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有“治世道（道家），乱世佛（佛家），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这么说有道理吗？该如何理解？
对此，我是这么理解的。道家的学说，强调与民休养，无为而治。不主张政府对民间事务的过多干预，而由人民对于自己的事情作主。在社会稳定的时期，这样的治国方针会使得社会平稳，百姓和乐。佛教教人淡化痛苦，忘却苦难，甚至于以苦修行，以换取来世脱离轮回的机会。在乱世中可以麻醉百姓的心里，为痛苦的生活找心灵的寄托。儒家的学说，其核心是有为、进取，信仰人可胜天，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但是儒家学说不强调自身的反省，不尊重自然循环的力量。于是乎儒家的信徒在践行其学说的过程中，基本上无一例外的走过了头。而一旦过头之日，即是灾难降临之时。这个的表现，在中国的历史灾难中，基本上都有儒家学说的影子。如秦末暴政导致的陈胜、吴广起义，如为了征讨“蛮夷之民”而发动的对边疆的战争（汉武帝）。
道家思想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有些学者注意到，商周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周文化直接肇启了儒家思想，那么殷商文化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之一。
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道家思想进行总结，首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思想成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诸侯和军功阶层三权分立、皇权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基础上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势力大大削弱、军功阶层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权力膨胀起来的皇帝，再也无法容忍黄老道家“清静自然”的约束，于是，主张尊君隆礼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恰恰从此开始，汉王朝开始从顶峰滑落（武帝时期），到汉元帝崇尚儒术，削弱了黄老思想中“法”作为治国之术的中心内容之一的地位，汉王朝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此后，这样的局面此后延续了将近两千年。
佛家讲求精神层面的解放，强调“空性”。空性是现象最本质的属性，现象是空性的表达。佛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空性不仅是概念，它是人、事、物本身。不论你理解不理解空性，空性都未曾有一刻离开过我们，但空性慧，即证悟空性的智慧，是佛教中独有的，也是我们需要通过闻思修逐步显发出来的。在乱世，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一方面在乱世中，老百姓通过学佛为痛苦的生活找心灵的寄托，寻求下世的好生活；另一方面，如以佛家治国，则由于对社会危害行为过于宽容而使罪恶得不应有的惩罚，导致国家的崩塌。如佛教最兴盛时期为我国的战乱最为频繁的南北朝时期以及西域诸国的灭亡。
儒家强调 “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礼乐”和“仁义”，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
儒家推崇尊卑等级。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由此，儒家在立国之初往往可以很快把国家治理的国泰民安，但儒家的尊卑思想往往也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并在政权内部形成权贵阶层，由此慢慢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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