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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對中國女人纏足不能理解，因為所有的解讀都不足以服人，什麼變態文人的追捧，什麼封建禮教的壓迫，“小腳一雙，眼淚一缸”啊！僅僅是為了追求一種變態的“美”，全民族的女人都忍著劇痛去“自殘”，那簡直是不可理喻的。
試想一下，現代人不是鼓吹以瘦為美嗎？是，確實有很多女人為趕時髦而減肥瘦身，但是更多的女人並不在意你的審美，該吃我自吃，該肥我自肥，自然有人喜歡我，為了讓你們感覺好看而讓我自殘，你腦子不是有毛病吧？
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為什麼在歷史上的某一個時期，中原地區的女人們開始忍著錐心泣血的疼痛開始纏足，而且能成為一種流行？讓不纏足者為之羞恥，這強大的源動力從哪裡來？變態文人的追捧和山野村婦的纏足沒有一文錢的關係，呵呵！無聊文人歷朝都在追捧歌伎，怎麼不見全國的婦女都去學唱曲？宋明理學對女人的品行和貞節有一些現在看來迂腐的提法，但沒有誰的論著裡鼓吹提倡讓女子纏足。
相反的例子是，北宋理學家程頤有家訓：婦人不纏足不貫耳，其後人守之。難道自己家的人不許纏，倒鼓勵倡導別人家的女兒去受罪？何況，有人提倡，老孃就一定要聽你的嗎？你說得輕巧，你先裹一隻腳給老孃看看？或者說，有哪一個迂腐的老先生親手去裹過自己女兒的小腳？
所以，歷代在裹腳的人中間最堅決的那個人一定是女兒的娘，她不僅是自己流滿了一缸眼淚，還要鐵下心腸讓女兒也忍受同樣的折磨，她要親手給女兒裹腳，她要陪著女兒一起忍痛流淚。那一個時期，中原地區的女人們都在家裡這樣“自殘”，早晚二時女人裹腳，家家有女兒的哭泣聲，她們默默地執守著這樣的怪異行為，一定還有別的更大的原因在。
這個疑團直到讀到鄧之誠教授的《骨董瑣記》才解開，他認為“纏足之風實盛於元，蓋所以示別與胡人也。”
鄧之誠是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學家，學富五車，著作等身。
原來中原地區的婦女們身負家仇國恨，竟然是以“纏足明志”的，所以纏足之風才可能在元代興起。本人認同鄧教授的說法，雖然一直隱秘堅守，又為統治者所忌不能見諸於任何的以往史籍，但這樣飽浸著血和淚的自殘行為裡，如果有了民族的氣節在其中蓬勃而生，那我們除了同情於她們所受的無邊痛楚，更應該對她們骨子裡不屈服於胡人的志氣而鞠躬致敬！
女兒的眼淚在打轉
有人說纏足自古有之，為什麼說到元代才盛行？這事其實也不是有志婦女們忽然就想出來的，我們可以把纏足的歷史簡單捋一捋：
不管是什麼漫扯到大禹治水的塗山氏女，還是追溯到南唐李後主的舞女窅娘，都只是先天的小腳而已，根本不是正式纏足的發端。因為截至目前考古發掘到的宋朝以前婦女鞋子都不纖小，這足以說明彼時女子並不纏足。
那麼這個纏足的么蛾子什麼時候開始興起並有正式記載呢？
《宋史·五行志》記載：“理宗朝，宮人束腳纖直”。這是宋朝皇室、宮中女子纏足的例證。從蘇軾的詞《菩薩蠻·詠足》稱女子小腳為“宮樣”也可以看出，纏足起源於宋朝官僚貴族階層等上層社會。
兩宋相交時期的張邦基著有《墨莊漫錄》，說“婦人纏足，始於近世。”此時宋室遭受靖康之恥，中原大地淪落。正值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悲愴時期，纏腳之風卻興起，正說明這跟無聊文人的變態與理學家的推動都沒有多大關係。
男子不得不低頭接受異族統治，而家裡的妻子卻在懷念曾經的宋室王朝，她們為了表白自己與胡人的區別，以這樣自殘的方式來表明漢族人有一半並沒有被征服，其用心之苦更甚於身體之苦。漢族的男人們不能奮發雄起，驅除韃虜，那你們就眼睜睜看著你們的妻女每天都在忍受著非人的折磨吧！
為獲得一點可憐而可貴的心理平衡，這才是元代婦女普遍纏足，而以天足為恥的最深層原因。
元滅明興，朱元璋曾經大力提倡禁止纏足，奈何上百年的積習已成，跟風成病，此時再加上各種變態文人的追捧，士大夫對於男尊女卑的變相演繹，女人的腳才淪落成了一種被“評頭論足”的玩物。
到了清朝，為什麼初期的皇帝一力在禁止纏足，除了要解放生產力的官方說法，也是因為一個“胡”字的暗疾。
又一次與氣節相關，一直被詬病的纏足又一次擔負起“男降女不降”的漢民族大義。當時清廷推行“剃髮令”，漢族男子剃髮被視為向清廷屈服的象徵。清廷也下令禁止女子纏足，但漢族女子即始終未屈服，女人仍然是最堅強的，到康熙七年只好罷禁，故而有“男降女不降”之說。
清代有謎語，謎面是“滿漢婦女”，打《四書》一句，其謎底正是出自《中庸》的“足以有別也”。天足與小腳，是滿族和漢族婦女之間最大的差異。
嗚呼哀哉！以這樣一種近乎激憤的自殘來表示不屈，不能不讓人再次感嘆，於悲憫之中再生敬佩之心。
每一件事的背後，都有其因緣和合，不是簡單的外在因素的鼓譟就能達成的。把帽子扣在變態文人和理學家的頭上很容易，但真正諦視這斑斑血淚的深層原因，比淺薄的批判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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