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脫貧攻堅工作，舉全黨全社會之力，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成就。脫貧攻堅進入決戰決勝階段，一些新的或隱性的貧困問題、脫貧盲點、扶貧短板顯現。
原文 ：《高質量打好脫貧攻堅收官戰》
作者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賀立龍
圖片 |網絡
結構性的貧困痼疾
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效，但存在一些結構性的不平衡與短板。一是深度貧困的異質性與錯雜性。高寒藏區海拔高、氣候惡劣、災害多發，彝區幅員遼闊、村落分散，內部基建及公共服務供給的難度大、成本高。二是精神貧困與福利陷阱的存續。超常規的扶貧戰略、精準到戶的政策幫扶，加快了脫貧進程，也使得一些家庭陷入幫扶依賴。三是幫扶力量不均衡及懸崖效應。邊緣村戶與貧困村戶之間，不同部門（幹部）幫扶的村戶之間，在幫扶待遇上存在“懸崖效應”。對貧困戶兜底過多容易削弱生產脫貧的內生動能，對邊緣村戶缺乏政策支持可能產生對貧困的逆向激勵——即寧願當貧困戶被兜底，不願在貧困線上忙於生計。藏區和彝區深度貧困呈現“面板化”特徵，貧困與非貧困村戶的貧困邊界模糊，更易產生懸崖效應，加劇邊緣戶的剝奪感與心理落差；幫扶部門（幹部）的扶貧投入與能力的不平衡，造成鄉村建設及脫貧效果的村際差異。
脫貧穩定性與質量有待檢驗，“三保障”與用水安全存在薄弱環節，生計賦能與鄉村產業振興融入不足。一是“三保障”個體成效不盡一致，安全飲水不達標問題突出。“兩不愁三保障”儘管做到政策全覆蓋，但成效受到貧困戶個體因素的影響，如主動輟學、因病失學、就醫轉診難、建房負債等隱性問題。在地勢高的丘陵村和高山村，普遍存在水質不達標問題。二是脫貧的產業支撐與經濟動能較弱。外出務工是全勞動力家庭脫貧的主要生計，大部分鄉村還未形成益貧效應顯著的鄉村產業鏈，貧困農戶通過產業經營而實現脫貧奔康的比例較少。三是貧困脆弱性與脫貧穩定性需要關注。
有幾類隱性貧困人口（現象），亟待重點關注與精準識別。一是“嵌隱”在非貧困戶或脫貧戶家庭內部的隱性貧困人口。一些農戶的家庭支柱長期在外務工，難以照顧留守兒童或空巢老人，或不願贍養老人，使之陷入“失養、失依”的事實貧困。二是臨界（邊緣）貧困戶。這一類家庭收入未達建檔立卡標準但處於貧困邊緣，多是半、弱勞動力家庭，一旦家庭支柱遭遇變故將“落入”絕對貧困。三是“踩線”脫貧或“低質量”脫貧家庭。有些收入剛達標的家庭，缺乏穩定增收的生計渠道，或在“三保障”或用水安全上存在隱患，構成了“低質量”脫貧群體。四是“精神貧困、動力貧困”待精準甄別與破解，各種返貧風險，需精準預判、綜合防控與系統應對。基於人力資本及其生計行為差異，識別不同家庭或人口的動力貧困，給予有效破解，是精準扶貧進入決勝期的一個難點問題。
扶貧資源配置的科學性與經濟效率有提升空間。一是扶貧瞄準有待調整與優化。在藏區和彝區，基建與公共服供給的經濟成本高，瞄準“一村一戶”，追求“毛細血管”式的交通物流建設，資源投入存在規模不經濟；以村為單位的幫扶機構及幹部配置，存在非均衡性，一些省市部門或領導幫扶資源多、能力強，一些幫扶能力弱，造成村際之間幫扶成效差異。二是一些地區扶貧方式粗放，出現形象工程。三是幫扶資源“餘缺並存”，幫扶幹部“忙閒不均”。如在每個村鎮都設衛生室（院），但一些村鎮人口少，接診率低，醫療設備閒置（甚至未拆封）。
一些新的貧困問題、風險逐漸顯現。一是貧困退出後的村戶產業動力重構問題。由政策扶持、選育的鄉村產業，能否實現市場化、規模化、可持續發展，能否承受市場風險，還有待檢驗。家庭種養業，受制於資金短缺、技術限制或蟲害疫病，大多陷入“規模小—市場受限—軟硬件不足”的惡性循環。二是鄉村產業開發與快速市場化的負面效應。如藏區農牧民在政策支持下擴大犛牛養殖，對天然草場形成一定破壞作用。易地搬遷之後的居住原址生態修復的滯後。人情支出與非生產活動對資源的過度佔用。厚葬薄養、高額彩禮等陳規陋習，亟待重視應對。三是貧困性質變化衍生的新問題。2020年之後絕對貧困向相對貧困的結構轉換，絕對貧困的再生風險；貧困的空間演化風險與城鄉雙向傳導，以及城市貧困問題的衍生與管控。四是脫貧攻堅的教育、文化功能發揮問題。包括，如何推動黨建與脫貧攻堅的實效融合，鞏固社會主義在鄉村的經濟基礎；如何發揮脫貧攻堅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如何塑造中國減貧形象，倡導反貧困人類命運共同體，爭奪在民生與人權領域的全球話語權。
精準識別與有效施策
突出脫貧的多維質量導向，精準識別各種隱性貧困，分類破解與生計賦能，鞏固發展減貧與精準扶貧的綜合施策成果。
攻克藏區彝區等深度貧困堡壘，除了合理規劃內部基建網絡，也要瞄準“三保障”短板，綜合施策，破解多維貧困。針對邊緣貧困村戶、低質量脫貧農戶、隱性貧困家庭成員、高返貧風險村戶，進行雙向動態識別與精準長效施策，實現分類瞄準、綜合施策與動態管控。隱性貧困識別難度大，可藉助大數據技術進行“雙向、動態”識別機制設計：官方提供申報程序與標準，由潛在貧困戶自下而上主動申報，構建“不誠信”申報約束機制；扶貧管理機構也可由上而下識別貧困戶。識別後進行靶向施策、生計賦能：對邊緣村戶進行技能培訓、產業引導等賦能型支持；對低質量脫貧戶補齊生計短板，增加經營性收入；對留守兒童和失養老人，引導家庭關係重塑。
突出貧困的長期防控理念，精準研判貧困性質演化，做好制度、政策、科技預案，有序應對2020年之後的城鄉相對貧困問題。
2020年之後絕對貧困會有局部反覆性。堅持城鄉貧困長期防控理念，精準研判貧困的時空與城鄉演化，從發展減貧、精準干預、社會保障等多方面，構建長期貧困動態、綜合應對之策。
當務之急是攻克深度貧困堡壘，一是應從“三區三州”扶貧資源的空間配置最優出發，統籌搬遷脫貧與基建網絡建設，提升基建的經濟性與效率。二是加快藏區彝區普通話培訓進程，解決技能培訓和進城務工的語言難題，實施二次“精神脫貧”行動。強化學前教育，深化感恩教育，堅決遏制極端宗教勢力和不良文化的衝擊和影響。三是在易地搬遷或生態移民後，重視對居住原址的生態修復，加強這些區域的退耕還林還草論證與實施工作。
推動脫貧農戶在鄉村振興中的產業鏈、供應鏈融入，實現脫貧戶與合作社、現代公司的經濟利益聯結，非貧困村、邊緣貧困戶的統籌扶持與“次生貧困”預防。控制貧困城鄉雙向傳染風險，防控城市貧困。
突出黨建的政治引領作用，精準配置幫扶接續力量，強化村組幹部正向激勵，系統營造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良好政治生態。
以黨建引領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堅定政治方向。
在“三區三州”鄉村，黨建與法治建設結合。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建與三農發展疏離的深度貧困鄉村，將黨建考核與三農發展評價全面掛鉤，切實改變黨建形式主義、扭轉庸政、懶政、怠政的政治生態、發揮黨組織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中的領導核心與戰鬥堡壘功能。
幫扶部門（幹部）配置不均衡所造成村際脫貧“懸崖效應”，影響群眾滿意度與公平感。下一步可將幫扶分包的基準單位由村調整為鄉鎮，實行“小核心+大網絡”組團式幫扶，平衡幫扶資源配置，確保幫扶隊伍接續與穩定。加強村組幹部正向激勵，適度提升全職村組幹部工資待遇，構建工作成效與績效獎金的掛鉤聯動機制。
突出市場的超大規模優勢，精準補齊鄉村產業鏈短板，激發企業家精神，培育城鄉融合與戶企共享的現代產業體系。
隨著電商等新業態下沉，鄉村供需潛力正不斷釋放，交通物流發展讓城鄉互補加強。在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銜接期，應推動精準扶貧向精準“育業”轉變，瞄準區域市場，發掘比較優勢，用好科技賦能，精準選育市場韌性強、高附加值、高共享度的鄉村產業鏈。
在產業基礎環境上，重點解決冷鏈物流、蟲害病疫防治等突出短板問題。識別與防控鄉村產業幫扶中的市場風險與利益摩擦。強化產業鏈選育的市場前瞻性與技術可行性，防控市場風險與生態風險。優化農戶與企業契約，完善風險分擔機制，堅守農戶權益不受損的底線。
突出扶貧的中國道路自信，精準揭示中國製度優勢，倡建反貧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爭取減貧、民生與人權領域的全球話語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事業的政治、制度優勢，亟待精準闡釋，轉化為減貧、民生、人權領域的全球話語權優勢。通過發佈《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將中國減貧的制度優勢，轉化為中國製度的全球形象力量，倡建反貧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通識教材增編、大學生實習平臺建設、全國及港澳臺學生赴貧困地區交流體驗活動等渠道，充分發揮脫貧攻堅承載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凝聚力提升功能。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85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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