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全球大格局來看，小國在第四次金融危機中“天然地”扮演著能量釋放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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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危機捲土重來
“浪漫土耳其”如今正變成“動盪土耳其”。
去年8月份，特朗普把從土耳其進口的鋁和鋼產品的關稅提高一倍，分別達到20%和50%，成為引發土耳其貨幣危機的導火索，土耳其貨幣里拉一度開啟自由落體式下跌，貶值超過40%，近8000萬土耳其人“一夜暴窮”。
所幸，2018年裡拉大幅下跌的態勢“剎住了車”。不過，這並沒完。今年開年，里拉又處於下滑態勢。而3月22日，土耳其匯率及利率再次大幅波動，上演股匯雙殺。
3月27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100指數（ISE National-100）日內一度暴跌7%，並抹平年內所有漲幅，今年從累漲轉為累跌。
土耳其里拉更是劇烈波動。3月22日當天，里拉兌美元期間跌幅超過6%，創去年8月份該國貨幣危機爆發以來最大單日跌幅。3月27日，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再跌超2%。
2018年被認為是土耳其遭遇的近二十年來最糟糕的一年，目前來看，或許“最糟糕”還言之過早。
而隨著土耳其危機持續發酵，新興市場貨幣又被“牽連”，持續遭遇拋壓。
3月27日，新興市場貨幣再度全線大跌，阿根廷比索兌美元跌1.9%，創歷史新低，今年以來已累計跌超15%；南非蘭特、巴西亞雷爾、墨西哥比索兌美元均跌超1%，俄羅斯盧布兌美元跌0.6%。
市場再度猜測，土耳其將引爆新興市場危機。艾德證券期貨就發報告稱，土耳其引發新的新興市場危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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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根源
為什麼土耳其動輒處於危機邊緣，難以消停？
要知道，過去十多年來，土耳其一直是新興經濟體中的“模範生”，先後被高盛等國際投行列入“新鑽十一國”、“薄荷四國”、“靈貓六國”，備受國際資本追捧；還被稱為“最接近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
土耳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土耳其人均GDP約為10597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只有一步之遙（按世界銀行2015年標準，人均GDP高於1273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但是，2018年形勢陡然轉變，當年土耳其經濟增長僅2.6%，較2017年7.4%的增速大幅放緩，創2009年來的最差表現。
對此，經濟學家認為，土耳其經濟自2009年來首次陷入衰退。
昔日的“模範生”為何突遭敗績？
表面上看，里拉暴跌的直接因素始於美土關係惡化，而今年的導火索則是3月以來土耳其的外匯儲備在兩週時間大幅下降6.7%。然而，究其根本是此類小國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尷尬地位所致，可以說，如同小國無外交，小國也同樣無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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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擠壓
除了內部痼疾外，小國大多處於地殼斷裂帶上，受國際政治左右。
從地緣上看，如土耳其，地跨亞歐兩大洲，不僅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戰略要地，也是歐洲與中東的連接地帶，而且控制著連接黑海和愛琴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海峽。
向東可攻擊西亞，控制世界島中心地區和中東與裡海的油田；向南可佔領北非與蘇伊士運河區，控制世界海運戰略航線；向西可直逼歐洲心臟，進駐世界經濟與科技最為發達的區域；向北可威脅烏克蘭和俄羅斯，直搗歐洲糧倉，戰略地位之重可見一斑。
然而交匯處也是衝撞點，必然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土耳其雖一直懷揣大國夢，但自身實力不濟，難以擺脫美國盟友、北約成員國等身份的羈絆，更無全面挑戰西方的資本， 而土美在中東問題上的矛盾和利益分化使得雙方漸行漸遠，但土耳其與俄羅斯、伊朗靠近，也只是一種戰術上的改變，很難形成一種戰略上的盟友關係。
在這樣的左右拉扯中，土耳其一直難以擺脫受制於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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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資本“操弄”
同時，國際資本套息交易與新興市場高槓杆操作，製造了土耳其的債務危機，使得曾經的經濟奇蹟也不過是“沙灘上的城堡”。
對於投機的國際資本來說，新興市場國家普遍處於經濟起飛期，不僅投資機會多，其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利率差更使其成為國際資本套息交易的最佳對象。
對於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大舉借債、加槓桿是拉動本國經濟實現高增長的最大力量，雙方一拍即合。
近十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將自身的增長水平維持在5%左右，主要靠的是槓桿率的不斷增加。
在過去的十年裡，新興市場的企業部門槓桿率明顯上漲了近一倍，自2016年以來其槓桿率水平甚至超過了100%。在不斷加槓桿造就的表面繁榮之下，是債務危機的暗流洶湧。
2017年，新興市場借款總額已從2007年的21萬億美元（合GDP的145%）增至630萬億美元（合GDP的210%），且至今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借債。
土耳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2018年3季度末土耳其外債總額接近4500億美元，是該國外匯儲備的6倍以上，外匯儲備遠遠不足以償付大量的外債。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土耳其等國通過借債推動了經濟增長，但同時也服下了一劑“毒藥”。
隨著外資紛紛從新興市場國家撤出，開啟美元收割期。而資金流的水龍頭被關上後，新興市場國家不但償還外債的壓力日漸沉重，還要面對資本外流、股市暴跌、貨幣崩潰等棘手問題，貨幣貶值壓力自然不斷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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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薄命”
從更大的格局來看，小國在第四次金融危機中扮演著能量釋放口的角色。
從2008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大多數國家都走上了量化寬鬆的道路，開動印鈔機大印鈔票。這種做法及時填補了上一輪金融危機造成的信用窟窿，但同時使全球處於空前的資本過剩環境中。
天量的過剩金融泡沫越撐越大，無異於一顆定時炸彈，為世界經濟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如此一來，急於尋求出口的金融泡沫一旦與脆弱的“地殼斷裂帶”相遇，勢必將噴湧而出，釋放過剩能量，這些小國便成為世界危機能量的發洩口。
事實上，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危機的多米諾骨牌就已開啟，不僅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可能將中招，俄羅斯、南非、印度等金磚國家也可能被波及。
無怪乎新興市場國家動輒一片風聲鶴唳，土耳其危機“拔出蘿蔔帶出泥”，不僅暴露了土耳其自身的問題，更揭示了諸多新興市場國家共同的脆弱性。
且不說這些國家多數政局動盪，例如，去年，阿根廷領導層更迭頻繁，政策變動不居；南非因為激進的土地改革導致國內政局不穩；巴西政壇鬥爭日趨激烈，更有多名領導人陷入腐敗案中。
貨幣超發、通脹高企更是其匯率貶值的根由。就屢遭匯率狂貶侵襲的國家（委內瑞拉、阿根廷和土耳其）來看，無一不狂奔在“撒錢”的道路上。
例如，委內瑞拉2018年7月20日的貨幣總量為2.72萬億玻幣，同比增長9987.5%，IMF預測其年底的通脹率將高達1000000%；阿根廷2018年6月的廣義貨幣M3增速高達46%，其過去10年的貨幣增速平均為30%；大量發行貨幣，再通過房地產和基建拉動經濟增長更是土耳其的“拿手好戲”，從2003年至2018年8月,土耳其的M2整整增加了24倍！
而且，危機是諸多新興市場國家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苦果，大規模的私有化以及急速的市場化，使這些國家的產業快速向私人資本特別是外國資本集中，使得外債激增、引發社會動盪，更進一步導致“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加劇國家間的馬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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