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望卿先生的《陶渊明批评》，展卷之际，先是被“批评

且不论文学上的“批评”，意指评论、评判，光是用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批评”来看待这本小书，先生也一定是爱之深“批”之切吧。

“批评”作为一种问题，是基于美学意义的解释，指通过运用理论方法对作品进行梳理（试探性评判与论证式评判）进行文艺评论。

那么，在这本“批评”中，到底萧先生对陶渊明是批多一些，还是评多一些呢？

回到小书本身，我们要从朱自清先生《日常生活的诗》说起。此文是这本小书的序，比序多一层对这本书的意义的是，这篇文章也是本书的导读。对民国大家稍有熟悉的人一定对朱先生不陌生，哪怕就是后世的我们，只要是有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经历，没有没读过朱先生文章的人，朱先生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也是我们上学时背诵篇目。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陶渊明批评》作为萧望卿先生本科时的作品，那时很可能没什么名气，是需要一位大咖来背书的，但是邀请大咖背书，大咖就要为作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作品只是敷衍了事，被人指出瑕疵，这可是民国大咖丢不起的人——其实您不要光看到朱自清先生做的序，本书出版更是大有来头——它是由沈从文托李健吾向叶圣陶推荐，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要知道，那时候，萧先生还是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小透明”，师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先生，成为当时的新生代 “平津新写作”里的重要人物是后来的事儿了。

诚然，即便放在今天，萧先生的名望和在学术界“红”的程度也没有他的老师们大，这也就是这本书为什么杜志勇先生在前言中称之为“价值不菲的遗珍”了。

或者，大咖们的背书、推荐都能让这本书彰显某种文学价值，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阅读“批评”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谈论诗，传统考据立场其实很稀松平常，杜志勇先生认为，本书的学术史意义在于，作者摒弃了传统考据的立场，采用文学批评的视角来研究陶诗，而这种视角，因为是不常见的，是稀缺的，所以凸显了其学术价值。这也正是朱自清先生在序中所说的，我们这时代认为文学批评是生活的一部门， 该与文学作品等量齐观。

不要小瞧这句朴实无华的话，它出自学者朱自清之笔，比专注于写美文的散文家朱先生更具有学术前瞻性，也与这套“大家小书”的初衷暗合——学术不能是闭门造车，也不能是酒香巷子深，在我们这个新媒体媒介融合甚嚣尘上的时代，更是如此。写作者不该只是写写写，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写，更应是一专多能的写作者，能够“欣赏”和“了解”他人的优秀作品，能将古典作品的“好”与“不好”讲给普罗大众，除此之外，就“批评”的文本来说，也应该是逻辑细密，文采斐然，学术不是干巴巴的，不是硬邦邦的，也应该是美的，也应该符合文学作品的条件与标准。

这当然很难，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数位大家看来，萧先生这个当时的后生仔做到了，吴小如先生甚至撰文言“

讲完这本小书的“新”，自然还是要回到内容上，如果只是新，只是奇，但是实则空洞无物，考据不严谨，那最终也会被时光所淘汰。朱自清先生归纳的已是完备——从艺术性方面分析渊明四言、五言诗的优劣，这是《批评》一书的最大特点……这一特点，便是萧望卿在陶学史上的贡献。

杜志勇先生认为，本书还使用了新的概念，表达了新的态度，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大抵对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来说有点太过于曲高和寡，我们要看的，更多的是萧先生对陶诗的评与批，进而影响我们对陶诗的理解。

不久之前，正好看苏州大学黄晓丹老师的《诗人十四个》，无独有偶，她的“14个诗人”其中正好也有陶渊明，书的缘起也是将读诗与心理分析相连接——其实本质上来讲，这也是一种文艺批评，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的文体，它的确得具备跨学科融合的学术能力，也讲到陶诗的四言五言，都说陶诗的五言价值更好，四言仿古痕迹太重，但是黄晓丹和萧老师同时也都对《停云》情有独钟，我想，时代在进步，文学艺术形态在融合，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人们对美的追求，虽然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首《停云》，但是乐曲美不美，悦耳动听是前提，一首诗美不美，文字的和谐共振也是前提，美的东西是不会变的，人对美的追求和享受也是不会变的。

那么到底是批多些还是评多些，其实此时再讨论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批评”对于文学艺术来讲，从来不是贬义词。萧望卿老先生当然是喜爱更多，批评也有一些，但是基于学术意义上的“批评”只是讲出道理来，但是作为诗歌来讲，我们该喜欢还是喜欢，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喜欢此而对彼不感兴趣人人都不同，又何须什么正确答案？

我们只需要客观地看到“批评”这个文体，以及跟着萧望卿老师再次领略陶诗之美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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