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在數字世界安然棲居
時間：2019年11月9日
地點：北京朗園Vintage
嘉賓：程 武 騰訊集團副總裁、騰訊影業CEO
王旭東 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國平 學者、哲學家
張正友 騰訊AI Lab & Robotics X 實驗室主任
主持：郝景芳 科幻作家、芳景科幻工作室創始人
主辦：騰訊社會研究中心·2019騰雲峰會
科技“向善”是基於人性的
是“向美”，也是“向光”
程武：很榮幸，今天能邀請這麼多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聚集一堂，討論在這個正在形成的數字新世界裡，如何安然棲居。
我小時候，像每一個孩子一樣，也有過成為科學家的夢想。後來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在大學期間又愛上了話劇，當時一有機會就去北京人藝觀摩學習。漸漸地，我發現了在科學之外，另一種抵達真理、表達情感並最終實現美的方式，那就是藝術。科學和藝術的結合可以為人類帶來什麼？這是當年的我曾經思考過的問題。
從科學的課堂到話劇隊的舞臺、從清華校園到北京人藝，對年輕的我來說，那也是一條在科學與藝術、理性與感性之間求索的心路。在這條路上，有時我會看見愛因斯坦孤身一人拉奏小提琴的背影。我知道，在他所有震撼人心的科學發現的背後，都有感人至深又充滿力量的音樂在內心指引方向。藝術之美和科學之美凝成一股向美而生的力量，人類的歷史和未來由此塑造。
後來我來到騰訊，有機緣能與故宮、敦煌合作，我夢想讓這些人類歷史的瑰寶不但能永久地留存下來，還能被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看到。我們和故宮一起走過三個年頭，雙方都覺得打開了一扇極具想象力的大門。從表情包、漫畫、音樂、小遊戲到玩轉故宮的小程序，當初我們覺得難度很大的事，一件一件都變成了現實。現在我們有一個新的夢想，未來要通過“數字化+雲化+AI化”，在文物數字化採集與文化研究等領域開展“數字故宮”建設。其中一個小目標是完成10萬件文物的高清影像採集、精修，並共同推動數字化採集行業標準的建立。這個目標難不難？難，但是我很有信心。我們騰訊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用戶研究等專家團隊都將加入進來，一起助力數字故宮的建設。
我還記得，去年也是在這個場地，王旭東院長當時還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長。王院長說，我們能夠合作，是時代的產物，時代賦予我們相遇的機會。我們非常珍惜。和敦煌的合作已經帶來了很多新的創造，比如說有近300萬用戶使用的“敦煌絲巾”小程序。我們還會繼續推動科技與文化更深入地結合，並把它推向更廣闊的領域。
在用互聯網科技傳承與激活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很多時候都是費力又不賺錢的，是什麼推動我們繼續做下去？我想就是今天峰會要討論的主題：在數字世界安然棲居。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化時代，站在新世界的門口，焦慮與期待交織，但我相信，人性善良的底色會引領我們找到心之居所。
我剛剛花了很長時間追完《切爾諾貝利》，百感交集。由於人類的傲慢、自私和無知，原本偉大的科技創造變成了人類自我毀滅的武器。但人類又是幸運的，當危難時刻降臨，總有美好的人挺身而出，展現出人性中最美的一面。那種對真理的執著和利他主義的犧牲，那種因愛帶來的溫暖，這是人類存在的意義和我們生活中美麗的弧光。
科技、藝術和文化，它們都是推動人類歷史走到今天不可或缺的力量，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它們從未分開。騰訊今年提出了新的使命與願景：用戶為本，科技向善。這是一個對未來的承諾，在我來看，“向善”是基於人性的，是“向美”，也是“向光”。
科學和人文、藝術
歸根到底應該是人性
郝景芳：謝謝程武先生給我們帶來如此美妙的一場演講，我也是清華物理系畢業的，所以應該稱一聲“師兄”。我自己算是蠻跨界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學天體物理，後來讀了經濟學的博士，在智庫做了六年經濟研究，一直用業餘時間寫小說。可能一些人知道我是一位科幻作家，但我現在在做兒童教育的相關工作。因為自己跨了蠻多界，所以有幸認識了一些科學家，也有藝術家、文學家、經濟學家。
大家對於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都會有一些傳統的刻板印象，覺得他們都是截然不同的人。但是正如程武先生演講中所言，其實科學和人文、藝術歸根到底應該是人性。科學歸根到底是什麼呢？是好奇，想要求真；那人文歸根到底是尋求價值在哪裡，想要求善；藝術當然就是求美。
對於這種真善美的渴望，在每一個人內心深處都是存在並且合而為一的，這一點我們在小孩子身上是最容易看到的。一個一兩歲的小孩子就很有好奇心，想要了解整個世界，他們也非常純真和善。他們對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充滿了熱情。小孩子身上的熱忱其實在我們成長到年長之後，也依然在我們內心深處，這是每一個人內心深處人性的渴望。
既然我們內心深處天然就渴望真善美的合一，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為什麼要把科技、人文、藝術分得那麼開，就好像它們都是相互之間毫無關係似的。所以我非常感謝騰訊提出“科技向善”這樣一個口號，並且組織這樣的活動，它真的能夠讓我們把很多人跨界地放在一起，把科技、人文、藝術融合在一起。我相信有這樣“科技向善”的理念在指引，有我們這些更多的人在這個方向上去做出努力，我們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科學、人文、藝術相融合的美好的未來。
首先要榮幸地有請三位嘉賓，各自談一談對於“科技向善”的理解，結合您之前的工作經歷和之前的一些思考。
王旭東：怎麼說呢，我是一個跨界比較奇葩的人，我是學理工科的，但是不知道怎麼就開始在文物這個領域工作，一做做了 28年。尤其奇怪的是，在28年之後，從敦煌跑到了故宮，這也是我本來沒有想到的。這段經歷中，可能就有跨界融合帶給我很多的動力，或者是對我人生的影響。實際上我也在思考,“科”和“技”究竟會給我們自己的專業領域或者我們的人生，帶來哪些影響。
其實科學和技術是兩個層面的概念，科學是探究物質世界的規律、組成等等，探討客觀的存在，物理的存在。它發現了很多的規律，通過技術把它轉化，變成跟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實際上，科學本身不存在善和惡，只是因為人把科學去轉變，為人服務的時候，善和惡才可能產生。因為有了人，所以在科學轉換成技術，通過技術轉換成我們生活所需的時候，就有了“惡”這樣一個令我們過去、今天以及未來都很擔憂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如何讓科學及其技術能夠真正地向善造福於人類，就是需要我們對人充分地認識，也就是說我們要對另外一個世界，即我們的精神世界進行深入的探究。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是在兩個世界裡存在，一個是物質世界，一個是精神世界，當我們的精神世界出了問題的時候，它一定會影響物質世界的運轉。所以我們要真正談“科技向善”，事實上應該談我們人怎麼向善，當我們人的善大於惡的時候，我相信科技一定會向善。當我們的惡超過善的時候，科技一定是向惡的，或者它的主流方向是向惡。
之所以這樣，人類社會發展了這麼多年，我們的哲學家、人文學者、思想家，都在研究著人的內心世界，怎麼能夠充分挖掘其中的善，並將其展示出來，並把惡抑制住，讓那個魔鬼永遠不要跳出來。
科技怎麼能讓人生活得好
這就是向“善”的含義
王旭東：我在敦煌待了20多年，那是一個佛教石窟。當然我們要理性地認識宗教，宗教不是迷信，事實上它就是對我們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怎麼認識精神世界，怎麼能夠在精神世界裡頭向一個正確的方向去前進。佛教裡面的“六度”，實際上就是把人性的一些惡跟善同時抑制或者展現，包括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等，可以說把人認識得非常清楚。
當宗教反映到文化領域中的時候我們要認真地對待它，理解它。當我們把宗教迷信化的時候是非常可怕的，把科技迷信化也非常可怕，所以科技的向善主要還是人的向善。這是我的理解。
周國平：“善”實際上是哲學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古代希臘的哲學家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哲學討論的核心就是善，善就是good，就是好的。他們一直在討論什麼樣的生活是好的生活，人應該過什麼樣的生活，這實際上就是哲學的一個主題。從科學技術的角度來說，科學技術怎麼帶給人們一種好的生活，能夠讓人生活得好，這就是向“善”的含義。
我的理解，向善應該是有四個層面：
第一是功用的層面，就是它的實際用處。科學技術肯定在功用的層面上給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會帶來進步，帶來效率，帶來方便甚至是舒服，能夠提高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人能夠從中得到享受，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功用層面還包括科學技術對人類的文化的功用價值，比如剛才程武先生說的用科技來保護故宮的文物，這實際上也是它功用的層面。
第二是社會的層面。社會層面“善”的含義是什麼？就是公平正義。怎麼樣讓科技發展過程中，它的成果能夠讓社會各個階層得到比較平等的享受，其實你們提出來的“科技共惠”概念就是這樣的概念。所有人都能得到科技發展的好處。另外包括比如互聯網上的知識共享，知識共享和知識產權的保護怎麼樣兼顧，這實際上也涉及到公平正義的問題。
第三是倫理的層面。倫理層面就是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怎麼樣不要損害，要去尊重人類那些最基本的倫理價值，比如生命的價值，人性的價值，還有比如家庭、愛情這些價值。因為現在這個問題是比較尖銳的。
現在科學發展最前沿的有兩個領域：一是生命科學，二是計算機科學。這兩個領域裡其實都涉及到倫理的問題。生命科學最明顯，包括生育的干預、試管嬰兒、代孕母親，還有基因工程、克隆工程，所以生命科學的發展其實是對人類倫理的一種挑戰。
現在對生育的干預本身其實已經造成了一些問題，比如對家庭的親子關係的價值、夫妻關係的價值、家庭倫理構成的一種威脅和挑戰。如果說基因工程以後真的能克隆人的話，實際上傳統的家庭觀念是完全不存在了。
科學本身真的是中性的，沒有善惡之分，但是技術是對科學的運用。科學是大自然的知識，技術就是用這種知識來改變事物為人類的利益服務。技術本身是有善惡的，從倫理角度來說要不要給它設定一個邊界，包括計算機科學，像人工智能，其實人類也會提出一些這樣的問題。
第四是精神層面。人的物質生活要發展、前進，變得越來越好，但光是物質層面，人是不能得到滿足的，還要有一定的精神層面的存在，他的基本生活品質是要保證的。在科技發展的過程當中，科技肯定能促進物質的進步，與此同時怎麼樣能夠提高人類精神生活的品質？這個問題其實是科技本身不能解決的，必須使科技和人文合作，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認為，這次峰會要討論一個主題就是，我們科技和人文到底怎麼合作？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合作？
怎麼樣讓科技向善
讓技術不要被壞人利用
張正友：從我個人講，我做科學家已經將近35年了，一直做科學方面的人工智能、機器人研究，沒有跨界過。
科技，大家都知道，是一種能力，既有好的方面，也可能會有壞的方面。就像一把很鋒利的刀，可以幫人切菜，也可以去傷害人。為什麼現在科技向善得到很大的關注？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大家對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各方面非常擔憂，是不是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就要毀滅人類？大家有這樣的焦慮。二是新技術會不會被壞人利用，損害人類？
先講第一個問題：對新技術的擔憂。我自己是非常樂觀的技術主義者，所以我在科技領域做了三十幾年，還會繼續堅持下去。大家對科技的擔憂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從歷史來看，我們已經經歷過好多次的技術革命。農業社會因為蒸汽機的發明進入到工業社會；之後因為電氣技術的應用，從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第三次是最近一次的革命，從電氣時代進入以計算機、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時代。
我們經歷過這麼多時代，每一次革命都對這個社會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使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當然又創造了很多工作。但是人類到現在還是沒有毀滅，而且我們的社會還在繼續往前發展。現在我們應該快要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就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智能化社會，還包括生物技術等各方面的新的技術革命。大家的焦慮可能比以往更強烈，可能是因為技術觸及的面更廣泛、更深入。但是我相信，根據以往的經驗，人類肯定會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新技術帶來的負面影響，讓正面的技術得到更大的發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本書《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MIT認知科學家史蒂文·平克寫的。這本書裡有很多詳細的數據來說明，社會的發展、文明的發展、技術的發展，讓我們整個社會的暴力、戰爭，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強度上都大為降低，整個社會是往好的方向發展的。所以我還是樂觀的技術科技主義者。
剛才王院長講了，人類本性還是善的。我跟王院長差不多年紀，在我們小時候大家會講人本善還是人本惡的事情，我自己相信至少善肯定大於惡。有時候可能惡在短時間裡掩蓋了善，但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發展，人類本性裡的善還是會慢慢被挖掘出來。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舉一個例子，比如智能化發展，我相信高速公路上收費員這個工作毫無疑問會消失。但消失有什麼關係？那些工作是很枯燥的，假如在社會的幫助下，把這個工作轉換成更有意思的工作，讓他們轉型，這是沒有問題的。社會的發展會讓我們有更好的工作。
另一個例子是，有人擔心人工智能被壞人操縱，可能毀滅人類。我們在短時間內不用擔心，我做了這麼多年人工智能，相信它在短時間裡不會發展到毀滅人類的程度。即使未來技術發展到能夠毀滅人類的程度，也不要擔心。因為一個壞人去毀滅了人類有什麼意義？這個社會沒了，對他自己有什麼好處？事實上，現在就已經有技術能夠毀滅人類了，比如原子彈。現在的社會里已經有足夠多的原子彈可以毀滅整個人類。但我們人類還是生活得很好。所以我覺得作為大眾來講，是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的。
第二點，既然不擔心人類被毀滅，那我們是不是需要從社會、企業、人類的角度關心這個技術是否有可能被壞人利用？我覺得這個是需要擔心的，這是第二個問題，怎麼樣讓科技向善、讓技術不要被壞人利用？
這裡面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政策，要有一些倫理的規範，讓這個技術在最大強度、最大程度上幫助人類，把技術被壞人拿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二是企業要從長遠的角度和發展考慮，儘可能從社會價值的角度、人類價值的角度作出選擇。剛才各位老師講了，技術是一種選擇，企業可以選擇做好的技術為人類服務，儘可能負起責任來。有時候負面的東西在最開始並不明顯，那麼當負面出現的時候，我們作為企業要擔負起責任，和政府、社會一起改變、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相信，總的來講，技術還是往前發展、科技向善的。
在數字時代
能否真正有一個共享經濟
郝景芳：故宮博物院做了“數字故宮”這樣的嘗試，周老師剛才提到，在數字時代，我們可以把很多的文化、藝術信息化，都放到一個數字時代裡。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一旦變成了數字時代的信息化的產物，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可以在幾乎很少很少的邊際成本下分享給所有人。這當然是我們大眾的福音，能夠看到這樣的數字藝術、數字文學等等。
但這裡面也確實存在問題，在數字時代，我們能否真正有一個共享經濟，這樣的信息到底是共享的，還是我們應該對這個信息收取很多費用？是不是需要有一個新的經濟體制？這其實是很重要的問題，在我們下一個時代都會面臨。
想問一問王院長，之前在做數字文化藝術的保護以及未來更多的科學與藝術相融合的創造，有哪些經驗想要分享，以及如何看待未來的數字時代能把文化藝術和更多人共享的話題。
王旭東：說到共享，我們文物博物館領域很需要深入思考，並能夠付諸實踐。長期以來，我們這個領域是比較封閉的，文物以及文物的一些信息資源都是歸一小部分人和機構所有，並沒有真正讓大眾去了解它。恰恰就是我們保護的這些資源、研究的這些對象，是我們人類經過幾千年甚至上萬年智慧的結晶，我們需要從中瞭解古人的智慧。可是，因為過去科學技術的問題、觀念的問題，並沒有讓這樣一個豐富的文化寶庫惠及百姓。所以，整個社會對文博領域並不是特別瞭解。
當進入數字時代的時候，這個機遇來了；當機遇來臨的時候，我們的挑戰也來了。
什麼挑戰？我們過去那樣一種“文物和社會沒有多大聯繫”的這種觀念或者“這些資源是我們所有”的觀念，能不能跟這樣一個時代相適應？這是現在我們迫切需要破解的，應該儘快把共享的理念樹立起來。我們這麼多人去保護它、研究它，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理念，這個數字時代不會給文博領域帶來益處，也不會推動整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廣泛傳播。
另外一個挑戰是能力的問題。怎麼讓這些文物儘快地數字化，能夠儘快建立起一個可以實現共享的數據庫平臺和傳播平臺？僅僅靠我們自己——文博領域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們能力是有限的，所以這需要合作。我們跟很多的科技機構合作，都是為了能夠打通邊界，利用數字時代所有的技術，把我們的保護成果和研究成果通過另外一種形式轉化出去，讓更多的人瞭解它。
所以，共享對經濟領域、對企業來講，當然有效益的驅動。但我覺得，更多的應該是一種公益性質。我們在初期投入可能要有一些回報，但到一定時候，我們希望這樣的就是免費的。當你用它去進行市場化的時候是要收費的，但到了一定時候就應該免費。就像小說，到了幾十年以後就不需要版權了。我覺得這個應該儘快引入到我們這個領域。
整理/雨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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