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在“國家發展”系列講座的演講整理。“國家發展”系列講座已舉辦30多講，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推出在線版，姚洋教授為在線版“國家發展”系列講座第一講。
我今天要給大家分享的主題是“中國古代政治對當代的啟示”，大家可能會問，作為一名經濟學教師為什麼會關心古代政治？
這個緣起於十多年前，我開始著力研究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我給自己定的任務是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研究之後，我發現中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和儒家有關。當代中國的很多做法，特別是人才選拔制度同儒家提倡的辦法有很多相通之處。所以我的研究有點追根溯源，因為要理解當代制度而追溯儒家。
這裡先說明一下，我說的儒家是指經典的、先秦的儒家，而不是宋明理學之後的儒家。一般認為，宋明理學對於先秦經典儒學有繼承，也有發展，但同時也摻入了很多道學和佛學等思想，因此宋明理學又被稱為“新儒學”，其突出特點是轉入內心，把儒學變成內省的心學。
中國歷史的政治階段劃分
如果將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分階段，可將春秋時期的分封制作為第一階段，即所謂的封建制社會。事實上，封建社會在秦統一中國之後就開始消亡。春秋時代，貴族政治盛行，各個諸侯國的君主，基本符合英國《大憲章》裡對國王的定義：君主是和貴族一樣的人，只不過是貴族中的第一個。
接下來，秦朝建立了大一統的官僚帝制：“化家為國”。在此之前，各諸侯國是相對獨立的君主國，“化家為國”之後，維護社會政治秩序成為整個大一統國家的目標之一，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漢唐是官僚帝制成型時期，漢代建立了官僚體系，唐代進一步完善。
北宋和漢唐又不太一樣，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君臣共治，士大夫的地位非常高，而且臺諫之風盛行。臺諫制即北宋時期設御史臺和諫院，諫官和言官同時監督皇帝、宰相和幾乎整個官場，行使著如今紀監委的權利。
南宋時期是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走向封閉，並最終走向衰落的一個轉折點。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劉子健先生說，自宋朝開始，中國向內轉。
明清時期是我們國家政治的倒退時期。明代廢相，開始抑制士大夫，搞專制；清朝完全是一種黑暗政治，和漢唐做法剛好相反，是“化國為家”，又全面倒退回了專制。
總的來看，從秦以來兩千年的歷史，北宋剛好在中間這個時間段。前面的一千年，整個中國處於上升期。北宋之後，中國開始走下坡路，到清末幾乎將前一千年的成就抹殺掉。
下面分別來看各個時期的政治。
春秋：分封制的貴族政治時代
春秋時期是貴族政治，周以前的商朝沒有分封制。商的統治區域在如今河南省一帶，首都變過很多次，維護統治的方式很血腥，通過征服周邊小國進而盤剝它們。商所處的時代，希臘、雅典、斯巴達等同樣是獲勝的城邦盤剝其他失敗者。
周朝的統治比較溫和，發明了分封制。這裡有兩個關鍵字，封和建。封是分封，主要是天子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如周公旦就分封到魯國。建是皇帝的兄弟或兄弟子侄，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小國家。合起來就叫封建。
真正的封建時代是西周，東周封和建都比較少，因為東周已經非常弱。各諸侯國照搬前代，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但是不像西周地廣人稀，西周持續200年，疆域可以封得過來，東周持續近600年，一直分封下去就會出問題。
東周時期，王公貴族子嗣實在是太多，特別是那時允許一夫多妻，子子孫孫都能分家產，生育子嗣多的王公貴族很快就會變得越來越弱，而那些節制生育，或不幸子嗣很少的貴族，反倒變得相對強大，最終得以挑戰王公。比如，魯桓公的三個兄弟到孔子時代已完全掌控魯國政治，魯國國君反倒非常弱，一直滅不掉魯桓公兄弟們，最後只好自己逃亡，客死齊國。王公和諸侯國國君本質上都是一個家族的兄弟，區別不大。王公和貴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靠家臣管理，家臣最後演變成官僚體系。
到春秋時期，很多貴族根本沒辦法再分封，後代漸漸沒落，但仍是貴族，被稱為士，即沒有封邑的貴族，孔子就是這個身份。孔母顏徵在是平民，孔父是從宋國避難到魯的貴族。宋國是殷商封地，周征服商的王朝，但並沒有滅掉商王族而是給了封地。所以孔子從血緣來講，是商貴族的後代。孔子跟母親生活到15歲，母親去世後他把母親棺槨停在曲阜城東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後獲得孔家承認，確認了貴族身份。但貴族又分士和大夫，孔子是士，不是大夫。孔子晚年病重離世前，子貢等弟子們演練孔子的葬禮，要以大夫的身份厚葬孔子，被孔子制止，最終以士的身份下葬。
士在中國古代社會非常重要，戰國時代，他們奔走於各國之間，有些人官至宰相，比如李斯。中國有所謂士大夫之稱，其實是指走向仕途的士。錢穆先生說，中國古代政治實際是士人政治，他主要指的是漢唐和宋代。明代士大夫開始弱化，到清朝基本消失。
秦：統一中國和確立官僚帝制，“化家為國”
秦代確立帝制，皇帝是國家的象徵並且世襲。當時的世界，像雅典那樣實行民主制度的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區域都是世襲帝制。世襲帝制的好處是可以避免無謂爭鬥，皇帝要麼傳位給嫡長子，要麼指定太子接班，其他人別爭，這樣能保證和平相處。
除此之外，秦朝已經意識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李斯建議秦始皇設立郡縣，從上而下形成一套官僚體系來管理整個國家。馬克思·韋伯早就說過，官僚制是現代國家的主要標誌之一，這個判斷標準到今天依然適用。
由是觀之，中國是第一個建立現代國家雛形的國家。這個觀點會顛覆我們對中國兩千年專制制度的認知，但錢穆先生很早就對中國建立這種官僚帝制讚賞有加。而且自秦始，國家機器不再只為帝王一人服務，而主要是建立全社會的政治秩序，這就是所謂的“化家為國”，這一理念在當時同樣非常先進。
《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記載，為了佔領耶路撒冷稱王，人們打來打去，毫無社會秩序可言，也沒有固定的國家疆界，所謂的國家就是這個帝王的國家，所有階級都是為帝王一人服務。秦統一中國，設立郡縣則不一樣，這屬於“化家為國”，開始真正有了國的概念，同時注重為社會建立政治秩序。
秦統一的是非常遼闊的疆域，如何建立一套官僚體制？李斯提出“車同軌、書同文、語同音”。“車同軌”，車轍壓出來的路也就有了規制，車因此能跑得更快更遠，時間縮短，世界變小，統治更容易；“書同文、語同音”有助於減少交流障礙，否則，中國的統一非常困難。
錢穆先生有“中華文明早熟論”的說法，原意是說，中國過早建立了現代國家的形態。為什麼說“過早”建立？一方面，人類當時的智識水平，根本沒有達到建立現代國家形態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國最終走入了專制的死衚衕，因為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怎麼管理一個現代國家。
在我看來，“中華文明早熟”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封建制度早於其他文明建立，也早於其他文明停止。
對比同期歐洲歷史看，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也是一段分封史，但國王對下面的小封建主管理很差。不過，這有個好處，當現代化開始時，這些小封建主、小貴族反倒成為反對王權的一個重要牽制力量。
中國很早就進入官僚帝制，延續兩千年後發現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對手能夠打敗帝制，引進民主，很多人受帝制的影響根深蒂固。英國、日本在現代化的國家進程中，阻力都比中國小。17世紀的英國革命持續四五十年，宗教和貴族是反對國王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維新是自下而上的，最終逼迫幕府大政奉還，比較容易地過渡到了現代文明。
漢唐：落實“化家為國”，完善官僚帝制
西漢君權和政府分離非常清楚，皇帝當然是國家的代表，但管理這個國家靠“三公九卿”。“三公”之中，宰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軍事，御史大夫主管監督官員。“九卿”是中央其他官員。三公位階當然比九卿更高。在西漢，“三公九卿”去見皇帝都不用特別行禮，當時沒有椅子，大家都是盤腿跪坐，大家給皇帝鞠躬就行，然後皇帝鞠躬回禮。
西漢已經建立察舉制度，太學也真正成為培養人才的地方，貴族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入學。不過，貴族繼承了一些春秋的傳統，享有一些優待，比如貴族太學畢業就可以到皇帝身邊去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畢業考甲科，也能跟貴族一樣，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當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機會。
同時，西漢還有“鄉舉裡選”制，“舉孝廉”主要是推舉孝子和太學出身的廉吏。此外還有“考課制度”，是指皇帝派欽差大臣考察地方官員，做得好的獎勵提拔，中等的調往別處歷練，差的降級，和我們現在差不多。
可惜“鄉舉裡選”制到東漢演變成門閥制度，這也是為什麼隋代要開科舉。
錢穆先生談到漢代薦舉制度說：“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並不取決於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求取決於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見《左傳》）。哪一人賢，就採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於多數。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可見，漢代是一種賢人政治，從太學的人才培養和任用，到“鄉舉裡選”舉孝廉，甚至“考課制度”對地方官員的考評，都是以賢薦賢。
唐代把相權進一步擴大和完善，對科舉也進一步完善。相權被一分為三，分成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中書省最重要，負責給皇帝擬定詔書。門下省是審核詔書，有監察作用，不同意可以打回去，稱為“封駁”。尚書省是執行部門，轄六部。
詔書在門下省同意之後，皇帝要在詔書上籤敕（即硃批），然後加蓋中書門下之印才算生效。所以，皇帝想任性在唐朝比較難，因為沒有中書門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
唐中宗時期，凡是未經門下省的詔書，皇帝都是用黑筆而不是用紅筆來簽字，詔書的封口也不敢用正封而是斜封，這樣的詔書當時被稱為“斜封墨敕”，因此，沒有經過中書省和門下省審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員被稱為“斜封官”，雖然皇帝認同，但在官場抬不起頭。
唐代的科舉考試和宋及以後不同，唐代的科舉考試科目特別多，宋及以後變成了進士一科獨大。如果更準確地評價科舉制度，它不簡單是一個考試製度，還是整個帝制的一部分。因為想讓官僚帝制運轉起來就需要很多官員，科舉制為官僚帝制輸送了大量人才。
北宋：中國現代性的拂曉時分
吳鉤先生有一本研究宋代的著作，名為《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為什麼稱宋代為中國現代的拂曉呢？宋代確有很多特別之處，第一個就是宋代的道統、規訓。在宋代，道理最大，皇帝並不是最大的。
沈括在《夢溪續筆談》中，記錄了宋太祖趙匡胤和宰相趙普這樣一段對話：“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當著皇帝的面說道理最大，而不是皇帝最大。宋明理學的創建者程頤也有一句話，“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筳”，意思是說皇帝不要管日常運行，天下能不能治好，那是宰相的責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責任在經筳官。
宋代為皇帝講儒家思想的儒家學者即經筳官。程頤做經筳官時，要坐著而不是站著講課，他的理由是：“臣竊見經筳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理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說得理直氣壯。
可見，北宋是士大夫的黃金時代，士大夫也在北宋開始自我覺醒。經歷南北朝動盪，唐朝引入了佛教，並以佛教為主，儒學地位下降。北宋時代，儒學重新興起，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只有宋代的士大夫才能說出這樣的話。
相比漢唐，宋代還進一步實現了“化家為國”的理念。南宋御史方庭實曾諫言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他當著宋高宗的面慷慨激昂，可見宋代形成了一種君臣共治的信念。
在宋代，君權有所增加，相權有所分散，但這不意味著皇帝可以亂來。實際上，封駁非常多見，御史臺的地位上升非常高，不僅監督百官，也進諫皇帝。包拯當御史時，反對仁宗的一個任命，吐沫星子都噴到了仁宗臉上，仁宗回到後庭才敢擦。王安石變法之後，宋代的臺諫之風惡化了北宋的政治生態，導致黨爭過頭，釀成不少冤案，如蘇軾的烏臺詩案。但是，如果以現在人的眼光來看，臺諫、黨爭可能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標誌？事實上，黨爭在北宋還處於君子之爭，就事論事，臺上互相打壓，私下仍是好友，如司馬光和王安石。
北宋還是科舉取士最多的朝代，北宋每一次殿試，進士有三四百人之多，當然後來這也成為一個問題，官太多，養不起。不僅如此，宋代科舉不再給貴族留名額，在唐代的時候，還給貴族留一些名額。因此，宋代真正實現了平民子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願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宋代官員的俸祿也是幾千年裡最高的，宰相的年俸大概相當於現在的300萬元。
如何對待士大夫，甚至被宋太祖寫進祖宗家訓。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立了這樣一塊誓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代歷代皇帝上任，都要念這塊碑。北宋還真沒有殺過一個士大夫或者上書言事之人，南宋也很少殺。
宋神宗時期，遭遇西夏戰事失利，因為文官管軍事容易戰敗。神宗特別生氣，想殺一個轉運使解氣。門下侍郎章惇反對，神宗也只能改成刺字發配，章惇說這還不如把他殺了。神宗問何故，章惇回答：“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罷，聲色俱厲地抱怨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也很乾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罷！”
宋太祖的祖宗家訓，是不是也有英國《大憲章》的意義？《大憲章》被認為是英國走向憲政的重要文獻，但實際上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簽訂的限制國王恣意妄為的協議。這個協議幾百年間並沒有得到國王的尊重，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吸收《大憲章》的思想撰寫出《權利法案》，《大憲章》的位置才被抬得很高。
當然，宋太祖誓碑是個單方的、自願的約束，但如果大家都相信並遵守了這個約束，最後是不是也可以成為一種契約？這值得探討。
宋代也已經有了法治的概念。我們都以為古代沒有法治，但是南宋陳亮是講法制的代表，他說“人心之多私，而以法為公，此天下之大勢所以趨於法而不可御也。”他還說“舉天下一聽於法，而賢者不足以展布四體，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為”。聽起來是不是很像清末民初一個受過西學影響的變法人士所言？
明清：士大夫衰落，再度“化國為家”
如劉子健先生所言，南宋開始，中國轉向內在，表現為理學成為官方學說，文化開始僵化，女性從小被要求纏足等等。中國為什麼在南宋轉向內在？
竺可楨先生曾統計中國三千年歷史裡的氣候變化，後人在此基礎上加上了他身後的氣候情況，最終繪製成一條氣候變化曲線。據這條曲線記錄，中國三千年歷史共經歷過兩次大降溫，一次是三國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溫，都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時候。
北宋末期遇到蠻族入侵，江山大變。對士大夫來說，比如朱熹，看到江山淪喪一半，君臣暮氣沉沉，他作為一個儒家學者走向內心恐怕是無奈之選。崖山之戰後，陸秀夫揹著小皇帝投海，十萬軍民跟著以身殉國，從文化意義上說，“崖山之後無中國”並不是沒有道理，寓意中華文明的巔峰已過。
明朝朱元璋撤掉了宰相之位，雖然國家還是依靠大臣治理，但士大夫的地位一落千丈。從元代開始，士大夫見皇帝都得下跪。明代還有一個特別壞的制度，就是廷杖，讓士大夫顏面盡失。明朝官員誰敢反對皇帝，就要拉出午門打屁股，有兩次100多人集體被打屁股，十幾個人被當場打死。據統計，明朝300來年發生廷杖事件500多起。
清朝進一步“化國為家”，國家是皇帝一人的國家，沒有宰相，也沒有內閣。明朝好歹還有內閣，到了清朝就再沒有士大夫，都成了皇帝的奴才，“文字獄”更是萬馬齊喑。清朝的皇帝一個比一個勤奮，他們就要一人獨斷。乾隆就說過：“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這就是清朝黑暗的政治。
以史為鑑，古代政治給我們的啟示
古代政治對我們當代到底有什麼啟示？
首先，中國古代政治沒那麼黑暗，從春秋到北宋，實際上是中華文明的上升期，也是政治文明的上升期。我們開創了現代國家的雛形，“化家為國”，以建立政治秩序作為國家治理的目標，還有權力的制衡，君權和相權分離並且相互制衡。宋代儒家政治更是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政治是不是有個理想原型？是不是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補？民主政治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契約，還有法治、權力的制衡。儒家強調官員的德行、政治秩序，還有社會的融洽，這兩者不是剛好互補嗎？
以法治為例，我們需要加強法治，但法制永遠不可能完備。2016年，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就是憑藉不完全契約理論獲得諾貝爾獎。既然法律是不可能完備的，這時候恐怕還得靠官員的德行，如果官員無德無行，有法律也沒有用。
儒家的理想原型是從人性論出發，相信人性是多樣的、流變的、可塑的。孔子就說，人生而不同，唯上智和下愚不移，但是中人可教，而且有教無類。孟子也說，人皆可為堯舜，但這是個潛能，要通過後天修煉才能成。荀子的學說在我看來屬於環境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儒家主張統治者施仁政，仁者愛人，就是民本主義，此乃儒家的政治原則之首。百姓和秩序是統治的最終目標，但是儒家政治和民主政治不一樣，儒家政治講究層級，這是社會治理必要的，但誰能進入層級需要選賢任能的標準，賢能等級高就可以獲得高層級的職位，儒家非常相信這一點，我們古代政治也是這麼實施的。而且，儒家政治裡每個層級都是開放的，但開放不是說隨便誰都可以進，而是必須具備進入層級的資質，一級一級往上走。
如果說儒家有個理想結構，以現在的觀念來看，可能有四個部分：首先是主權機構，它是一個民選機構，掌握國家主權；其次是中央機構，負責決策和選拔人才，向主權機構負責；再次是政府機構，管理國家日常行政，向主權機構負責；最後是諫言機構，監督上述三個機構。 古代政治除了沒有主權機構，其他三個其實都有。即使沒有主權機構，臺諫制度對中央機構和政府都有很大的約束力。
研究中國4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我認為中國或中國共產黨成功的一個很重要方面就是迴歸中國，特別是融合儒家精華。
最後，我們還應該超越中國，進一步應該思考和研究全球文明。儘管這個話題今天看起來還有點遙遠。
回首人類的文明史，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歷史的一個軸心時代，那時候的人類文明群星燦爛。錢穆先生說，三大古文明中，印度文明產生了第一個宗教——佛教，試圖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希臘文明試圖回答“如何征服自然”的問題，產生了科學；中華文明試圖回答“如何活在當下”的問題，所以我們創造了官僚帝制。
可以想見，未來肯定會出現一個全球文明。全球文明不是說一個文明打敗了另外一個文明，而是綜合了所有文明的優勢，統一回答由前述不同文明來回答的問題。因此，面向未來，我們應該好好總結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燦爛歷史，形成世界文明視角里的中國敘事，而且用充滿人文關懷的、全世界都能聽得懂的語言去講述中國。這是我們的責任。
（王志勤 整理）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姚洋教授的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發展、新政治經濟學。
國家發展系列講座
“國家發展系列講座”旨在為MBA/EMBA學生與國發院的名家名師、及各學科領域專家等搭建一個交流互動的平臺，一方面使學員有更多的機會與著名專家學者進行溝通和交流，另一方面也幫助學員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一個更為深刻的瞭解。“國家發展系列講座”內容涵蓋廣泛，集各家之專長。作為MBA/EMBA課程的有機補充，該系列講座將幫助學員開闊眼界，啟發他們獨立思考，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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