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採訪時間:2018年2月12日

姓名:仝瀟華

性別:女

年齡:36

河南焦作人,現任鳳凰衛視高級記者。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音樂系(現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師從著名歌唱家王瑩,後於俄羅斯柴可夫斯基國立音樂學院進修。曾駐俄羅斯八年,期間報道俄羅斯的政治軍事等國際重大新聞。歸國一年多後,將重返俄國長期駐站。

採訪仝瀟華,她沒有和我細說戰火硝煙的那段經歷,而是一路走來的各種“幸運”,這已成為她屢屢感恩的人生感悟。

獨闖異國難道沒困難?人生就沒經歷過挫折嗎?我覺得難以置信,不夠樂觀的人總是覺得生活沒那麼簡單。

她說了一句話,讓我醍醐灌頂:我覺得困難都是本來就應該出現的,事先預料到了也就不算什麼了,總有辦法解決……做了決定就不再後悔,執行就好。”

她的樂觀來自於放低心態和姿態。困難成了意料之中,善意成了意外之恩。我想,她有這樣的心態,才能像水一樣流動不拘。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我生命中的關鍵時刻 音樂不離左右

2013年7月11日,我一直清晰記得這個日期。“好吧,仝,你可以跟我們去。”電話那頭傳來格納申科冷峻的聲音,我激動得差點跳起來。

終於被允許加入做戰地記者了!我將跟著俄羅斯國防部新聞局組織的勞軍歌舞團,登上俄羅斯軍方的專機,前往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慰問當地的敘利亞政府軍戰士。

作為鳳凰衛視駐俄羅斯記者,這將是我第一次奔赴敘利亞戰場。自從2011年敘利亞戰爭爆發以來,能親臨現場成為一名戰地記者,是我一直爭取達成的目標。

既已身處臨近戰場的俄羅斯,就要報道最重大事件,這是記者的職責所在,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出於安全考慮,俄方原本嚴禁外國記者參與隨行報道。

幸好,新聞局局長格納申科是我工作上的老朋友,在我的軟磨硬泡下,他終於同意了我的加入——但,是以一名演員的身份。

按他的安排,7月13日,我將作為一名歌唱演員,首次登上異國軍隊歌舞團的舞臺,用我的歌聲慰問另一個國家的戰士。

除了組織這次勞軍演出的俄羅斯國防部新聞局官員和安保人員,和我同行的,是俄羅斯亞歷山大羅夫紅旗歌舞團的60多名演員。沒有一名外國記者,我是唯一的例外。

我既激動,又感到莫大的幸福:音樂,我前半生的追求和夢想,在關鍵時刻,不曾離開我左右。

幸運之神眷顧我走上歌唱之路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7歲時一次秋遊,在家鄉村莊田野裡,我和同學們唱起此起彼伏的歌謠。一首《童年的鞦韆》,讓老師發現我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我理所當然地成了音樂課代表、文藝積極分子。小學一年級,老師就安排愛唱歌的我去給三年級學生教唱歌。那時候個子小,在講臺上放個小板凳,踩在小板凳上給高年級學生教唱歌。

在豫中那個貧瘠小村莊,我缺乏專業音樂老師教導。直到去鄉鎮讀初中,我有了第一位音樂啟蒙——侯建中老師。他發現了我在歌唱方面的天賦和潛力,無償給我補專業課,教我樂理和聲樂基礎,每天不輟。

高中二年級,參加了一次高考,當時藝考排名全省第一名,被河南大學音樂系錄取,但當年學費要五千多元,考慮到家庭困難,就放棄了。畢竟我才上高二,還有一年備考時間。

父親幫我找出了全國最有名的幾所藝術學院,給我講各音樂學院的歷史和現狀。

父親在他讀軍校最後一年時,視力急劇下降,兩千多度高度近視加一千多度的散光,定為六級殘廢軍人,回到老家,在家鄉務農,母親照顧我和兩個弟弟,家境清寒。

為了我的音樂學習,家裡一直傾力支持,已是捉襟見肘。我迫切想要自立,不讓他們再為我大學學費心力憔悴。

最後我選定了解放軍藝術學院(以下簡稱軍藝)。決定報考軍藝,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耳濡目染於父親剛毅、正直的軍人氣質,我對軍營和軍校有種天生的熟悉和嚮往。

其二,軍校是國家全額撥款,學費全免。

其三,軍校畢業生有軍籍,可以成為軍官,對無依無靠的貧家學子而言,不失為一個有保障的出路。

做好了決定,有了目標,就大踏步向先走。高三剛開學,因800元學費沒湊齊,老師很生氣,說了我幾句,心理承受能力差自尊心極強的我就真的捲鋪蓋騎著自行車60里路回家了。

輟學在家,並沒有停止高考學習,知識淵博的父親成了我的輔導老師,除了英語以外,數理化、語文、歷史、生物、物理化學全部對我進行輔導。

父親給我上課有時在堂屋,天氣好時就在院子裡的大桐樹下,他拿著樹枝在地上列出幾何公式,教我一步步如何解題。

為了給我湊去北京考學的費用,父母在家裡開了個小酒坊,釀造純糧食酒,我有時也去小酒坊幫忙燒火蒸酒。

一切都是為了高考。沒想到,要考上這所名校,難度著實不小。

第一次去北京藝考,經過初試、複式、三式後,最終只錄取六人。我落榜了,當年被洛陽師範學院錄取。我不肯放棄,一邊在師範學院就讀,一邊繼續備考。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第二次赴京趕考前,我的室友們竟為我拼湊了一千多元路費,塞到我手裡,其實室友們也不富裕。

生活最拮据的王淑珍同學,每頓飯都不捨得超過兩塊錢,而這次她給我塞了一百,這真的讓我很感動,我把她們的情誼緊記心裡。

每次赴京考試,我在搖搖晃晃的綠皮火車上,翻山越嶺,到達後借住在父親戰友朱慧珍阿姨家裡。阿姨像母親一樣,無微不至安排我的飲食起居,陪我一起去考場。

第三年盛夏,軍藝錄取通知書飛到了洛陽師範學院,我的聲樂老師陳啟英親手替我領取了它。我趕緊跑去老師家,她把另一個信封一起交給我,那是她特意資助我補充學費的錢。

我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老師握著我手說:“瀟華,現在正是你求學的關鍵時刻,有困難,別人的幫助要接受,不要拒絕,記在心裡就好,以後有機會再回報。但老師給的,就不要記了,這是老師的心意。”

我和父母逐字閱讀錄取通知書才發現,被學校錄取的是自費生。每年光學費就兩萬三,生活費另算。面對龐大數額,我貧寒的家中已沒有值錢的財物……

開學在即,父母想到了辦法——他們砍掉了院中兩棵數十年的大樹,賣了木材,加上一個多月東拼西湊的借款,終於讓我懷揣著夢想和沉甸甸的鉅款,登上了北去的火車。

臨行前奶奶交待了我說了兩條:第一,不要隨意喝別人給的水,保護好嗓子,第二,咱家人窮志不窮,給錢再多也不要去唱堂會!”

我不喜歡離別,輕鬆面對一切,沒讓父母家人為我送行,自己背了一個雙肩包,走到公交車站,到月山鎮火車站買了張學生票,站了十三個小時到北京。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走進軍藝,我彷彿進入一座藝術聖殿,這裡為一個農村姑娘展開了豐富而多樣的音樂世界。

從學院領導到專業課老師,都是國內外音樂界的名家大師。幸運之神總是對我眷顧有加,讓我遇到了中國十大女高音歌唱家之一的王瑩老師,成為了她親自教授的兩名聲樂學生之一。

在王老師悉心教導下,我的專業素養日漸精進。我心無旁騖地在音樂之路上埋頭前進,我的目標,是努力做一名優秀的女高音歌唱家。

當時的我哪能想到,幾年後,我會拿起另外一支話筒,說出不同於音樂的語言呢?

軍藝的時光轉瞬即逝,畢業時的我不僅在學業上更成熟,四年軍營生活也讓我的性格變得更沉穩果敢。軍藝畢業後,我考入二炮54基地文工團工作,也就是現在的火箭軍。

在文工團為兵演出,為軍服務,兩年後,我覺得自己水平還不夠,想尋求突破,只有在專業上更進一步提升,才能憑自己的本事走上更開闊的平臺。於是,我做了一個決定——繼續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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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飛俄羅斯,異國求學路上的幸運與溫情

當年俄羅斯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排名世界第一,這對我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2008年4月,我爭取了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的面試機會。面試的時間是在5月6日,為了能準時參加面試,沒有出國經驗的我從北京報了一個俄羅斯的中老年旅行團,團的行程正好5月6號那天是在莫斯科。

我和導遊說了去俄羅斯的真實想法,想脫團去考試。導遊是一名當地中國留學生,很信任我,就給了我一天時間,允許我脫團自由行動。

面試正好趕上柴院的考核,所有聲樂教授都在臺下評分。我最後一個出場,演唱了三首曲目,考完後學校外辦的老師就跟我說回去等結果吧,錄取的話會給我發通知。

直到當年十月,我終於收到了錄取通知郵件,經過一個月馬不停蹄辦理簽證、收拾行裝後,我在十一月的秋風中踏上了俄羅斯的土地。

進修課程從我到達學院後就立即開始了,學院還為我同步安排了一對一的俄語老師,好讓我儘快掌握俄語。

身在異國他鄉,幸運仍在延續。三年進修生涯中,我遇到的專業課老師都非常耐心。印象最深的,是教我美聲唱法的柳德米拉老師。

那年她90歲了,愛穿裙子,小高跟鞋,一同給我上課的鋼琴助教納達利婭也是80多歲老太太。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每逢我有課外表演活動,柳德米拉老師會專門為我上一堂預演練習課,幫我充分準備好演唱歌曲,哪怕是與學院無關的業餘演出,她也不願自己學生有一絲不夠優秀的表現。

我的俄語老師伊莉娜五十多歲,經常親自到場觀看我的節目,送上鮮花。伊莉娜喜歡郊遊,我們一起郊遊的時候她會給我講一路俄羅斯人的故事。

在莫斯科的學習生活,充滿了溫暖和幸福。在學業之餘,我萌生了要更瞭解俄羅斯社會的想法。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跟中國愛恨糾葛數百年的國家,除了我在學院所看到的之外,真正的面目是怎樣呢?

對此,我充滿了好奇。我買遍了市面上銷售的所有俄羅斯伏特加酒,幾十種一一品嚐過去,就為了弄明白,這些把俄羅斯人迷得暈頭轉向的液體到底有什麼神奇之處?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每年夏天,莫斯科不論是富裕還是貧窮的街區,都有兩到三週分期分地段停熱水。因此,莫斯科人就不得不面對沒有熱水供應的窘境。

當然也包括我們這些留學生。有的乾脆用冷水衝,有的自己燒水洗澡,有的到親戚或朋友家蹭澡,還有的去游泳。我喜歡一天淋浴兩次,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前一次。

宿舍澡堂熱水沒了,無法正常洗澡,這令人非常不舒服。於是我和同學саяка薩雅卡商定一起到俄羅斯最有名的洗浴中心“桑都(сандуны)”去洗澡,體驗一下俄羅斯浴,據說俄國大文豪普希金就常去桑都蒸桑拿。

桑都分男澡堂和女澡堂。女賓的票價1000盧布(當時約合人民幣350元),經介紹才知道,所有洗澡要用的東西:洗髮水、護髮素、浴液、梳子等都要自己帶,要是沒帶的話,在這可以租或買到,價位也可觀,租用毛巾50、浴巾120、拖鞋170。

淋浴後,服務員帶我們走進桑拿蒸汽房,她告訴我蒸桑拿必須要帶上帽子或頭巾(我想,可能是東正教堂的規矩吧,女士在教堂裡必須要用這些東西包住頭髮)。

看到幾個俄羅斯女士兩眼微閉,靜靜地躺著,很放鬆的樣子。而我5分鐘後已是大汗淋漓,燙得坐不住了。服務員在門口示意我再多蒸一會,我只好強忍著坐在裡面,汗水順著皮膚不停流出來,身上全是溼溼的,20分鐘後我終於衝出了桑拿房。

我在牆角木桶下站好,還沒反應過來,服務員拉了一下牆上的繩子,一桶涼水從我頭頂澆下,頓時我感到神清氣爽,太刺激了!她問我怎麼樣,我非常興奮而又肯定的說: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я!(感覺非常好!太有趣了!)

她大聲笑著,臉上神光溢彩,一臉自豪地說:“盡情享受我們俄羅斯桑拿吧,任何不愉快或者病痛都能被蒸掉的!”

來這裡體驗俄浴,對我們這些不會賺錢的留學生來說,已算是非常奢侈的消費了,奢侈背後還是要面對現實,其餘的日子要麼燒水,要麼出去蹭澡。

一天,我到朋友單位去蹭澡。洗完澡出來後,一拐彎,發現鳳凰衛視獨聯體發稿中心。我走了進去,毫不猶豫地申請到鳳凰去實習——去看看他們怎麼報道俄羅斯,這是一次瞭解俄羅斯的好機會!

2009年9月,我開始了在鳳凰衛視駐俄記者站的實習。我沒有新聞學背景,而記者站已有好幾個在俄學新聞的中國留學生實習,所以實習剛開始的一年裡,我都是端茶倒水、跟隨記者們觀摩採訪。

一線記者們忙得顧不上吃飯,我就主動去買飯送飯,幹過最高級的活就是前線記者忙直播,讓我幫忙在俄語網上找一些官方資料給他們,能為一線記者發揮點作用,也是挺值得我驕傲的。

我很享受這種旁觀者的身份和狀態,常常下班後泡在辦公室裡,整理以前的新聞片,將政治軍事經濟等片子進行歸類,充實而滿足。

直到那一次彷彿冥冥之中註定要降臨在我身上的職責突然而至。

天降之“火” 讓我意外走上記者舞臺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2010年8月,記者站所有實習生都放假回國,記者們要到俄羅斯遠東採訪,留我一個人辦公室值班。他們臨時給我做了基本的培訓:寫稿子的新聞五要素;編輯系統如何使用;直播間如何使用等。走之前他們還對我說,放鬆心情,一般沒什麼事。

從莫斯科飛到遠東要十個小時,就在他們飛機剛剛起飛十幾分鍾後,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電視上宣佈,俄羅斯歐洲地區因森林大火進入緊急狀態。

突發新聞不等人,我馬上開始寫稿做片子進入了工作狀態。一條兩分鐘的片子,我用了八個小時才搞定。將片子傳到香港已凌晨一點,剛睡著十幾分鍾,緊接著接到香港總部主編來電,說西伯利亞一架飛機墜機,需要馬上做直播連線。

我趕緊用電腦查看俄羅斯官方消息,大概掌握了一些,臉都沒洗就衝進了直播間,打開燈光,提前十五分鐘坐在直播桌前,開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直播。

香港總部的主編可不管你是實習還是正式的,只知道有大事發生就找值班記者,我既然答應留下來值班,發生任何事情都必須自己扛著,不能因為我是實習生而推脫逃避。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莫斯科市區周邊煙塵滾滾,一些地方能見度僅幾十米。為了提供現場的真實畫面,我找了個司機,開了四個多小時,到達最近的火場進行現場連線報道。當天拍攝採訪結束後我腳上的鞋子都被燒燬了,光著腳回到莫斯科。

十多天裡,辦公室成了我臨時的家,白天採訪,晚上編輯,一整夜一整夜工作,眼睜睜看著天亮,幾乎不眠不休。等到大火的系列報道告一段落,出差的同事們也終於從遠東回來了。

面對大家略感驚訝的讚揚,我只覺得受之有愧:“把工作做好,承擔好自己的責任,不是應該的麼!”

經此一“役”,記者站的領導很快就邀請我正式入職。當時我進入思考:藝術是我這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標,一路走來,有心酸,也有歡樂,是我這生難以割捨的。

而新聞記者,工作崗位永遠是在第一線,特別是經過一年多實習後,我見識了新聞記者對各類國際大事的報道,哪裡發生自然災害、恐怖襲擊或者戰爭,哪裡就有記者。

記者在地動山搖、槍林彈雨中冒著生命危險穿行,把熱呼呼的新聞傳遞給全球華人。我認為記者的職業很神聖很偉大,經過一番激烈地思想鬥爭後,我選擇記者這個職業,提前結束了柴院的學習,加入鳳凰。

2011年元旦,我正式成為一名鳳凰衛視駐俄羅斯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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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死亡、互助……駐俄五年的那些城與人

在鳳凰工作後,我走過了這片廣袤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很多城鎮。工作的機緣,也讓我結識了包括當地政府工作人員、華人、普通村民等朋友。

2011年3月,敘利亞戰爭爆發。2015年9月,俄羅斯聯邦委員會批准在敘利亞動用武裝力量,俄羅斯正式捲入戰火。

做戰地報道,給我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雖然我努力爭取到了2013年7月以演員身份奔赴戰場的機會,但第二天,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就被武裝分子佔領了,俄軍方臨時取消了行程。

直到2013年底,我終於得到了第二次機會,真正進入了敘戰場,開始戰爭報道。

我們常常到訪俄軍的軍事基地,採訪軍隊訓練、設備作戰的場面。每次在敘利亞各城市廢墟採訪,都由俄軍派幾十名特種兵隨行保護。為了我們的安全,他們嚴格要求我們不得私自改變採訪路線。

但我們還是抓住了偶爾的機會,在路過敘利亞村鎮進行隊伍休整時,目睹了敘戰下的平民生活。

薩利馬小鎮是個一百多人的小村莊,挨著敘利亞政府軍和IS軍拉鋸戰的前線。我們停留時,還沒坍塌的幾間民房在炮聲中戰慄,村民們只是老人婦女兒童,青壯年都被抓壯丁充軍了。

他們遠遠看到俄軍的車隊,就奔上來,敲著鐵盆,舉著敘利亞總統的頭像。這是俄軍穿越IS封鎖線給村民送人道主義援助物資的,這些水、食品、藥品就是他們全部的生活來源。

沒有任何醫療設施和醫護人員。在這裡,生命像風中的樹葉。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國內的親朋好友得知我做戰地報道,常常問我:“你不會覺得害怕嗎?”說實話,我從沒有感到恐懼,每次採訪都有俄軍特種兵全程貼身保護。

全副武裝、人高馬大的特種兵們,一眼望去就讓我們心生信任和踏實感。且我們和其他外國記者同進同出,大家都專注於手上的新聞素材,無暇顧及個人感觸。

即便如此,

戰地記者生涯中,我也曾與死神擦肩而過。2016年5月6日,在採訪回程路上,途徑IS控制區巴爾米拉,200米外的IS槍手無聲地擊中了我們隨行的一名特種兵。

我們渾然不覺,直到回到駐地,才被俄軍告知,這名士兵已殉職。遺體當即裝在每次與隊伍隨行的醫療車內帶回——我第一次看見衛生車隨行,就驚訝地得知其用途並不僅僅是療救,而是收屍。

悲劇真的發生了……我既為這名士兵難過,也感到後怕。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工作進行到一半,卻被迫戛然而止,該有多可惜!

戰爭雖然是我在俄五年記者生涯中特殊的一段經歷,但更讓我回味無窮的,是那片土地上不知名的寧謐鄉村,質樸無華的日常生活點滴,還有在那些點滴歲月中蘊著光華的人。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2012年9月的一天,我走出亞洲藝術音樂節會場,正要穿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小城的街道,一位高挑的美女迎面而來。

她栗色的長髮和深棕色雙眸很惹人注目。我忍不住看著她,心裡猜測她是華人還是亞歐混血。

她此刻也在看著我,很大方地停下來對我說:“你好!”,這是我跟瑪利亞相識的開始。時年40歲的她,是當地華人商會會長,在俄多年經營著自己的生意。

瑪利亞在黑龍江師範大學俄語系學習了一兩年,之後她就到俄羅斯跟父母團聚,一家人都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後來,她獨立創業,是名副其實的商界女強人。

和瑪利亞熟了後,我們的談話大多因當地華人的事務而起。她總是關注著華人在俄的生活狀況、人員變動。她自己也樂在其中:“為華人服務是我最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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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我常常碰上有著和瑪利亞同樣“追求”的華人。汶川地震後,俄政府曾邀請四百名災區兒童來莫斯科進行一個月療養。我的朋友阿良,海參崴當地商界大佬,主動承攬了兒童們在俄期間衣食住行等全部費用。

在俄八年,我和當地華人相識相知。每個春節,我都在大使館裡和華人朋友們、留學生們一起度過。我們從中午開始包餃子、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聯歡,一直熱鬧到下午,剛好是北京時間的除夕夜。十幾桌人濟濟一堂,歡聲笑語驅散了身處異國的寂寞和思鄉之情。

我願繼續握住記者的話筒與音樂同行

戰地記者中的歌者:我用話筒吟唱兩種生命

2016年,工作調動我回了祖國。回國後的報道過程中,我常常不自覺地挖掘國內和俄羅斯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近八年的記者生涯,是我人生一段意外的開始。回望過去,我才發現,這份意外是美好的,它給了我新的知識和視野,發掘了我的潛力,讓我從一個懵懂單純的藝術追求者,逐漸蛻變成更自信、練達的社會人。

近期接到調動命令,我又要回俄羅斯了,繼續我的駐俄記者生涯,返俄日期定在4月1日。這一次,將是長期駐守,而不再是暫時停留。

鳳凰衛視臺領導為了圓我的藝術夢,出資助我在俄繼續攻讀聲樂副博士學位,工作之餘,我還將重新開始在歌唱專業上的深造。

作為歌者,我站在鎂光燈下為自己歌唱;作為記者,我站在攝像鏡頭前,講述我的所見所聞。歌者和記者,這兩個身份給我增加了很多特殊經歷。

不管用哪種方式來表達,我都希望能繼續吟唱,繼續用我的聲音,給觀眾和社會帶來一些美好的感受和啟迪。

——END——

每週三、週六,

跟我們一起窺探平行世界裡的人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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