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陈叙一这一名字的定海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倒是新编的《辞海》，清楚地列有“陈叙一”这一条目：
陈叙一(1918～1992)，中国电影译制片翻译、导演。浙江定海人。上海沪江大学肄业。 1943年参加苦干剧团，曾导演话剧《埋头苦干》等。抗战胜利后，赴晋察冀解放区，参加广播电台工作。 1949年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翻译组组长。 1957年后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副厂长、厂长。曾翻译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孤星血泪》等；导演译制片《战争与人》《巴黎圣母院》《音乐之声》等。
1 在革命的熔炉中成长
陈叙一出生在民国7年(1918)，那时候正是成千上万舟山人涌往上海、汉口等地做生意谋生的年头。陈叙一一家就在那时落脚在湖南长沙。上世纪30年代，陈叙一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时接触到了进步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开始爱上了文艺，同时也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陈叙一的父亲为洋行充当买办，收入很不错。陈叙一受革命民主思想的影响，不满于父亲为帝国主义做事，于1937年，在沪江大学读二年级时，毅然放弃学业离家出走，开始独立生活。陈叙一厌恶他的家庭出身，但他那特殊的家庭环境倒是给他带来一样好处，因为他父亲在洋行做事，经常与洋人打交道，陈叙一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英语，能用英语会话，这为他后来从事电影译制工作打下了基础。
陈叙一离开家后，先后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怡和洋行、怡和轮船公司任职。抗日战争爆发，陈叙一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担忧，这时，他看到一本美国奥尼尔写的《榆树的情欲》话剧本，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把它改写成宣传抗日的《田园恨》，在著名戏剧家黄佐临的帮助指导下，将《田园恨》搬上了舞台，导演为黄佐临，主演孙景璐。陈叙一想通过演出此剧，让观众从中获取思想养料和精神力量。这是他从事革命戏剧工作迈出的第一步。就此开始，陈叙一加入了黄佐临等人创办的进步话剧团体——苦干剧团。
在苦干剧团，陈叙一担任舞台监督，有时也粉墨登场跑跑龙套。 1945年，在黄佐临的悉心指导下，他导演的话剧《埋头苦干》和《一刹那》(丹尼改写)获得成功。
抗战胜利后，经地下党介绍，陈叙一离开上海，投奔晋察冀解放区，在革命的熔炉里受到锻炼。他起先担任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顾问，一度参与华北人民文工团创作活动。天津解放后，受党的指派参与接管电影院的工作；1949年夏，上海解放，党组织调他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翻译片组组长，从此，他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漫长而艰辛的创业之路
上海解放之初，电影院放映的外国片都是粗制滥造的原版片，观众看不懂，勉强配以半文不白的中文字幕。当时只有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译制过一部苏联故事片《普通一兵》。陈叙一带了三位同伴到东北厂参观学习。回来后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的汉密尔顿大楼里租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成立了上海翻译片组，从事译制工作。其时，陈叙一手下只有翻译陈涓、杨范，导演周彦、寇嘉弼，配音演员姚念贻、张同凝、邱岳峰以及录音、录像放映员等十几个人，器械是一只旧话筒、一架旧录音机和一个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只能在墙上挂一张白纸代替银幕。就在这仅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硬是译制了苏联影片《团的儿子》，诞生了上译厂的第一部译制片。
1950年6月，翻译片组迁到万航渡路618号，跟上海美术电影厂在一个大门进出。总算有了一台放映机和一台苏式光学录音机，把一间小小的旧车棚改造成放映间。因陋就简，用塞满稻草的麻袋当隔音材料。1957年4月，上海电影译制厂(简称“上译厂”)正式成立，陈叙一先任副厂长，后任厂长，他带领一班人，从1950年到“文革”开始，译制了来自各国的几百部影片。尽管条件很差，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完成了译制任务。
据当时参与译制的工作人员回忆，因为译制的工作量大，他们在二楼大阳台上搭建了一个录音棚。这个录音棚因无隔音设施，人称“漏音棚”。有些戏录音要有混响声，那时没有混响器，为达到音响效果，须在棚外过道安装大喇叭。夜深人静时大喇叭一开，发出恐怖的声音：“着火啦！快来救火啊！ ”“救命啊！救命啊！ ”周围居民在睡梦中惊醒，吓得够呛，以致对译制组有意见，陈叙一不得不去道歉作解释。后来凡是晚上要录这类戏，事先都跟周边居民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热天，录音棚又小又闷，靠两台旧电扇散热，录音一开始，为避免杂音，电扇要关掉，所以演员、工作人员一进录音棚便汗流浃背，好比洗桑拿。当棚内没有女人时，大家索性赤膊上阵，这几百部外国影片就是在一无厂房、二无现代化录制设施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为保证录制质量，陈叙一有时要想方设法借用兄弟单位的设备和器材，见缝插针地抢时间，把片子赶出来。上译厂一直到1977年元旦，由万航渡路迁至永嘉路383号，陈叙一带领一班人苦干了二十多年，到这一年工作环境和设备设施才有较大改善。
3 用心血和智慧保证译制片的高质量
陈叙一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译制经验，早在50年代，他就翻译了《莆郑的青年时代》《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偷自行车的人》《王子复仇记》《孤星血泪》《雾都孤儿》《简爱》等数十部外国片；导演了《绑架》《华沙一条街》《王子复仇》《白痴》《白夜》《可尊敬的妓女》等四五十部外国片。深厚的艺术修养和高水平的艺术创作才能，使他在领导译制工作中游刃有余。
陈叙一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保证译制质量的生产流程，从看原片、激发创作热情开始，到翻译剧本、对口型、定配音演员，直到最后实录、鉴定补戏，每一过程都一丝不苟。他强调翻译必须忠于原作，做到信、达、雅；每部译制片要搭一个配音班子。他要求像戏曲一样，配音演员要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形成一个统一和谐、声音又有区别的、色彩丰富、能体现不同人物性格的配音班子。他要求导演理解影片，把握影片的风格样式、人物个性特点及关系，找准重场戏，把握整部影片的跌宕起伏并加以准确体现。要求配音演员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认真检验剧本台词与口型是否一致，在制片过程中作必要的改进。
为了影片中的某一个词或某一段台词，如何说得更精彩，且能对上口型，陈叙一往往会琢磨半天。在译制《加里森敢死队》时，其中“长官”一词，陈叙一总觉得别扭，他把它改作“头儿”，从此“头儿”一词风靡全国。译制《简爱》时，有一段简爱对罗切斯特说的台词：“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陈叙一觉得不满意，下班后回家他还在想这段词该怎么改，心不在焉，居然没脱袜子就把脚泡进水里了。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向导演说了他改好的台词：“尽管我穷，我不漂亮，可当我们进坟墓，站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这段台词不但口型一字不差，而且相当精彩，每当影片放到这里，都会让观众感动。
陈叙一的心血没有白费，在他的领导下，上译厂译制出大量高质量的外国片，如《追捕》《苔丝》《斯巴达克斯》《真实的谎言》《诺丁山》《哈利·波特与密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彼得大帝》《警察与小偷》《红菱艳》《大独裁者》《黑郁金香》《卡桑德拉大桥》《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望乡》《华丽家族》《勇士的奇遇》《冷酷的心》《金环蚀》《巴黎圣母院》等。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电影开始评奖，上译厂生产的译制片屡获高奖。获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奖的有《追捕》《安重根击毙伊腾博文》《啊，野麦岭》《国家利益》《胜利大逃亡》等；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译制片奖的有《黑郁金香》《斯巴达克斯》《谜中之谜》《靡菲斯特》《随心所欲》《追寻铁证》等。上译厂的译制片能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和口碑跟陈叙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上译厂取得的业绩凝聚着这位创始者、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
4 培养了无数的配音人才
现任上译厂的导演孙渝烽说：“科学的生产流程、完整的艺术创作规律，培养无数配音人才，这三方面，我认为是老厂长陈叙一对译制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陈叙一带出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译制配音人才。最早的有姚念贻、赵慎之、张同凝、苏秀、李梓、邱岳峰、富润生、毕克、杨文元等，接着有乔榛、刘广宁、童自荣、曹雷、丁建华、盖文源、程玉珠等，第三代有施融、狄菲菲、沈晓谦、任伟、曾丹、刘风、姜玉玲、王静文等。
陈叙一要求剧本的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有“味”和有“神”，这是决定译制片成功与否的关键。
陈叙一对每一个进厂来的年轻人，他心里都有一本账，经过了解和观察，确定那个年轻人适合为那种类型角色配音，然后把他(她)推上去，压担子，积累塑造人物、如何让配音有“神”的经验体会，不断提高艺术创造能力。后来成为著名配音演员的童自荣，就是让陈叙一压担子压出来的。童自荣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学的是舞台表演，话剧演员，说话带有浓重的舞台腔，自1973年进厂后五年间只是跑跑龙套。陈叙一看中了他内在的潜力，下命令要他克服舞台腔，学会用生活化语言与人交流。童自荣在老厂长的督促下，每天不放松语言训练，五年后，陈叙一给他压担子，让他为《未来世界》《佐罗》《黑郁金香》影片的主角配音，使童自荣的配音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终于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优秀配音人才。
每译制一部电影，按例都要作对白鉴定。陈叙一参加每部片子的对白鉴定，他帮助配音演员，分析每部片子的风格、样式，人物形象，并据此对每个配音演员提出他独到的见解。陈叙一对演员的艺术创作要求很严，迫使演员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即使对老演员也这样。陈叙一导演《简爱》时，邱岳峰为罗切斯特配音，有一段喊“简爱，简爱……”的感情戏，邱岳峰喊了多遍，陈叙一就是不让“过”，直到邱岳峰的喊声带点嘶哑，陈叙一才叫“过”。
陈叙一为人低调，记者来厂采访，他准把演员推出去。别人写影评文章，他告诫说：“你们千万记住，文章里别把我扯进去，我干的都是分内事，没必要说”。在电影圈里，大家都知道陈叙一抓译制片很出名，而广大观众知道他的人并不多。记者来采访，厂里职工都提到老厂长陈叙一功不可没，人们才知道他是译制厂的奠基人。陈叙一的个人品格影响着全厂职工，是陈叙一这种榜样的力量推动着年轻人的成长。
5 译制事业相伴他到生命最后一刻
陈叙一于1992年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患了喉癌，失去了声音，没有了说话能力，他在医院痛苦地写下“从此无言”四字。但他仍执着于电影译制事业，经过放疗，身体稍有起色，便又出现在厂办公室，通过纸和笔和大家进行交流。
自“文革”期间的1970年起，上译厂担负起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译制“内参片”。“内参片”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且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所有参加译制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下达“内参片”译制任务时，只说编号，不说片名，编号有“特内”、“沪内”、“影外”、“影资”等。影片译制完成后，全体参与工作人员要开展大批判，所谓“消毒”，批判会要有重点发言，做到人人口诛笔伐。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译制“内参片”的事都由他说了算，译制后的片子由他来审看，什么地方须改动也由他定。
译制“内参片”的任务往往来得很急。什么“特急”、“加快”，迫使翻译、导演和配音演员每天加班加点，夜里忙到十一二点钟，第二天早上八点必须赶到厂里参加“天天读”，这是雷打不动的。陈叙一这个当权派也不例外，每天跟大家一起干，有时就在厂里过夜，免得第二天迟到。
译制的“内参片”有江青私人保存的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制的艺术片，如后来公映的《魂断蓝桥》，大量的是欧美摄制的，描写外国宫廷政变的、讲暗杀活动的，如《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被玷污的勋章》等，还有四本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影片《日本大海战》《山本五十六》《虎！虎！虎！》等，还有反映苏联二战时期的影片如《朱可夫》《解放》《上中下》等。
在“帽子”满天飞、动辄得咎的年头，陈叙一对“四人帮”亲信徐景贤怀着警惕，小心地保护着上译厂团队不受荼毒。当时负责大批判的孙渝烽回忆说，有一天下班时，老厂长对他说，晚上你留下来，徐景贤要来审片，恐怕会问起大批判的事来，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晚上审片结束，老厂长送徐景贤出门上车，那个徐景贤忽然将打开的车门关上，转身来问：你们影片的大批判还在进行吗？我经老厂长提醒，有思想准备，忙汇报说：“影片大批判我们照常进行，从不间断。有时因为忙不过来，二三部影片并在一起进行批判，每次批判会都有重点发言，并做到联系思想实际，人人口诛笔伐。 ”徐景贤满意地说：“这样好！这样好！再忙，思想上的消毒工作不能放松”。这才上车走了。孙渝烽问陈叙一：“头儿，你真神了，你怎么知道，今天徐老三要问大批判的事？ ”陈叙一说：“你留心看看最近的报纸，每天都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这才使孙渝烽明白，这是老厂长的一番苦心，他关心政治动向，随时准备应对“四人帮”的突然袭击，免得上译厂受到不必要的祸害。 上译厂1976年迁到永嘉路383号新厂址，这跟译制“内参片”不无关系，因为搞“内参片”，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重视，在新厂址陈叙一带领大家译制了一大批受到国家级奖励的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外国影片，创下了辉煌的业绩。直到他去世，他都没有离开他所爱的事业，他和新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一直相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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