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江

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摒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惲代英《獄中詩》

學堂裡的“奇男兒”

1895年8月12日，惲代英生於湖北武昌一個書香世家，而他的祖籍是江蘇省常州市小河鎮石橋惲家村，因為惲代英的爺爺惲元復是晚清赫赫有名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高級幕僚，所以惲家才在湖北武昌定居下來。入新式學堂之前，他在家熟讀了四年開蒙之書及四書五經。惲代英是在傳統文化的薰陶中成長的，從小就勤奮好學，文才出眾，被國文老師譽為“奇男兒”。但其時，中國正一步步走向災難的深淵，內憂外患相互交織，社會危機日益深重。殘酷的社會現實大大激發了少年惲代英的愛國熱情。他勤奮好學、奮發刻苦、積極進取，14歲時便閱讀了《綱鑑易知錄》《飲冰室文集》等書，深為譚嗣同、梁啟超的愛國情懷所感動，並經常以譚嗣同的獄中遺詩“我自橫刀向天笑”自勉。同時也從14歲起，惲代英就開始了“堅韌、剛毅、耐勞、茹苦的鍛鍊”，過著一種嚴格的有條理、有預算的自律生活，長期記錄修身日記。

1913年，惲代英進入武昌中華大學學習。在這期間，惲代英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經常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他還先後主編並指導《光華學報》《學生週刊》《新聲》《星期評論》《中國青年》《新建設》等十多種有影響的報刊，宣傳新思想和新文化。

1914年惲代英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他的第一篇政論文章《義務論》，在該文中，他對帝國主義打著“文明”的幌子行侵略之實的野蠻行為進行猛烈的鞭笞。“夫今世所謂文明者，巨大之軍艦也，猛烈之炸彈也，一切不可防禦之戰鬥品也，凡此者皆僅以屠戮人類而著名。”這篇論文以鮮明的立場、獨樹一幟的論點和雄辯的論證表達了他強烈關注現實的態度和對中國落後根本原因的思索。

隨著視野的開闊，知識的積累，惲代英開始對傳統的習俗、信仰和社會規範表示懷疑。1917年，惲代英在《我之人生觀》中提出，人生之目的在於“利社會、利國家、利天下”。惲代英不是一個空談家，他組織了具有強烈愛國精神的進步團體“互助社”。這是一個注重個人修養的小團體，其章程規定了“不談個人得失”的道德規範。1920年初，惲代英又發起組織利群書社作為試驗新生活的基地。

尋求“光明之燈”

惲代英認為，正確的信仰是“引人向上”、催人奮發的動力，是人們前進道路上的“光明之燈”。1922年，他對一位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說：“目前，擺在青年面前的中心問題是，青年向何處去？孫中山有孫中山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有無政府主義的道路，胡適派、國學派有他們的道路，共產主義派也有自己的道路。議論紛紜，主張繁多，大約總有二十多種吧。一個青年要找一條正確的道路不是簡單的事。你們認為社會主義比較好，自己又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你們這就找到了一條光明的道路。希望你們堅定信念，毫不動搖地走下去”。而他自己就是在走了一段彎路後，通過反覆比較、反覆辨析，才做出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選擇。

早期惲代英從中國古代傳統的善惡觀中探索救國的途徑。他將民主進步勢力稱為“善勢力”，將西方列強和北洋軍閥、政客以及富貴者統統斥為“惡勢力”，“竊嘗謂今日世界，最要之事，為善勢力之養成”。1918年大學畢業後，他抱著救國的目的選擇教師這一職業。他認為，拯救國家，必須養成善勢力，而善勢力的養成，在於改變社會風俗，“正風俗為救國唯一要事”，而教育則是正風俗的“一種手段”和“唯一切實的工具”。

1927年3月，中國國民黨在武漢舉行二屆三中全會，圖為與會者合影中的毛澤東（前右）惲代英（後左）

1920年3月，風光一時的北京工讀互助團在僅存三四個月後宣佈解散。工讀互助團的失敗使惲代英深受震動。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特別是參加李大釗創辦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讓他加深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920年3月，他撰文表示贊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且開始有了主張階級鬥爭的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然果遇著顯見政治活動或流血，為簡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時候，甚至於顯見其為改造的獨一無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時候，亦沒有不贊成取用政治活動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惲代英以自己身體力行的社會實踐開始對自己曾經信仰的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互助團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他逐步認識到：“若我們一天天走受掠奪的路，卻談什麼無政府主義，這只是割肉飼虎的左道，從井救人的誣說。”

1921年下半年，惲代英加入中國共產黨，其世界觀進一步發生轉變。“舊社會的罪惡，全是不良的經濟制度所構成。舍改造經濟制度，無由改造社會。”惲代英開始用唯物史觀來觀察、研究社會，力求尋找一條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弊端的正確道路。“群眾集合起來的力量，是全世界沒有可以對敵的”，“勞動者，集合起來，佔優勢的資本家，不能屈服”。自此，他開始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