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開始沒多久，我父親的腿就受傷了，他的4個衛兵犧牲了3個，只剩下高弘錫。他們要父親先撤回北平，但父親堅決不走。他曾和戰士們說過：“麟閣若不身先士卒行，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
1935年，佟麟閣與夫人彭靜智和佟兵在張家口。
人物簡介：
佟麟閣(1892—1937)，河北保定人。“七七事變”爆發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副軍長，在北平南苑率部抗擊日軍，7月28日遭日軍伏擊殉國，是全面抗戰爆發後捐軀疆場的第一位高級將領。
對佟兵來說，自己的一生註定與他人不同——儘管父親佟麟閣在他12歲時就已犧牲，但父親對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尤其是在佟兵60歲之前，父親的身份甚至主宰了他人生的悲歡離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90歲的佟兵又因為父親而忙碌了起來，活動、採訪一個接著一個。這讓他欣慰，也讓他難過，因為“每回憶一次，都是痛苦”。
曾經其樂融融的一家
我生於1925年，父親其實叫佟凌閣，後來報紙上誤寫成佟麟閣，傳開之後就一直沿用下來了。父親本來在縣衙做筆吏，20歲時因仰慕馮玉祥先生而投筆從戎，一直深受器重。1930年中原大戰討蔣失敗，他隨馮先生一起卸甲歸田。
“九一八事變”後，當時的29軍軍長宋哲元先生邀請父親出山，代理察哈爾省主席兼張家口警備司令。在張家口時，父親有一次帶我們在山上騎馬，遙望著東北慨嘆說：“現在如果多幾個岳飛這樣的人，小日本哪敢這樣猖狂？”
1933年5月，馮玉祥先生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父親第一時間響應，成為抗日同盟軍第一軍軍長，吉鴻昌是第二軍軍長。兩人合作收復了6個縣，當時全國人民都非常振奮。但那個時候蔣介石、何應欽和抗日同盟軍觀點不一致，我父親對蔣介石有點意見。有一次蔣介石和宋美齡去張家口，見了我父親，送給他一張放大的照片。父親在照片後面寫：“金鑾殿上坐個猴，望之不似人君。”後來蔣介石派了幾個軍把抗日同盟軍圍起來，要求必須解散，不解散就消滅。馮先生沒有辦法，就解散了抗日同盟軍。父親覺得報國無門，一氣之下就辭職了，回北平香山居住。
1935年華北事變(指東北淪陷後，日本侵略軍蠶食侵犯華北地區，策動華北各省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實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後，在北平成立了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先生想培養一些年輕軍官，鞏固29軍的實力，打算組織一個軍事訓練團，於是派張自忠、馮治安、趙登禹、劉汝名這幾個師長去香山請父親出山。父親覺得自己報國的時機到了，於是決定出山，但聲明絕不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任職。宋先生任命父親為29軍副軍長兼軍事訓練團團長，兼大學生軍訓班主任，駐南苑29軍軍部，主持全軍事務。
那個時候我們家裡條件很好，住在東四十條40號，房子很大，兩三個四合院，好幾十間房子，還有一個大花園。我們家兄弟姐妹6個，大哥、大姐、二姐、三姐、我、小妹。我是最小的男孩，因此格外受疼愛，父親之前到甘肅、張家口任職的時候，都把我帶在身邊，我們父子感情很深。
那時候還沒幾個人有車，但父親有專車，每到禮拜六我們就在家裡等著，汽車喇叭一響，就知道父親回家了，大家跑出去迎接他，這個拿皮包那個拿帽子，其樂融融。父親是個孝子，每次回來第一件事都是跟祖父母請安。我的父母感情也很好，印象裡他們從來沒有紅過臉。結婚20週年的時候，父親還給母親打了一副金鐲子，上面刻著：“瑞卿夫人，隨我廿年。戎馬顛簸，歷盡艱危。含辛茹苦，風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儉。鐫此數語，以志不忘。凌閣。”
“堪稱模範軍人”
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內部對抗日有這樣一種說法：“戰而必敗，和而必亂，戰而後和，和而後哀。”全國抗日熱情這麼高，不打肯定是不行的，老百姓會反對你；但打了，裝備實在不行，肯定失敗。所以當時宋(哲元)先生總想打打談談，希望最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我父親對這種觀點堅決反對，認為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盧溝橋事變”後，父親在軍事會議上慷慨陳詞：“中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日寇進犯，我軍首當其衝。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繫於一人者輕，而繫於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應當馬革裹屍，以死報國。”他以軍部名義向全軍官兵發佈命令：凡有日軍進犯，堅決抵抗，誓與盧溝橋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
從那時開始，他就再沒有回過家。
《北平時報》登載過一篇文章說：“佟副軍長善治軍。二十九軍紀律嚴明，勇於作戰。而於老百姓則秋毫不犯，佟將軍訓練之力也。當七七後，軍士於烈日下守城，每一隊前，置水一桶，用開水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競獻西瓜，堅卻不受。對老百姓恭而有禮，殺敵則勇猛無倫，堪稱模範軍人。”
當時南苑的軍事實力其實特別弱，以軍事訓練為主。我父親就跟宋先生說，必須把趙登禹的兵力調過來。趙登禹和父親關係非常好，父親當連長的時候他就是連裡的戰士，佟趙兩家跟一家一樣。趙登禹駐紮在河間，得到調令就帶了兩個團左右的兵力往北京南苑趕，半道上有一個團受到截擊，帶到南苑的僅有一團人。1937年7月27日下午趙登禹到達南苑，連夜和父親商討作戰對策，但已經來不及了，第二天日軍就發動了總攻。
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一個叫潘毓桂的做了漢奸，他非常瞭解29軍，於是日軍知道南苑的實力弱，就選了這裡作突破口。7月28日早上4點，日軍步兵在飛機和炮兵的掩護下，突然從東、南、西三面向南苑發起空中和地面進攻。集結於豐臺的日軍駐屯旅團主力同時向南苑進攻，切斷南苑守軍北平方向退路。當時南苑守軍有29軍衛隊旅、騎兵第九師留守的一部、軍事訓練團、平津大學生軍訓班等約2萬人。通訊設備很快被炸燬，聯絡中斷，指揮失靈，部隊各自為戰。當時日軍主要的攻擊對象就是訓練團，學生們奮勇抵抗，但他們才剛學會拿槍，沒有經驗，傷亡慘重。
戰爭開始沒多久，我父親的腿就受傷了，他的4個衛兵犧牲了3個，只剩下高弘錫。他們要父親先撤回北平，但父親堅決不走。他曾和戰士們說過：“麟閣若不身先士卒行，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 一直頂到下午2點，1500名學生只剩600人。父親決定撤退，和教育長兩個人分撥帶著學生往北平撤。撤退部隊跨過涼水河，到達大紅門與紅寺之間的南頂路時，又與日軍遭遇併發生激戰。父親只得率部再向北，進入時村，在這裡遭到了日本人的伏擊。後來我看到當地一個村民回憶，日本人就在他家房頂上架了兩挺機關槍，截擊29軍後撤的部隊。父親帶傷堅持指揮作戰，最後被日軍飛機扔炸彈炸傷頭部，犧牲了。
僥倖活下來的衛兵高弘錫揹著父親的遺體在村裡跑，實在跑不動了，看到一塊種白薯的地搭著窩棚，就把父親的遺體放在那兒，他在旁邊守著。後來來了一個小流氓，看到父親身上有一個金鍊子還有懷錶，就想拿走，被高弘錫制止了。為安全起見，高弘錫把父親身上值錢的東西——德國照相機、金鍊子、懷錶，藏在自己懷裡，跑到北平城裡找到當時代理宋哲元管理軍務的張自忠和馮治安，說佟軍長犧牲了，你們趕緊想辦法，無論如何得把遺體找回來。他們派了一個日文翻譯，帶著紅十字會的汽車，還有十幾個警卒，出城到時村找到我父親的遺體，拉了回來。
看到父親的遺體，母親當場就暈過去了，我們幾個孩子拿白酒給父親擦了身體。當時的天多熱啊，父親的傷口都長蛆了(佟兵老人回憶至此，掩面哽咽)。家裡有原本父親給我祖父準備的壽衣、棺材，我們拿出來給父親用上了。由於怕祖父母傷心過度，我們一直沒有告訴他們父親犧牲的事。
當時日軍快進城了，我母親很著急，怕被日本人發現把遺體毀了。我祖母信佛，經常去北新橋附近的柏林寺燒香，寺裡的老方丈冒著殺頭的風險，把父親的遺體藏在寺院裡，在一個大殿的跨院挖了個池子，把棺材放在裡面，上面立個碑，不敢寫真名，用了我祖母的姓，寫著“胡某某”。老方丈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直到抗戰勝利。
顛沛流離的生活
1937年7月29日白天把父親的遺體接回來後，當天晚上，宋哲元和馮治安就離開北平撤往保定。當時國民黨軍官的家屬都撤離了，僅留下我們家和趙登禹家沒人管，趙將軍也在7月28日對日作戰時壯烈殉國。從那之後，我們就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父親犧牲後，東四十條的大院子不能住了。當時，我在匯文小學讀書，校長知道這件事後，就收留我們在學校住。後來開學了，學校也不能住了，怎麼辦？我父親有個法國朋友是大夫，他幫忙在一家法國醫院包了幾間病房給我們住。再後來，我們搬到史家衚衕，我就轉到了史家衚衕小學。後來又搬過幾次家，我也不斷轉學，從育英中學到大中中學再到匯文中學。
家裡的收入來源主要靠賣掉幾套老宅子，還有母親給人織襪子賺點錢，生活很艱苦，經常吃不飽。我二姐那時已經嫁人了，她婆家條件還可以，幫了我們家很多。
我在匯文中學讀了沒多久，就因為打架退學了。當時學校裡有一些東北滿洲國來的學生，被稱為“留學生”，他們知道了我父親的身份，就欺負我。有一個叫趙光宇的同學看不下去，帶頭和他們打架，被開除了，我也因此退了學。當時我就想不上學了，抗日去，我母親不同意，說我才十幾歲，太小。於是我又去成達中學讀了高三，1944年考入輔仁大學。
上大學後，我被日偽公安抓過一次。可能是因為自己說話不注意，被別人知道了父親的身份，有同學就向公安舉報說我搞抗日活動，他們關了我好幾天，還打我。母親四處託人找關係保我出來。張之洞的孫子張厚龍得知後，出面幫忙。找關係得花錢，家裡沒錢，母親就把她珍藏的那對金鐲子賣了一隻。
放出來之後，我就跟母親說，我寧願死在外面也不在北平待著了，我要去重慶抗日。母親拗不過我，只好答應了，她說那邊有很多父親的同事，肯定會幫助我。沒想到走到河南商丘，交通斷了，困在那裡走不了。滯留沒多久，就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了。聽到那個消息，真是高興得快要瘋了，不知道該怎麼表達。
人生三大悲三大喜
很快，我就收到了母親的來信，讓我趕緊回北平，政府要給父親舉行國葬。我從開封坐火車到了上海，再坐船回到北平。
1946年7月28日，在父親犧牲整整9年後的這一天，國民政府給父親舉行了國葬和移靈。由李宗仁主祭，從北新橋柏林寺到香山蘭澗溝，沿途設6處公祭點，民眾自發擺設供桌、祭品。以往我們到柏林寺祭奠父親，只是偷偷擺些點心、水果，哭都不敢哭，這次總算能痛痛快快哭一場了。第二天是趙登禹的移靈日，當時趙家已經沒有人在北平了，我和姐姐替他們家打的幡。後來，在西城區選了兩條路，分別命名為“佟麟閣路”和“趙登禹路”。
可就是這麼大的陣仗，我的祖父母還是全然不知情。他們問母親：“日本投降了，我兒子怎麼還不回來？”母親就騙他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事回不來，還以父親的名義寫家書報平安。後來，祖父母慢慢地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問。兩位老人都是在解放後去世的，到最後也沒有挑明這件事。
我的人生中有三大悲三大喜，都是和父親有關的。第一悲就是父親的犧牲，好好的一個家庭瞬間破碎了。第一喜是日本投降。再一悲是抗戰勝利後本以為國家能振興了，卻發現國民黨那麼腐敗，非常失望。當時我考上了國民黨海軍軍官，要送到英國受訓，母親堅決不許，說受訓回來就要打內戰，不行。再一喜是解放，尤其是抗美援朝勝利，心情非常振奮。可後來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悲，我原來填家庭出身都是“舊軍官”，後來必須填“軍閥”。上世紀60年代，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派到南苑勞動，我一到那兒眼淚就下來了。父親為了保家衛國犧牲在這裡，如今兒子卻被送來勞動，這是父親的罪過還是我的罪過？我母親在“文革”時被遣送回老家，最後因為生病看不了，於1968年7月去世了。最後一喜是“文革”結束，之後改革開放，老百姓逐漸富起來了。父親的功績也逐步得到了肯定，1979年，民政部追認他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2009年，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我的父親確實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犧牲了自己，而且作為抗日戰爭中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他的死也確實激發了國人的抗日熱情。作為兒子，能看到他獲得公正的評價，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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