膠濟鐵路也都在2007年中國鐵路第六次大提速時，成為了首批動車先發者。
而且由於膠濟線的歷史已有百年，雖然該線路有過多次優化，例如2006年的電氣化改造，2007年開通動車，可設計時速和客貨共線的大背景沒有變化，使得膠濟鐵路的客運效率極為低下，十分不利於山東省內的人員貨物交流。
為此當時的鐵道部和山東省就共同在2007年投資了膠濟客運專線，並於當年開工建設，在次年底正式開通運營。
在青島通過膠濟客運專線和原有膠濟鐵路貨運線將山東腹地內的新老重鎮勾連在了一起，又借濟南依靠京滬線連通魯西北、魯西南之餘，山東完美的搭建起了一個東起青島，西抵濟南，北至德州，南達棗莊的“全省交通三角大陸橋”。
這個“大陸橋”既能完成山東省內的物流人員交通，還可以利用京滬線將山東的貨物賣向長三角和北京、天津，更可以利用青島、煙臺、威海等靠近日韓“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良港口，向日韓進行出口——尤其是青島和煙臺在改開之後就成為了沿海第一批開放城市，有諸多政策加持。
此後的中國進入全面高鐵時代，山東也沒有落於人後，高鐵迅速發展，讓山東原本就深厚的物流基礎得到了進一步提高，並依靠眾多的優質港口，將山東製造賣向全世界——自千禧年到2011年，十一年間山東GDP增長一直處在10%以上，甚至一度連續四年維持在14-15%的高位上，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有所謂“想要富，先修路”，正是山東自民國以來擁有深厚的鐵路交通基礎，再加上山東人誠信踏實的經商辦廠理念，使得山東在改革開放之後，厚積薄發，一鳴驚人——海爾當年蜚聲國內，就是因為該廠自砸了76臺有缺陷的冰箱。
∨ 山東前路在何方 ∧
山東GDP曾一度位列全國各省GDP第二，僅次於廣東。然而隨著被江蘇超越，山東的經濟增長勢頭也日漸放緩，如今更被浙江緊追不捨。
山東經濟增速的放緩跟此前該省以重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佈局有關，這當然不是說實體經濟有問題。事實上，從香港產業空心化帶來的各種問題，到美國近十年，力圖製造業振興來看，這些無疑都說明，去工業化無疑不是一個正確的發展選擇。
山東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第二產業佈局，而在於缺乏足夠的增長點，畢竟山東GDP高達萬億美金以上，如此大的基數，還要求原有的第二產業帶來跟幾千億美金GDP時同樣的增長率，這未免有些苛求。
可為什麼廣東能夠常年穩居各省GDP第一？因為廣東尋找到了新的增長點——就是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並重。
深圳專心於高新產業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因此培育出了騰訊、華為這些全球互聯網和科技巨頭。廣州和灣區都市圈其他城市則或繼續發揚本身的第二產業、或承接深圳轉移來的工廠企業，並利用接近港澳的優勢，不忘發展第三產業。
而浙江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除了有本身地緣接近上海的優勢以外，更重要的是浙江在本身的第二產業佈局之外，還發展起來了互聯網行業。
而浙江巨頭企業阿里巴巴不僅為浙江、為杭州帶來了豐厚的稅收和就業，更重要的是科技巨頭也為杭州和浙江塑造了熱衷創新的社會氛圍。
同時阿里還為浙江從城市到中小企業進行賦能，更進一步增加了浙江企業在全國乃至全球的競爭力——杭州在智能城市上的發展，就可謂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也就是說，浙江不僅擁有互聯網這個新的增長點，同時互聯網的巨頭企業還為浙江本地原有增長點進行了新的賦能。
山東的問題就在於，第三產業發展太遲緩。
2017年，廣東第三產業佔GDP的比例為53%，江蘇稍差也有50.03%，而山東卻才勉強超過40%——而且，相對於廣東、江蘇乃至浙江在第三產業上的產業全端佈局，山東的第三產業則主要集中在低端零售業、餐飲業以及旅遊業上，在互聯網、金融以及科技尖端等高端行業上，幾乎少有建樹。
山東人面對經濟上的困境，選擇考試讀書，想要知識解決問題——在2018年山東考研人數居全國之最，達二十一萬人之多。
互聯網、金融和尖端行業無疑都需要足夠的人才儲備，山東人的選擇不可謂不對。但問題在於，由於缺少相應的企業提供就業，山東人才近年來大幅流出——2018年山東自然人口增長60.96萬人，可常住人口卻僅增長41.2萬人，剩下的近二十萬人都流出省外。
從觀察上來看，山東想要解決經濟增長遲緩的困境，首要在於確定首位度城市，以此圍繞締造一個省內都市圈，聚集一省精英和商業資本，否則很難有土壤培育出互聯網、金融以及尖端行業上的明星乃至巨頭企業。
阿里巴巴在杭州，杭州在2019年全國城市GDP排名裡位列第八；騰訊在深圳，深圳在2019年全國城市GDP排名裡位列第三；位列2019年全國城市GDP前兩位的上海、北京更是雲集著大量高新技術企業以及一茬又一茬的創業公司。
而山東省GDP雖然在全國位列第三，有十五個城市進入全國百強，但省內經濟龍頭青島卻只位列十三，省會濟南更是僅僅位列十七，這就很能說明為何經濟強省山東沒有出現第三產業上的明星企業——人才分散、資本分散甚至政策亦分散。
雖然各省都不乏雙子星城市，例如廣州和深圳，可濟南和青島明顯不能跟前者的地緣優勢相提並論。
對於山東來說，廣東不足法，江蘇不足效，畢竟山東既不靠近上海，也不靠近香港，京津也遠在千里之外，中間還隔著河北。所以何嘗不如效法浙江，定濟青之主次，一如杭州和寧波？
確定了首位度城市，全力打造核心城市，以山東之經濟規模、資本和人才，何愁前路漫漫？
- END -
看見我們，發現世界
更多內容敬請關注真實星球
閱讀更多 真實星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