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八有言：“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又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在商湯時期有三千餘國，西周時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春秋時有一千二百國，戰國時僅有十餘國。曾經小國林立的中華大地隨著時間的推移怎樣能夠發展成一個讓世界仰慕的泱泱大國？以至於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讚歎道：“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維繫統一的民族國家，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有共同的文化認同，縱觀中華五千年的發展歷史，這一文化使命的實現，離不開儒家的“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思想由來已久，源遠流長。《史記》將黃帝作為五帝之首，後人將黃帝作為中華“人文始祖”，以炎黃子孫自居。自此“四海一家，諧和萬邦”就成為中華民族的至高理想，逐漸積澱為“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尚書·禹貢》把天下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個區域，稱為九州，九州思想的出現標誌著嚮往“大一統”的思想傾向和心理狀態已經逐漸具象化。到商周時期，“天下一統”意識已十分明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便是這種思想的表現。春秋時期，孔子對“大一統”思想更是高度認可，這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可見一斑。儘管在孔子看來，管仲“器小”“不儉”“不知禮”，這對具有“道德潔癖”、奉禮樂為圭臬的孔子來說，可不是小毛病（孔子曾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是這些瑕疵跟管仲的功績比起來簡直是微不足道的，所謂“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仁至賢，因此孔子話鋒一轉，對管仲予以極高評價：“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孔子對管仲的肯定實質就是對“一匡天下”的肯定，孔子之後孟子的“定於一”、荀子的“一天下”同樣都體現了儒家的“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一詞的正式提出是《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孔子的“大一統”思想在《春秋》中得到了比較集中的體現。《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以嚴格書法而成褒貶，編魯國之年，而曰“王正月”，“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春秋左傳序》），刻意尊周。因此，《春秋》不僅是一部編年體史書，更是一部具有明顯政治意蘊的經書，而《春秋公羊傳》更是以其微言大義將這種政治意味發揮到極致，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東漢何休注曰：“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佈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唐代徐彥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春秋公羊傳註疏》）這裡的文王，指周文王；“王正月”，指周代曆法中春季的第一個月。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有周王室頒佈的王歷，但是各諸侯並未統一採用。孔子在修訂《春秋》的過程中，多次使用“元年春王正月”，這不僅是一個確定性的時間表達，更為重要的是含有尊王重統的深意，以時間上的“一”來表示政治上的“一”。《公羊傳》從中詮釋出“大一統”的觀念，是對先秦儒家自孔子以降強調尊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大一統有文王之正的理想性一面，也有尊王的現實性一面。“大一統”三字首見於《公羊傳》，“大一統”思想也成為公羊學派的核心思想。
西漢時期，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將儒學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董仲舒構建的“大一統”學說登上了意識形態舞臺。董仲舒承續公羊學之“大一統”思想，對“元年春，王正月”之公羊傳文進一步闡發：“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即“大一統”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統一，還要在曆法、禮樂，甚至國家的代表顏色等方方面面都要統一。內容和形式的一致，才是真正的天下一統。考諸《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可以發現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超越了《公羊傳》統一曆法的意義，賦予了國家政權統一和國家意識形態統一的含義，即政治上的一統和思想上的一統。也只有實現了這樣的“大一統”，才能免除戰亂，維持社會的穩定、生產的發展，人民才能夠安居樂業。
漢武帝通過對“公羊學”的推崇，使“大一統”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的主旋律。漢代的“大一統”思想包含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統一思想，建立國家意識形態，通過文化的一統實現政治的一統；其二是維護中華民族領土的統一，通過地域的一統實現民族的一統。文化的統一和地域的統一，都是形成共同民族認同的重要前提。
儒家的大一統思想是通過思想的統一，以達到政治的統一；通過文化的統一，以達到天下的統一。“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由此，儒家的“大一統”便構建了一個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的政治文化場域。在這個場域裡，面對不同膚色、不同習俗、不同宗教的群體，儒家主張“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禮記·王制》）。開放包容一直是我們的大國格局，“和而不同”一直是我們的大國氣象，但是，“不同”的前提是“和”，是建立在和諧、合作、尊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和”的前提被打破，如果一個國家政策只有開放包容的一面，沒有“多元一統”的一面，那麼這個國家、這種文化會因缺少統合力而走向解體。因此，面對匈奴的不斷侵擾，西漢王朝首先對其進行了精神上的感化和物質上的優待，但匈奴仍毫無收斂、不思悔改，漢武帝終於痛下決心，舉兵伐之，並取得決定性勝利，換得國家的長治久安。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談道：“中國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風土人情之異，語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樹立其文化之統一者，自必有為此一民族社會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後文化推廣得出，民族生命擴延得久，異族迭入而先後同化不為礙。此中心在別處每為一大宗教者，在這裡卻誰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和諧完整地存續至今，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對此居功至偉。儒家“大一統”思想以統一為綱，確立有序的社會制度以達到治平天下的目標，是儒家的一個核心思想，也是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為歷代思想家和仁人志士所繼承與發揚，成為幾千年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
（作者：劉文劍，系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閱讀更多 光明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