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秦國崛起，最廣為人知的人物就是商鞅，李斯的《諫逐客書》和司馬遷的《史記》都有指出了這一點。
《諫逐客書》：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然而，商鞅為秦國打了勝仗, 卻為何要將河西之地又送給魏國？固然有魏武卒，以及龐涓擊敗商鞅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40餘年之後，司馬錯一語揭開，即“今王地小民貧”，無力支撐秦國佔領河西之地！
說到底，商鞅變法，只是加強了朝廷對全國資源的集中掌控，實現了不健康的“國強”、“兵強”，但秦國依然是“地小民貧”，與關東國家相比整體實力還是不足。
那麼，讓秦國真正富強和崛起的到底是誰呢？就是上文提到的司馬錯！
商鞅讓秦國更有秩序，資源掌控利用能力更強，但秦國地盤就那麼大、人口就那麼多，商鞅變法帶來的提升，總歸有一個限度。
就好比種田，商鞅變法讓秦國田地產出增加了10%—20%，但絕不可能翻倍，因為以當時的科技條件來說根本達不到。
然而，司馬錯卻讓秦國真正富庶和強盛，所採取的辦法就是消滅蜀國，既消除背後隱患，又獲得天府之國相助。
316年，位於四川的巴國和蜀國互相攻打，都向秦國求救。《史記·張儀列傳》記載，“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因此猶豫不決。
張儀主張應先攻打教訓韓國，再攻打蜀國，所謂“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週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可見，張儀認為先攻打韓國，有利於奠定秦國王霸之業。
然而，司馬錯卻力排張儀之議，認為秦國地小民貧，尚不具備成就王業的條件，宜從易處（攻打蜀國，而非韓國）著手，增強國力。而且，攻打韓國將導致諸侯聯合對抗秦國，攻打蜀國則既可得其人力、物力以充實軍備，還可佔據有利地勢順水而下攻打楚國。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
國富需要廣其地，強兵需要富其民，秦國打下蜀國，可以“
廣國富民”，這才是秦國崛起的真正原因！而且，司馬錯認為蜀國“有桀、紂之亂”，秦國滅之師出有名，可為秦國積德。
最終，秦惠王採用司馬錯之策，滅了蜀國之後（次年滅了巴國），《資治通鑑》中記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更為驚人的是，秦國消滅巴蜀僅僅只過八年，就取得了重大成果。
《華陽國志•蜀志》：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指漢水)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
可見，秦國不僅獲得了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還消滅了背後隱患，以及獲得一個攻楚的戰略要地。有錢、能打、沒有後顧之憂，這樣的秦國才真的可怕，而不是司馬錯之前“地小民貧”的秦國。
因此，從長遠來看，秦國佔據天府之國後，才真正崛起，真正奠定王霸之業，後來發展證明了司馬錯眼光。40年後的長平之戰中，通過巴蜀棧道，白起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糧草供給；秦始皇一統天下，都離不開巴蜀的豐富資源，比如巴蜀的寡婦清，就對秦始皇幫助非常大。
五百年之後，東漢末年的諸葛亮，複製了司馬錯的觀點，《隆中對》中提到“益州（巴蜀）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就是勸說劉備佔據巴蜀之地。那麼，諸葛亮到底學的是劉邦，還是司馬錯呢？
明清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四中記載：“讀此，始知諸葛公乃有粉本。後賢信諸葛公亦爛讀《國策》（“司馬錯論伐蜀”出自《戰國策·秦策》），則其爛讀，可無俟再勸也。”可見，金聖嘆認為諸葛亮學的是司馬錯。其實，劉邦諸葛亮的攻略四川之策，鼻祖都是司馬錯。
令人遺憾的是，談及大秦帝國的崛起，人們習慣性的認為商鞅變法，而真正的關鍵司馬錯卻鮮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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