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相忘於江湖，不如關注“行之無涯”。
六
現在要面對的另一個對比點，是沿途處處可見的一群群閒人。
在歐洲各地，總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閒地坐在路旁一張張小桌子邊的閒人。他們吃得不多，卻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報。偶爾抬頭大量街市，目光平靜，安然自得，十分體面。
這又與我們中國人的生態構成了明顯對比。
記得在意大利時曾與當地的一些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很多中國移民在歐洲謀生，意大利朋友對他們既欽佩又納悶。佩服的是他們通過自己日以繼夜的辛勞，不僅在當地站穩了腳跟，而且還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納悶的是，他們幾乎沒有閒暇，沒有休假，讓人看不到他們辛勞的目的。說是為了子女，子女一長大有重複這種忙碌。
平心而論，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為方式。以前長期處於埋頭苦幹來積累財富。
問題在於，當這種無休止的苦幹有群體行為演變成心裡慣性，就陷入了盲目。而這種盲目的最大危機，是對公共空間、公共生態的隔膜。本來，他們是可以在那裡擺脫這種危機的。
我在羅馬時，看到絕大多數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幾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們與中國人在文明生態上的重大差異。我寫道：
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假，但那只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迴歸，使親倫重現。也就是說，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種觀念融化了西方的個人權利、迴歸自然等等主幹性原則，很容易普及，深入人心……
讀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說休假的時候，著眼點不在休假，而在於“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是人生的根本問題，卻很容易被盲目的實用主義慣性所遮蔽。因此，悠閒很可能是一種清醒，而忙碌可能是一種糊塗。中華文明注重實用性，拙於中級思考，在經濟發展道路上較少關心人文理想。這一點，歐洲常常是我清醒。例如北歐有些國家，近年來經濟發展的速度並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於實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使悠閒成為一種廣泛的可能。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寫下一段話：
我學著概括了他們這裡的一系列邏輯關係——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想到這裡，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應該處於高速發展中的國家嘲笑。
那麼，縮小了看，那些在歐洲很多街邊可以看到的休閒人群，也值得我們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積聚財富的中國人，有沒有想過自己今後的生態模式呢？財富無限而生命有限，當人生的黃昏終於降臨，你們會在哪裡？
七
接下來，是那塊巨石。
在冰島，我去看了辛格韋德利火山岩間的那塊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時候那裡非常寒冷，卻咬牙忍凍站了很久。初一聽，那是北歐海盜們自發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處於好奇。但是站在那裡，我卻看到了中華文明的一大隱脈，後來回到冰島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後花了幾天時間一連寫了幾篇文章。
中華文化的這一隱脈，就是武俠精神。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至今爆紅，證明這一隱脈的潛在力量至今猶存。往往是以家族復仇為起點，各自設定正義理由，行為方式痛快、壯烈，貫穿著對“好漢人格”崇拜。但是，這一隱脈在本性上是無視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華文明與近代社會的嚴重阻隔。無數事實證明“好漢人格”很容易轉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會。
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法律石”前，我發現了當年北歐好漢們如何話費幾百年時間，痛苦地更換榮耀座標，改寫英雄情懷。
更換和改寫的結果，是放下長劍和毒誓，去傾聽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鐘聲。這就與中國好漢們遇到的“詔安還是不詔安”的問題判然有別了。如果也要用“詔安”這個詞，那他們是被法律和宗教“詔安”了。我寫道：
很多好漢本來是為了求得一個社會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給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麼多江湖恩仇的故事，既無規則，有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這是人類很難通過又必須通過的精神險關，只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別注意的，是北歐好漢們通過這個精神險關時的掙扎過程，《薩迦》對於這個掙扎過程有細緻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國好漢們心中的“社會公平”，一直是單向的，復仇式的，因此與法律的關係始終是對立的，衝撞的。
《薩迦》記載，“好漢中的好漢”尼雅爾和貢納爾等人既看到了以復仇為基礎的老榮譽，又看到了以理性為基礎的新榮譽，而且，還看到了當時法律的代表者是一個小人。但他們還是願意為新榮譽和法律，獻出生命，並忍受譏笑。
這樣的人物形象，在同時代的中國故事中找不到，於是後來也就更難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當做了一個重要的對比點。
八
最後一個主要對比點，是一面藍旗。
這面藍旗，就是歐盟的旗幟，在歐洲到處可以看到，卻更權威地飄揚在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大堂門口。離歐盟總部僅四十公里，便是改寫了歐洲近代史的滑鐵盧戰場。這種近距離的對接，讓我不無震撼。
不朽的偉業、成敗的英雄，總是維繫在滑鐵盧和其他許多戰場上。永久的目光，總是注視著炮火硝煙間最後升起的那面勝利者的旗幟。然而，歐洲終於告訴我們，最後升起的旗幟無關勝負，無關國家，無關民族，而是那面聯合的旗，與藍天共色。
我們中國人已經關注到了這個現實，但對這個現實所包含著的深意，卻還比較漠然。
就民族國家的戰爭而言，歐洲特別有聲有色。從古代到近代，世界歷史上最傳奇、最殘酷的篇章，大半發生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之間。對此，歐洲居然有更宏偉的良知，提出了反證。
中華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種開闊無垠的天下意識。民族國家的概念，則產生於遭受內亂和外力的威脅之時。目前，當中國終於大踏步走向國際社會的時候，既有可能因視野打開而顯出氣度，又有可能因競爭激烈而倒退會狹隘。於是，我覺得有一些話，應該從歐洲的土地上寫給中華文化：
康德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客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我當然喜歡康德，喜歡他跨越疆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宣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任何一個高貴的民族，都應該是這些共同原則的制定者、實踐者和維護者。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暗流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併合力予以戰勝。否則，人類將面臨一系列共同的災難。大家已經看到，今天的絕大多數災難，已經沒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九
在歐洲考察，當然不會像上次考察北非、中東、南亞那樣恐怖，但也不是預想的那樣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義集團在不斷地製造事件，我們在那裡時天天受到人們緊張的提醒；德國的“新納粹”專挑外國人動手，這又要讓我們一直處於警覺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帶，我們被告知，即便在街邊停車吃一頓飯，出來時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車輪；一個當地人說：“我們這個區，至少有一半人進過監獄”，這可能有點誇張，但追捕黑手黨的警笛實常在耳畔；歐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盜事件如家常便飯……
……
這一切說明，儘管我一路都在以歐洲文明為座標來尋找中華文明的短處，但歐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煩也很多。人類的很多災難是互滲的，我在中東和南亞看到的種種危險，也都在歐洲有明顯的投射。連法國圖盧茲這樣原以為最平靜的城市，我們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優秀的歐洲，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災難已經失去了敏感和關切，對於已經來到身邊的危機也缺少應對能力。我寫道：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產生了以誤讀為基礎的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當歷史不在留有傷痛，時間不再擔負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歐洲的旅途，使我對弗蘭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的觀點產生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歐洲集中了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人的自由、體制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面已經進入了歷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局部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我覺得，這種觀點，是一種躲藏在自己價值系統裡的閉目塞聽，也是對各地實際存在的危機、積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歐洲的這種心態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不安全，因為當一種文明不能正視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結果只能削弱自己的體質。
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在學習歐洲文明的時候，不能繼續想文化前輩那樣一味抱歆羨和追慕的態度，而應該作一些深入的總體思考。
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差別很大，但既然都稱為“文明”，就必須應對所有文明的共同敵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義、核競賽、環境汙染、自然災害……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最根本的衝突，產生在文明與非文明之間。守護全人類的整體文明，是迫在眉睫的當代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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