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大师齐白石说：“人言之，我寡言之;人寡言之，我言之，曰不俗。”这种“不俗”是任何一种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马三立的艺术风格，就是在他努力追求、探索“不俗”的过程中形成的。
但艺术风格的形成，既同艺术家自觉的追求与探索分不开，又同社会历史因素密切相关。一个历史时代的审美需要对艺术家风格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规定着艺术家朝着怎样的方向去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并给他的艺术风格打上深刻的社会历史烙印。
马三立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同哪些社会历史因素密切相关呢?
马三立本世纪20年代后期学艺，随师傅及师兄弟们上明地演出。所谓明地，是指那些适宜曲艺演出的庙会、集市、码头、街头等处的空地。艺人在这些空地上演出，叫撂地。随着演出的兴旺，这些空地上逐渐搭盖起席棚，布置了桌凳，有的甚至由席而砖，变成了正式的茶馆，如鸟市的声远，南市的联兴。但比起正式的杂耍园子来，终嫌简陋。艺人在这些茶棚、茶馆演出，习惯上也叫撂地。30年代，撂地、串巷子是他主要的演出方式。所谓串巷子，就是去妓院给嫖客与妓女演出。这期间，他也上过两次杂耍园，一次在沈阳的祥云阁，一次在济南的青莲阁，但时间都不长。1940年，他在天津才首次上杂耍园，出演于宝和轩，同林红玉、石慧儒、张玉昆、张翠兰、赵小福、陈亚南、荷花女等人同台。他在广告、戏报上的位置，4月25日为第七，5月1日为第六，5月14日为第九(见1940年4月5日、5月1日、5月14日《东亚晨报》)。当时，演员在广告、戏报上排名的先后，标志着演员的声誉、影响的大小。1941年1月18日至20日，他在北洋戏院与林红玉、程玉兰、石慧儒等人同台演出，攒底为反串戏，杂耍节目，排在第一位的是林红玉的京韵，第二位就是他的相声(见1941年1月18日《新天津报》)。这说明，此时他已为内外行所接受，跻身于曲艺名演员的行列。不过，在40年代，他除上杂耍园说相声、参加联义社(兄弟剧团前身)演笑剧外，还经常到鸟市等处撂地。尤其是1945年至1946年，基本是在地上度过的。1947年至1948年，他大红起来，与小蘑菇、侯宝林、郭荣起、张寿臣一样，成为京津最受欢迎的相声演员之一。他的表演风格，主要形成于建国前天津的地上。建国后虽有发展，却没有质的变化。所以，探索马三立的表演风格，研究马三立与前人及其同时代人有何不同，不能不注意“建国前”、“天津”、“地上”这些时空因素。
马三立的表演风格究竟为何呢?我认为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
一、下层小市民心理的剖析者。
马三立的艺术风格形成的年代(三十、四十年代)，天津观众依着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以及兴趣、爱好的不同，分别集中在不同档次的演出场所欣赏曲艺。位于租界繁华地区的小梨园、大观园、新世界、中原游艺场，观众主要为那些服务于金融业、商业、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政府机关，交通邮电部门的职员、教员、编辑、记者，前肖的王公贵族、下野的军阀政客及其子弟，以及中小商人与资本家。小商人、小职员等中层市民则集中在天睛、宝和轩、群英、玉壶春等杂耍园。至于鸟市、南市、六合市场、地道外、谦德庄、北开等明地，则系工人和那么做小买卖的、扛大个儿的、蹬三轮的城市贫民所消遣解闷的地方。沈鼓年先生在《少年游》一文中说：“我的父兄一辈多是不大不小的商人，都是天晴至小梨园的杂耍听众。南市、鸟市、地道外的相声、时调棚子、落子馆儿，他们是裹足不前的，说是有碍身分”(载《曲艺艺术论丛》第7辑)。
马三立长期撂地，观众主要是下层市民，因而，他的表演不能不适应这些观众的审美要求，他的艺术风格也不能不受这些观众的欣赏趣味的影响。
他所表演的相声，多是反映世俗生活的。比如反映小市民幻想发财致富的《开粥厂》、《白事会》、《卖五器》、《暗八扇》，表现小 市民不懂装懂的《迎春曲》、《练气功》、《黄鹤楼》、《画扇画》，讽刺小市民占小便宜的《拣行》、《吃元宵》、《似曾相识的人》，反映小市民世俗心理的 《偏方》、《起名字的艺术》、《今晚十点钟开始》……他将目光集中在形形色色的市民特别是下层市民身上，分析，解剖，或嘲讽，或调侃。即便是“大成至圣先 师”孔老夫子，经他演来，也变成了一位典型的下层市民。他落魄陈蔡，想吃元宵，可兜里只剩下一文钱。他灵机一动，将元宵店“一文钱一个”的招牌改为“一文 钱十个”。元宵少，吃不饱，就光喝汤：“这汤沾沾糊糊，甜唧唧，跟杏仁茶差不多”。他先是品滋味，后又三次要求“再来两碗”，“来两大碗汤，大碗凉得 快”。付钱时，指着招牌耍赖：“是你们错了，不是我们蒙嘴吃!”卖元宵的自认倒霉之后，他又自鸣得意地显摆：“告诉你，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十字头上再添 一撇儿，我吃你一千个!”看，这位孔圣人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不都带有典型的小市民色彩吗?《似曾相识的人》中的那位曲艺团长，身上充满了 小私有者的积习。马三立通过二度创造，将这位身居领导岗位的小市民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在下层市民的审美情趣影响下，马三立善于 发现生活中那些充满世俗情趣的笑料。比如他“纂弄”的垫话《找糖块儿》：“我说具笑话，这是个真事儿。这一天，电影院里正放彩色故事片，咱也甭提什么片 子，反正已经开演了，观众都看得入了神，忽然，有一位老大爷从座位上蹲下去用手直往地下摸，正好摸到旁边观众的一只脚。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大爷，您找 嘛?’‘找从我嘴里掉的糖块儿。’‘掉地下了，那还要它干嘛?’‘不行啊，我那假牙还在上边呢!’”类似笑料，还有不少。它们教师打有鲜明的马三立的印 记。其他相声作者与演员，注意这些笑料的不多。
马三立对小市民的剖析有时十分准确，十分深刻，在《开粥厂》中，他“纂弄”了这么一个包袱：
马 善嘛!我睡觉的床上发是有个臭虫，这该怎么办?
乙 捻死!
马 太损啦，那也是个性命，我马善人绝对不能这么做。
乙 您可真是善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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