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所談到的“四傑”，正與我們所熟悉的關於“四傑”的認識有所不同。
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這四個人被稱作“初唐四傑”，我們一般來認為的是他們奠定了五律七古的基礎，四人以文詩齊名，一般四人的排列順序為“王楊盧駱”，最早提出這個排序的人是宋之問，史稱他們“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四傑”等，這都是我們所能瞭解到的。
然而在聞一多的《唐詩雜論·四傑》中則提出了我們以前所瞭解不到的觀點。
就以“四傑”這一徽號來說，在聞一多看來都是抱著“息事寧人”的、有苦衷的態度來接受的。
初唐四傑
一．聞一多對“四傑”徽號的質疑聲
“四傑”中的這幾個人都是在年少時便嶄露頭角，雖官位小但名望卻大，然而似乎總是天妒英才，其遭遇都不盡如人意，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也正是因為這等悲慘遭遇，他們便成功地獲得了世人的同情。
這也正是聞一多所認為的這樣概括的膚淺理解才是“四傑”這一徽號所適用的最大限度。
在我們平時，“四傑”猶如一個整體一樣始終是被進行著學習和研究，而聞一多則討論了這四個人之間的相互區別以及各自在初唐時期的所佔地位，也正是他們在唐詩發展中所擔負的任務更使得聞一多認為“四傑”這一徽號成了問題。
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齡、駱賓王（從上由左至右）
這四個人在一些區別下自動站成了兩排，便是“盧駱”和“王楊”。
我認為聞一多在這一部分的觀點是較為合理的，但他在其中的一些論述上也存在著些許的片面性。
二．“盧駱”與“王楊”兩陣營——年齡差別
在年齡上，王勃與楊炯均出生在公元650年，而盧駱二人則出生在公元630至640之間，前者要比後者小上十多歲，雖然說不上距離有多遠，但是社會及當時生活對於他們還是會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楊炯曾道：“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若是按年齡來說便也可以理解了，楊炯年紀要比盧照鄰小的多，固然會有不敢當之感，而王勃則與他是同齡，但名字卻排在王勃之後，必然會不甘心。
可是楊炯這一自我評價得到世人認同時卻並非單有不敢當和不甘心之感。
崔融說：“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張說則指出：“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這樣看來，不敢當之感仍有，然不甘心之情則有所減了。
所以聞一多從年齡來解釋也有說理之處，但從藝術特點上對於楊炯自評這一解釋上便有些許說不通了。
即便如此，聞一多在支持他分成的兩派還是有理由的。但若是隻因楊炯的一句自我評價，單從年齡上分出優劣便有所偏頗了。
楊炯
三．“盧駱”與“王楊”兩陣營——性格差異
另外，四人的性格等方面也會有一些差別。
究其性格，四傑又會自動分成兩陣營，依然是“盧駱”與“王楊”。
駱賓王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中表現出盧照鄰可不是一個安分的人，他離開了他的情婦及後來出生的孩子而在三川有了新人，也只有駱賓王寄去的一首詩能安撫一下郭氏，同時這首詩也可以顯示盧、駱二人的交情也非同一般，要不然誰會想去趟這一灘渾水呢！
但是又有的說盧照鄰是因中風癱瘓才離開四川，並且郭氏也知道原因。這樣在這一點上也有了不一致，這是說盧“薄情”還是“重情”呢？但總歸也算是一個不安分了。
當然駱賓王也並非比盧照鄰安分到哪裡去，多次被貶、下獄以及充塞，顯然是一個不安分的“博徒革命家”。
駱賓王在詩中便控告過盧照鄰的薄倖，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倖而已。”
然而王勃與楊炯則要比這二人平穩一些，王勃雖然僅僅只活到了二十八歲卻已有如《文集》三十卷等之類的一大堆論述，楊炯的文人氣質及學者傾向則可以從《天文大象賦》等中看出，可見其二人都不是十分的浮躁，性格方面也頗有相近之處。
雖然聞一多總在強調這四個人是分在兩個壁壘裡，但在這兩兩為友的情況下雖對立卻仍不失為友軍。
駱賓王
四．“盧駱”與“王楊”兩陣營——詩歌創作各有所長
王勃、楊炯、盧照鄰與駱賓王在初唐詩壇新舊過渡及唐詩發展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
四人在詩的創作方面卻也各有所長，“盧駱”擅長古體七言歌行，“王楊”則在近體五言律詩上尤為突出，但他們也並不侷限於此，比如王勃也創作歌行《滕王閣序》，世人對其評價也頗高，可與其五律詩相比較卻又不算什麼。
盧駱起初也是寫過許多宮體詩的，但他們對這類詩進行了改造，逐漸由宮廷走到市井。
聞一多提出對於盧、駱與王、楊的比較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的確如此，如想深究他們中間的對照便真是多種多樣了。但是隻是單單對照，又不統一來看的話就會失去了一些意義。
在他們的貢獻上先歸總起來說，這四個人均有渴望報國的、施展抱負的情懷，我們從他們的詩中便能發現。
楊炯的《從軍行》中“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及“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充分展示了其人生理想、嚮往軍旅的心情。
駱賓王的邊塞詩如《邊庭落日》等也均表達了渴望建功立業的情懷等等。
他們的詩不時地透露出一種新的時代精神，不僅推進了五言律詩的成熟，同時又創造了別具一格的“初唐體”，他們在唐詩發展中佔了重要的位置，有著不可忽視的力量。
王勃
聞一多在談“四傑”中最後提到，在文學史上，盧駱主破壞、王楊主建設，且前者不亞於後者，他們各自有各自的使命。
盧、駱是負責破壞的，就會有犧牲，失敗便是成功，也正是如此，聞一多便採取了與“以成敗論事”相反的觀點向失敗的英雄們給予了更多的同情。
初唐四傑
總結：我認為當然也正是“盧、駱所謂的破壞”和“王、楊彼時的建設”才使得唐詩發展的如此鼎盛，即便是失敗卻也變得華美起來，成功之處也是推波助瀾，這樣便更使得“四傑”成為了初唐時期與唐詩發展的重中之重了。
我們在將他們作為“初唐四傑”統一來了解的時候，也可借鑑聞一多的觀點來豐富拓展我們的視野，這樣我們就能進一步瞭解他們的品行、寫作以及那一時期的生活等等，來獲得知識。
①《唐詩研究》，沈松勤、胡可先、陶然著，浙江大學出版社。
書中標註：《舊唐書》卷一九〇《楊炯傳》，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第5003頁。
② 《唐詩雜論·四傑》，聞一多，三聯書店，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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