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變”發生於明朝嘉靖年間，由於，嘉靖本著“天朝上國”的優越感及歷史仇恨，拒絕與蒙古人進行貿易，以至於，惱羞成怒的蒙古部落首領南侵大明，甚至，一度打到京城之外，震驚中原。這起事件，充分地暴露出十六世紀中葉的明朝已初現的腐敗跡象。
明朝初年，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元殘餘勢力同明朝對立。
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出兵北伐，逐步擴大北部的廣大地區。為了加強對北方的控制，明成祖朱棣於1421年遷都北京，在長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區，設立衛所20多處。
可以說，元朝在被明朝取代以後，蒙古國力迅速衰敗，體制也在倒退，從而，逐漸被分化為了數個小型部落。到了十六世紀中葉，蒙古諸部中的特土默特部逐漸崛起，成為了蒙古草原上實力最強大的部落。由於，在明朝以前，蒙古曾入主中原，所以，以遊牧為生的蒙古人都明白中原商品的重要性。
所以，特土默特部為了長遠發展，他們對來自中原的糧食、布匹、鐵器及手工業製品表示了迫切的需要。礙於環境的限制，遊牧部落根本無法生產這些商品，只能靠與明朝進行貿易來獲取。在古代，北方遊牧民族能夠提供的貿易品非常有限，除了牛、羊、馬及其肉奶製品外，基本沒有其他商品。所以說，相比於蒙古人對糧食、鐵器、布匹的迫切需求，明朝並不需要畜牧產品。
因為，中原雖以農耕為主，但此時的明朝已有成規模的養殖業，肉奶商品自產自銷，根本無需通過外貿獲取。在這一時期，除了來自蒙古的優良馬匹之外，蒙古根本沒有貿易品能夠吸引明朝人的眼球。
除此之外，蒙古與明朝之間的歷史仇恨，也是雙方無法展開貿易的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元蒙統治就是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推翻的，在此之前，中原漢人深受蒙古人奴役。在1449年，明英宗曾被北方民族俘虜。在這場名為“土木堡事變”的歷史事件中，明朝天子淪為蒙古人的階下囚，受盡屈辱。雖然，幾年後英宗被放還，但由此引發的“南宮復辟”又給明朝政局造成了不小影響。
可以說，蒙古人不但給明朝統治者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印象，在老百姓眼中蒙古人也是無法被原諒的仇敵。所以，嘉靖並未同意蒙古人的要求，拒絕與其通商。到了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落俺答為了與明朝建交，主動提出要成為明朝的附庸，並按年嚮明朝進貢牛羊。
當然，土默特俺答希望的是，自己能在明朝獲得爵位，雙方開展貿易活動。嘉靖採取的態度與之前一樣，面對前來朝貢的蒙古使者，嘉靖絲毫不予理會。俺答久久得不到明廷的回應，於是，氣急敗壞的俺答決定：給大明一點顏色瞧瞧，讓中原皇帝正視自己。
同年六月，特土默特部的首領俺答帶著一支軍隊，南下中原，直逼山西大同。面對洶洶來襲的侵略者，大同總兵仇鸞非但沒有主動抗擊敵人，還派出使者與敵軍進行溝通，用一筆錢“打發”了俺答，讓他去攻打其它地區。就這樣，俺答率軍繞到古北口，才此長驅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
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此時的明朝軍隊，在面對侵略者時就像是紙老虎一樣，非但不能戰勝，還輸得十分憋屈。俺答從北到南，打了幾場仗，所遭遇的明軍雖然人數龐大，但是，沒有一人是蒙古人一合之將。打到京城後，俺答所遭遇的，號稱大明禁軍的精銳也都是些烏合之眾，被蒙古軍隊打得丟盔棄甲。
更讓俺答驚詫的是，高坐在廟堂之上的嘉靖和文武大臣，他們根本沒想到大明將士如此不堪一擊，早年的“土木堡之變”竟要在京城重現。事態緊急，嘉靖不斷將聖旨發往全國各地，徵調各地的藩鎮的軍隊進京。最終，藩鎮的軍隊用了半個月的時間，來到北京城下，與敵軍對峙。
不過，就算是援軍已至，明軍仍不敢主動出戰，與蒙古人分出高下。由於事態緊急，所以，來到京城的藩鎮軍隊大多缺乏糧草，就算他們不與蒙古人打仗，恐怕也會餓死在北京城外。值此之際，嘉靖任命仇鸞為平虜大將軍，希望他能夠帶領各藩鎮擊破蒙古人，一雪前恥。
仇鸞領兵後，非但沒有與蒙古人作戰，反而在京郊率軍搶劫。當時，京郊的老百姓都說，明軍比那些南下的蒙古人還要不堪，簡直像禽獸一樣。可惜的是，當時的朝廷，主戰派的呼聲不夠響亮，主和派在整個事件中佔據主導地位。宰相嚴嵩命令：京城的各個將領，千萬不能與蒙古人作戰，一切以議和為主。
於是，明軍龜縮在北京城內，任由蒙古人在城下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在俺答率兵劫掠期間，意外俘獲了明朝太監楊增。俺答是個聰明人，他知道憑自己的軍隊，在城外與明軍打游擊尚能取勝，一旦硬碰硬地進行攻城戰，絕討不到好果子吃。就這樣，俺答釋放了楊增，讓他作為使者，與朝廷進行溝通。
在俺答的書信中，蒙古人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看完了蒙古人的來信後，朝中文武各執一詞，有人認為：應該以京城為重，立即與蒙古人和談；還有人認為：要先安撫住蒙古人，從長計議。禮部尚書徐階雖然不敢直接與嚴嵩叫板，但至此國難當頭之際，徐階也顧不上自己的前途了。
於是，徐階對嚴嵩義正言辭地說道：“蒙古人已經打到城外了，還要任由他們欺負嗎？”嘉靖立即詢問徐階，有沒有盤桓的餘地。徐階的辦法非常直接，那就是繼續拖，等到距離較遠的藩鎮軍隊集結，明軍就能以人數優勢輕鬆戰勝蒙古人。於是，嘉靖一面派人應付俺答，一面繼續徵調全國各地的勤王軍。拖了幾天之後，俺答發現京城周圍的明軍越來越多，這才意識到自己上了當，連忙指揮軍隊撤退。
聽說蒙古人想跑，嘉靖立馬派兵部尚書丁汝夔率兵追擊。得到皇上的命令後，丁汝夔立即著手做出準備，然而，事態緊急，他不知此戰是吉是兇，於是，他便做出了人生中最錯誤的決定：“請教嚴嵩。”嚴嵩是個堅定的主和派，他告知丁汝夔，此戰關係重大，若戰敗結果絕不是丁汝夔能揹負的，應該勸聖上收回成命。於是，丁汝夔成了嚴嵩的棋子，來到嘉靖面前勸其放棄追擊蒙古人。
嘉靖聞言勃然大怒，當即將丁汝夔打入大牢，沒過幾天，就命人砍了他的腦袋。蒙古人已撤至關外，明軍失去了追擊的時機。至此，這場發生在明中葉“京城保衛戰”竟以這樣以戲劇化的形勢收場了。在返回北方後，俺答再次向朝廷提出了要求，並言明：“若是得不到滿意答覆將繼續南侵。”在後來的和談中，明朝答應了俺答的要求，與其互通交易。
編修《明實錄》就庚戌之變一事評論道：“虜自壬寅（1542年）以來，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計以為宜，因其款順而納之，以為制御之策。乃廟堂不為之主議，既大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為之備，反戮其使以挑之，至於戎馬飲於郊圻，腥羶聞於城闕。乃詔廷臣議其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城下之盟，豈不辱哉？”
不過，由於雙方的貿易是建立在俺答武力脅迫下的，所以，嘉靖覺得這是奇恥大辱，雙方正式通商進展緩慢，明朝方面始終在應付。隨後明廷加強防禦措施，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總三營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薊遼總督大臣，轄薊州﹑保定﹑遼東三鎮，募山東、山西﹑河南諸道兵歲集京師防秋......直到1570年，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來到明朝，這一起偶然事件，終於促成了雙方的貿易關係。
那麼，這起“庚戌之變”又對後世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呢？
從這起事變的始末，可以看出明朝統治者乃至文武大臣的昏庸和愚蠢，也直接反映出明軍急轉直下的戰鬥力。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經濟聯繫，也表明了明朝統治者不顧這種客觀的、不可分割的經濟聯繫的制約，而制定並執行的錯誤政策。
因此，這起事變就像是給明朝敲響了警鐘，自嘉靖之後的明朝皇帝開始重視軍事領域的發展，尤其是對外的防禦措施。
“庚戌之變”後，明朝的軍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明朝的防務也有了一定水平的提升。可以說，若沒有這場歷史事件，明朝根本意識不到軍事方面的缺失。蒙古人的入侵，總算是讓明朝有了亡羊補牢的機會，軍事實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庚戌之變發生後，明朝終於開始恢復與蒙古之間的貿易，雖然，進展非常緩慢，但是，卻呈良性發展的態勢。我們知道，這場貿易雖然有利於蒙古的需要，卻同樣能夠維護雙方的外交，對明朝的發展也有一定好處。不過，由於嘉靖始終礙於面子，以至於，互市貿易停停走走。
最終，由於明朝的拖延，俺答數次犯境，南下侵擾，給邊境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巨大威脅。1570年，明朝與蒙古之間的和議終於簽訂，俺答順利地被明廷封為順義王，他所在的部落也成為大明的藩屬。從這以後，雙方的貿易關係得以維持，長城一帶終於重歸安寧。
站在客觀的角度來看，似乎一切都要歸咎於軟弱求和的嚴嵩。實際上，嚴嵩只是明朝大臣中的代表，除少數幾名主戰大臣外，大部分大臣都抱著和嚴嵩一樣的態度。
那麼，為什麼國難當頭之際，大臣們會有這種表現呢？
其實，這種偏安的思想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說：是嘉靖的態度決定了一切。其實，若嘉靖及早意識到雙方貿易的好處，或積極主戰解決外患，這起事件根本不會發生。
所以，“庚戌之變”的始作俑者，實為嘉靖皇帝。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二百一十五·外國八· 韃靼》、《萬里長城縱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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