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6 2020年柏林電影節,在逆境中開啟新的旅途

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是新管理團隊接任後的首次登臺演出,該團隊由卡洛·夏特里安(Carlo Chatrian)和瑪麗埃特·李森比克(Mariette Rissenbeek)組成,究竟,在藝術策展和財務運營的角度,這隊新組合是否能夠帶領柏林電影節踏上新的征程呢?

2020年柏林电影节,在逆境中开启新的旅途

在邁進新時代的第一年裡,柏林國際電影節也一如既往地捍衛了它作為國際A類電影節的政治榮譽:一部反映女性在墮胎過程中所面臨重重困境的電影作品,連同反對死刑的震撼人心的呼籲,都在這個盛大的集會上贏得了最為重要的獎項。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索羅夫(Mohammad Rasoulof)所執導的《無邪》(There Is No Evil)斬獲了今年的金熊獎。在這部加入插曲式段落的電影中,拉索羅夫以充滿藝術氣息的方式,向執行死刑刑罰的祖國發出了反對的吶喊。正如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的評語所說,穆罕默德·拉索羅夫向人們展示了集權制度如何逼迫人們做出各種非人性的舉動。

影片《無邪》憑藉金熊獎這個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最高獎項獲得向外露面、傳播的機會,從而也延續了該電影節特有的傳統,即它持續不斷地推動著伊朗電影業的發展,為伊朗製片人發聲,儘管後者在從事藝術工作時面臨著壓制、報復、內容審查、還有監禁等懲罰,但是電影節傳統卻被傳承下來。2011年,由阿斯哈·法哈蒂(Ashgar Farhadi)執導的《一次離別》(Nader und Simin)當年作為首部伊朗電影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金熊獎,這是第一部奪取柏林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的伊朗電影。同樣來自伊朗的導演賈法•帕納西(Jafar Panahi)於2015年憑藉《出租車》(又名《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 Teheran)一舉奪得該年度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金熊獎。這一次與帕納西一樣,拉索羅夫同樣被伊朗當局禁止離境,因而他的金熊獎座由其生活在漢堡的女兒、伊朗演員巴朗·拉索羅夫(Baran Rasoulof)和《無邪》的聯合制片人卡維·法南(Kaveh Farnam)代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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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主題的影片衝擊著政治圈

美國的年輕女導演伊麗莎·希特曼(Eliza Hittman)今年首次參與柏林國際電影節的競賽。她帶來的《從不,很少,有時,總是》(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是一部沉靜而內斂的作品,今年被授予電影節的評委會大獎。該影片講述的是兩位少女為了墮胎而從賓夕法尼亞鄉下出發前往紐約的艱辛旅程。

影片以平靜的語調講述在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年輕女性的主張、感受和體驗。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簽署、頒佈了一系列限制墮胎法律的背景下,該電影作品的政治爆炸性可謂不容忽視。

▍美人魚獲頒銀熊獎

今年是德國導演、編劇克利斯蒂安·佩措爾德(Christian Petzold)第五次參加柏林國際電影節的角逐。這次帶來的《溫蒂妮》(Undine)改編自古老的美人魚傳說,不過,在講述當代背景下水精靈的故事,通過將女主角的身份設定為歷史系畢業的女導遊,將故事與柏林城的獨特歷史結合起來進行論述。扮演美人魚的女主角葆拉·貝爾(Paula Beer)榮獲主競賽單元-銀熊獎最佳女演員獎,使德國至少穩守一尊銀熊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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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美人魚的女主角葆拉·貝爾(Paula Beer)榮獲主競賽單元-銀熊獎最佳女演員獎,使德國至少穩守一尊銀熊獎座。影片《柏林亞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改編自德國作家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同名小說,不過,這部講述大都市形形色色生活的電影並沒有為它的製作人布爾汗·奎巴尼(Burhan Qurbani)斬獲任何獎項。

▍競技場上有許多老熟人

本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一共有18部國際影片就金熊獎和銀熊獎展開角逐。今年新上任的藝術總監卡洛·夏特里安尤其青睞競技場上頗有聲望、成熟且善於表達個人風格的電影製作人:在今年登上主競賽單元舞臺的,除了德國的克利斯蒂安·佩措爾德之外,還有韓國的洪尚秀(Hong Sang-soo)憑藉《逃走的女人》(The Woman Who Ran)榮獲銀熊獎最佳導演(Silberner Bär Beste Regie),來自法國的本諾特·德勒平(Benoît Delépine)和古斯塔弗·科文(Gustave Kervern),他們製作的《刪除歷史》(Delete History)獲得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70週年獎。登上主競賽單元舞臺的還有英國女導演莎莉·波特(Sally Potter)——帶來作品《未曾走過的道路》(The Roads Not Taken)),以及法國導演菲利普·加瑞爾(Philippe Garell)——他的入圍影片是《眼淚之鹽》(The Salt of Tears)等。儘管並非所有進入主競賽單元的影片都展現了高水平的藝術成就,但總體而言,這場競賽顯示出創造非凡敘事方式的勇氣。

▍遭遇的困境

純粹從籌辦的角度看,新上任的雙人領導組合在本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正齊心合力地應對某些困境:1987年,柏林國際電影節組委會為了紀念電影節的創辦人、同時也是從1951年第一屆柏林電影節直至1976年退休一直擔任主席的阿爾弗雷德·鮑爾(Alfred Bauer)而設立了阿爾弗雷德·鮑爾獎(Alfred-Bauer-Preis),近年來,隨著這位創始人在二戰期間曾與納粹組織有著密切關係、而且作為關鍵人物效力於納粹電影局的事實真相不斷浮出水面,該獎項因此從第70屆柏林電影節中擱置。另一樁麻煩是,擔任評審團主席的傑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因為此前種種歧視女性的言論而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此外,2月19日,在德國中西部城市哈瑙(Hanau)發生了針對少數族裔的極右翼恐怖襲擊,也為第二天即將開幕的柏林國際電影節籠罩上重重的陰影。在20日電影節的開幕典禮上,全體嘉賓共同為槍機遇難者默哀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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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團隊帶來新局面?

對於新的管理團隊在他們負責的首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的表現,人們大多猜測和期待。過去幾屆電影節明顯為人詬病,人們批評展映的影片過多、單元分得太細、參賽作品的質量不斷下降,等等。因此,當人們談論起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時候,往往會不約而同地轉向這個問題:新任管理團隊負責下的電影節是否更能帶出電影節的主題?

這一次,卡洛·夏特里安和瑪麗埃特·李森比克確實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使得柏林國際電影節的藝術策展、財務和運營,都往新的方向發展:比如,有四個單元換了新的領導人;從總體上來看,節目的數量被大大壓縮了。還有,由好萊塢製作人拍攝的電影,例如約翰尼·德普(Johnny Depp)主演的《水俁病》(Minamata)、以及由西格妮·韋弗(Sigourney Weaver)出演、作為開幕影片的《我的賽格林一年》(My Salinger Year),都令柏林國際電影節這場獨特的盛會展現出一些新鮮的魅力。

▍創新還會繼續下去

毫無疑問,新增的競賽單元“相遇單元”仍然需要時間去證明。今年該單元展映了幾部令人相當激動的影片,均出自獨立電影製作人,包括羅馬尼亞導演克里斯提·普優(Cristi Puius)執導的《馬爾姆克羅格莊園》(Malmkrog),充滿了討論、辯論等非敘事文本的電影,是以海恩茨·埃米格赫爾茨(Heinz Emigholz)的隨筆集《最後的城池》(Die letzte Stadt)為藍本的。此外,德國電影製作人梅蘭妮·韋爾德獨具匠心的(Melanie Waelde)的處女作《裸體動物》(Nackte Tiere)。問題是,夏特里安通過增設競賽單元,會不會給自己挖坑,抑或同樣強調創新的單元,會削弱具有創新性的論壇單元?

但是,清晰的是,這場目標明確的電影節改造只是個開頭,還會持續下去。未來,相比起另外兩個國際A類電影節——戛納國際電影節和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無論是國際巨星、還是大名鼎鼎且個性彰顯的電影製作人,他們將會更偏愛這場在春寒料峭的柏林舉辦的電影盛會。此外,不容忽視的是,傳媒領域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連同網絡發展帶來的流媒體服務,都正不斷地衝擊電影行業,為A類國際電影節帶來重重困難,將卓越超群的電影引入競爭單元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不應該指望新任的兩位總監為我們帶來奇蹟。但是,他們在本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首場演出已經證明:他們所開啟的新旅程正循著正確的方向邁進。

版權說明:本文以Creative Commons BY-SA 3.0 DE版權首發於歌德學院(中國)在線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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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aktion.brunner網站主編,柏林-勃蘭登堡廣播電臺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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