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4 劉定華：難忘的記憶

劉定華：難忘的記憶

劉定華（1944-），湖南新化人，中共黨員， 197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先後在貴州萬山特區革委會政治部、黨委組織部工作；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學系攻讀民商法、經濟法，獲法學碩士學位；1982年7月至今先後在湖南財經學院、湖南大學任教。1992年晉升為教授（後定為二級），曾任經濟系、法律系主任、法學院院長，碩士、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學會系統和省法學會多項學術職務；當選湖南省第七、八屆人大代表、內司委委員，省第八、九屆政協委員；1985年獲省優秀教師稱號；1992年獲中國金融教育基金會“金晨優秀教師”獎，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3年評為省第二屆社科優秀專家；現為湖南大學法學院返聘教授，兼任省法學教育研究會會長、省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有一首歌，歌名是《有一些記憶》，開頭兩句歌詞是：“有一些記憶總是難忘記，纏繞在我心裡怎麼也揮不去。”是的，人生幾十年總有一些難忘的事。但由於人的經歷不同，感受也有所不同，難忘的事也會大相徑庭。俗話說，窮有窮的幸福，苦有苦的快樂，全憑自己的感覺。我想敘述幾件難忘的事，對他人而言也許沒有難忘的價值，但對我而言則是人生不同階段真實感覺的記錄。

我把木箱當書桌

書桌，自然是用來看書、寫字的桌子，多用木材製作而成，有桌面有抽屜。在學校讀書，陳放於教室供聽課記筆記和平時自習用的桌子一般稱之為課桌，陳放於寢室供自習用的桌子一般稱之為書桌。1979年9月至1980年6月，我讀研究生一年級時，曾把木箱當作書桌。也許有人會問：你為什麼要把木箱當書桌呢？是這個木箱特殊嗎？還是別具心裁想出風頭？其實兩者都不是。木箱是一個普通的樟木箱，是裝衣物用的，不具有書桌的基本構成要素。我本人也堅信“樹大招風”的信條沒有獨樹一幟之心，之所以以木箱當書桌，實因當時條件所限不得已而為之。

情況是這樣的。1978年，中國社科院成立研究生院，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79年我考入該院法學系民法學專業。雖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教育春天即將到來的號角，但“文革”給社會帶來的百孔千瘡還一時難以治癒，經濟和財力的復興還有個過程，更何況社科院研究生院是一個新組建的單位，還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成一個完整的學院，只好暫時寄居在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院的行政處室、公共課的教研室、外語課的教室和閱覽室，都是臨時搭建的簡易平房，寢室是租用北師大的一棟學生宿舍樓。我們5個人一間宿舍，3張高低床，2張書桌4個抽屜，床可供5人睡，但書桌最多隻能供4人用。我是新生，當時已35歲，但在5人中我還是最小，儘管師兄們熱情謙讓，給我桌面、抽屜使用，但我於心不忍。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把從貴州帶來裝衣服的樟木箱當書桌，把它置放於我睡上鋪的高低床和另一個與之鄰近的高低床的床架上（該床上鋪無人睡），木箱與掛在房上的日光燈接近，光色明亮，不影響在箱面上看書寫字，但腿要受點委屈，膝蓋需跪在床上才能寫東西，所以跪一會得休整休整。儘管有點苦累，但比起“山當書案月當燈”的邊防戰士要幸福多了。

這一年，白天除上課外，便在閱覽室看看雜誌報紙，晚上也不便去與師大的學生爭奪資源，基本上就在寢室自習，陪伴著我那張特殊的書桌——木箱。在那裡，我閱讀了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培根的《論說文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王懷寧的《資本主義國際貿易與金融》和法學所民法經濟法研究室翻譯拉普捷夫主編的《經濟法》等著作，整理了相關資料和筆記；在那裡，我完成了“科學社會主義”課程的考核論文《論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這是我攻讀碩士研究生寫的第一篇文章，至今印象深刻——文章的基本論點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同時實現政治民主化，在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同時，必須進行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文章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民主政治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二是民主政治建設在“四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民主政治建設的實施原則。

1980年6月，在我們即將離開北師大進入北京市十一中學，就要放棄我那木箱的書桌功能的前夕，得知《論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被中國人民大學的專家評定為“優秀”。我感到特別欣慰，這意味著對我一年來在不尋常環境下的學習精神的肯定。

難忘的畢業賜言

1982年6月，研究生三年的學習結束，我將回湖南到中國人民銀行所屬院校湖南財經學院從事經濟法學的教學。畢業前夕，即6月25日下午，我去導師家，向著名的法學家王家福老師告別。王老師熱情地給我泡了一杯綠茶，坐在我的對面，滿懷深情地對我說：“一個人的價值主要不在於他從事的工作崗位如何顯赫，而在於他對人民、對社會的貢獻。” 他接而說：“經濟法學是前途寬闊的新興學科，金融法是經濟法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要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高度來研究經濟法、金融法。‘四化’建設需要大批的既懂經濟、金融，又懂法律的專門人才，你去湖財從事經濟法教學，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你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高校教師。”老師的賜言，話雖短，但情真切，意深刻，如茶的醇香潤肺腑，如一束陽光暖心田。它堅定了我從事法學教育工作的決心和信心，點撥了我做學問的方法，告訴了我判定人生價值的標準，指明瞭我今後努力的方向。那一天，由於老師還有更緊迫的事要做，我沒有做過多的表白，以一句簡單的“衷心感謝老師”而握手告別。第二天我銘記老師的賜言默默地離開了北京，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車，從此便開始了新的職業、新的人生的實踐，一步一步地去實現一個法學教師的夢想：

1982-1985年我的計劃是：拓展、深化財經學院的經濟法學教育，講好在經濟類專業開設的“經濟法概論”課，寫教材、編案例，為培養懂經濟、懂法律的綜合型經濟管理人才出力。

1986—1999年的打算是：在湖南財院成立經濟法專業和國際經濟法專業，獲批經濟法碩士點，為全國金融系統培養懂法律、懂金融的專門法律人才。

2000—2009年的目標是：發揚湖南大學千年學府、百年法學的綜合性大學優勢，加強學科建設，為獲批一級法學學科碩士點，法律碩士點、博士點和高水平的教學實踐基地而努力，為全國各行業培養高質量的法治人才。

2009年退休後的夢想是：建立全省法學教育合作平臺，促進湖南法學教育協同發展，創立各高校法學教育資源的共享機制，提升湖南法學教育的整體質量。

可以說，今天這些打算和夢想已經實現或正在實現。但值得說明的是——這些打算或夢想是階段性的，是在發展變化中依次產生的；這些打算或夢想是我和我的同仁、組織和領導共同擁有的，我的打算和夢想融入了集體的計劃和夢想之中，計劃和夢想的實現是大家集體共同努力的結果。

作為集體的一員，作為一個法學教師，我並沒有特別之處，我只不過是在接受、實踐、履行畢業時王家福老師對我的賜言罷了。

影照背後的我

這是一張2002年1月5日上午在嶽麓書院拍攝的“WTO與中國經濟法教學高級論壇”開幕式後的合影照。會議幾乎匯聚了中國頂尖的經濟法學理論界的專家學者，湖南省副省長唐之享親自到會指導，湖南大學主要領導致辭，對與會代表熱烈歡迎並介紹了湖南大學的發展情況，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會會長楊紫烜教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作為會議的發起單位的代表，也作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探索經濟法教學改革和發展的新路子” 的主旨發言，並得到了唐之享副省長的讚許。開幕式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本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但不知怎的，我心雖釋重負，終於完成了一件大事，但在臉上仍看不出輕鬆高興的感覺——你看照片上的我，沒有笑容，略顯憔悴，連會議代表證戴反了也沒察覺。箇中原委，當時、乃至現在很少有人知道。

事情是這樣的：2002年1月4日晚11點來鍾，我正在寫那個還沒寫完的第二天上午要發言的稿子，忽然接到附三醫院打來的電話，告知夫人病危，實施緊急搶救，要我速去簽字。急切趕到醫院，夫人不省人事，已移至危急病人搶救室。醫生簡要介紹了病情惡化的情況，給了我一張病危通知單和交費通知單，並告知一個晚上需花葯費、治療費、陪護費等6000元左右，要我們做好發生意外的思想準備。雖然夫人生病住院從1996年開始已不下15次，其中做過兩次腦瘤手術，患過剝皮性皮炎、腎功能衰竭、肺感染等多種疾病，接到病危通知單也不下10次，但均未像這次來得突然，來得不是時候——正趕上全國經濟法教學的高級論壇會。病人進入搶救室後，家屬不能去照看護理，我只得無奈地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於午夜三點回家繼續幹我尚未完成的事情。邊幹活，邊祈禱——祈禱明天早晨不要得到來自醫院的不好消息。凌晨四點半，總算完成了5號上午的發言稿；心中放心不下，6點就趕去醫院探聽消息，直至8點才與醫生見面，得知夫人的病情有所穩定，但還沒有脫離危險。

通宵未眠，但心稍稍舒坦些，總算可以按原計劃完成我的那個發言。趕到南校區嶽麓書院會場，會議已於9點正式開始，我急忙就座，發現來賓介紹已經完畢，校領導的致辭已進入尾聲，接著是校外專家代表楊紫烜教授發言和唐之享副省長作指示。我趁這個時間穩定了一下情緒，再把自己的發言在心中默誦了一遍。等到發言時，振作精神——面對熟悉的老一輩經濟法學專家，同一輩的道友同事，他們親切的面容、熱烈的鼓掌，使我完全忘記了醫院的一切，專心致志就主辦這次會議的宗旨作了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的熱烈掌聲。掌聲除了出於一般的禮節之外，我認為也是對我發言的肯定，它給了我精神上的強心劑。但掌聲過後，當我平靜下來，一晚的熬夜和精神上的過度緊張所導致的疲憊又顯現於我的臉上。

“高級論壇”閉會後五天，夫人的病有所好轉，她又與病魔抗爭了10年，但終因心力衰竭於2012年7月31日離我而去。雖然她走了，但她與我的恩愛，對我事業的支持，我將銘記心底，永世不忘。

在自省中理解他人

2001年某月某日，收到了一封寄給我的未署名信件。信中主要內容是：“堂堂一院之長，竟然長期依賴沒上過正規大學的工作人員指教，知識之貧乏，學識之低下，真令人哀嘆。你老了，早該退位了，該位置應屬於這種有真才實學和鴻鵠之志的年輕人。”

剛收到此信，說真的還是有點不舒服。“知識之貧乏，學識之低下，真令人哀嘆”無論是直指我，還是暗指“有真才實學和鴻鵠之志的年輕人”，我都認為有點不妥。但反思細想，我又覺得寫信人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很正常。首先，他是寄給我的，說明他對我並無惡意；其次，他可能是對我在某件事情上聽取意見、反映情況上存在片面性，影響或傷害了他的利益，有意見但又不便當面直接指出，怕我接受不了，把事情搞大，不得不採取這樣一種既能使我警覺，又能使自己舒坦一些的方式；再次，我從1984年9月開始承蒙組織關懷、同行的關照愛護，將我推上學校中層幹部的崗位，1988年9月開始擔任正職系主任以來工作難免有差錯，教職工有意見都是正常的，至於採取哪種方式提出批評意見或建議，則是其權利，理應由其自我選擇。想到這些，我便釋然了，並決心在今後的工作中更認真務實，對所提的批評意見堅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因此，我沒有在任何公共場合談這封信的事，也沒有去找那位“沒有上過正規大學”的工作人員去了解，而是將重點放在自我反思上，換位思考去理解他人。

這樣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僅使我受到了教育，也使那位並無惡意的寫信人受到了感動。隔了一段時間，我又收到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信中說：劉院長，上封信對不起您，你千萬不要計較，大人有大量，後福必定齊天，誠心誠意向您道歉。

因為不知道他的姓名，所以我無法向這位寫匿名信者表示謝意。今天，我藉此機會真誠地表達我的誠意予以回覆——親愛的未署名的朋友：兩封信我均已收到，謝謝您的幫助和提醒，並借你的吉言，大人有大量，相信我們兩人以後均會洪福齊天。

寫到此，難忘的記憶就告一段落，雖然在過去的歲月中難忘的事不止這些，但要整理將它寫出來，並不都是愉快的事情，有的甚至是痛苦的。鑑於此，有機會就在回憶錄中再敘，無機會也就埋在心底，隨風而去，隨人而去。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