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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霖陳述”專欄
陳秋霖
盤古智庫秘書長、學術委員
老齡社會30人論壇成員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社會保障研究室主任
疫情和其他災難相比，其影響更廣，每一個人都在受災；而且影響更大的是心理，因為太多的不確定性導致恐懼。2003年非典時，正好參與了一些相關的研究，從那時起就深刻體會到：發展是硬道理，健康是真道理。一個公共衛生危機可以讓一個國家幾乎停滯。此次新冠疫情，嚴重程度遠超非典。希望從一些疫情趨勢、防控措施的觀察中，發現一些確定性，給自己一些信心，也分享給大家。也記錄這段過程，再做一點研究。
——陳秋霖
“ 陳秋霖，盤古智庫秘書長、學術委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保障研究室主任，是一位長期從事健康經濟和衛生政策研究的學者。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一直在觀察和記錄，努力從專業角度做出分析，提供一個研判疫情和防控的視角。
本文系作者撰寫的疫情早報，首發於騰訊醫典的疫情解讀欄目，經作者授權，轉載至盤古智庫專欄“ 秋霖陳述”。”
今天是 3 月 2 日，國內情況，除了武漢的監獄突然又增加了 200 確診病例，其他從數據上看，都是更加向好，但是國外的疫情形勢不容樂觀，而且境外輸入型病例開始，又轉而給國內疫情防控增添了壓力。
大部分省已經“零增長”各省治療壓力不同
29 日，全國除武漢外地區新增確診人數繼續保持個位數增長，且除了北京市發現 2 例境外輸入病例、遼寧省丹東市發現 1 例重型病例外，其餘 29 個省份均未發現新增確診病例。
武漢、湖北除武漢以外地區，全國除湖北以外地區，治癒病人的速度都在加快，在治病人數和現有疑似病例總數都進一步下降。特別是湖北除武漢以外地區，基本上是直線下降。
由於各地已連續兩日未有新增病例出現，採用各地區截至 29 日的現有確診數來觀察各省當前臨床診療壓力情況，當前各省的重症患者比重、治癒率有所不同，可以從中對各省當前形勢得到大致判斷。
從上圖我們可以發現，廣東省作為除湖北省外疫情最為嚴重的省份，儘管治癒出院人數已達 1009 例，但當前現有確診人數仍位居全國首位，且重症人數達 37 例，救治壓力仍較重。
另外黑龍江省的情況值得關注，黑龍江省當前現有確診人數為 137 例，但其中近四成為重症人員，黑龍江省作為地理位置遠離湖北但疫情形勢卻最令人擔憂的省份。而且，黑龍江如此高的重症比例，和其他地方相比過於突兀，也需要進一步分析原因。黑龍江的疫情，需要高度關注！
武漢新增確診病例數仍然居高不下
29 日武漢市通報新增確診病例數高達 565 例，佔全國當日新增確診病例的 98.6% 以上，在反覆波動中又回到了高點。不過主要原因是武漢的監獄又通報了監所在押人員 233 例。
武漢的社區排查狙擊戰，已經基本完成，但監獄等人群集中的特殊場所的排查，看來還在進行中。預計 3 月 1 日新增確診病例有所回落，但接下來還會有所有波動。
新冠肺炎全球風險級別已提升至“非常高”
2 月 28 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宣佈，由於目前新冠病毒感染已在多個國家蔓延，部分國家疫情嚴重，將新冠肺炎全球風險級別從此前的“高”提至最高級別“非常高”。
2 月 29 日，海外已經有 7040 人確認感染，比 28 日增加了 1217 人。截至 3 月 1 日，已在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現新冠病毒感染，美國已經出現死亡病例和醫護感染。
全球一直比較擔心的傳染到弱國的形勢，已經不可阻擋，特別是非洲大陸也已經有 3 個國家有確認感染。
自 2 月 26 日開始，海外新增確診人數已經連續 4 天超過中國，2 月 28 日是中國新增確診病人數的 3.25 倍，2 月 29 日是 2.12 倍，且差距仍有擴大趨勢。
韓國累計確診病例截至 29 日已達 3150 例，超過了浙江省與廣東省累計確診病例的總和。境外死亡病例數也正以較高增速攀升，其中伊朗的形勢尤為嚴重，截至 29 日伊朗病死率達到 25.9%，與武漢地區 2 月 16 日的病死率相近。
目前新冠病毒感染在世界各地的擴散趨勢已經很難阻擋，可以肯定的是，境外各地區的確診人數還遠遠沒有達到峰值。
境外輸入型很難避免，守住“國門”任重道遠
正如 2 月 20 日的分析中說的：如果其他國家最終不能“消滅”這個病毒，那麼即使我們最終“消滅”了這個病毒，那也仍然面臨被輸入的風險。今天，面對日益嚴重的海外的疫情發展，防止境外輸入型已經成為一項新的重要任務。
29 日，北京新增的 2 例確診病例均為 2 月 26 日寧夏確診病例丁某某在伊朗期間的密切接觸者，因此目前由伊朗輸入的境外病例已有 3 例，另外還有 4 名來自伊朗的中國乘客抵達首都國際機場後，被安排為期 14 天的集中醫學觀察，境外輸入的壓力仍然不容小覷。昨晚，深圳又報告一例境外輸入病例。
各國的防控啟動策略不同，影響全球疫情發展態勢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發現感染病例，各國採取的防控措施也凸顯出公共衛生危機應對，受到治療理念、政治格局、醫療能力等多種因素影響。
比如疫情比較嚴重的意大利宣佈，為了避免民眾恐慌，意大利將不會再公佈確診輕症病人，對疑似病症感染者和輕症患者將不再強制進行檢測，而且要將沒有症狀的感染者也從確認病例中減去。
雖然美國疾控中心早已向民眾傳達了病毒疫情極有可能在美國爆發的危險，但美國政府才開始重視疫情應對，由副總統彭斯負責。
但美國政府對疫情應對做出了一些嚴格規定，比如未經彭斯副總統的許可，科學家以及醫生們不能私自對外界透露關於疫情的最新消息，要統一口徑；所有的新聞媒體沒有白宮的許可，不得發佈容易引發民眾恐慌的疫情信息；而對於輕症患者，一般不做核酸測試檢查。
日本的疫情防控啟動比較早，也和新加坡的防控一樣被認為比較“佛系”。但實際上新加坡的“佛系”實際是以嚴格的儘早啟動檢測入境人員、停止聚會、呼籲個人防護等並不“佛系”的措施為基礎。日本政府越來越重視疫情防控，但有些政策並不能落實，比如學校停課等。
避免引起恐慌，看上去是重要的決策考量。但是看似避免恐慌的一些措施能否控制住疫情，還有待觀察。如果沒有控制住，避免恐慌的措施可能反而帶來更大的恐慌。
嚴苛診斷標準導致全球疫情仍被低估
由於可以核酸檢測的標準設定過高，日本的疫情形勢或許被嚴重低估。
截至 2 月 29 日，日本 NHK 通報確診感染人數為 226 人（不包含鑽石公眾號），但據觀察者網的報道，日本每天平均只對約 70 人進行 PCR 核酸檢測，而韓國單日核酸檢測人數高達 1800 人以上。
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厚生勞動省對於核酸檢測的門檻設定過高，要在發燒 37.5 度以上、咳嗽的前提下，與確診患者有過密切接觸、或過去 14 天曾去過湖北、武漢疫情流行地區、或是與去過流行地區者的密切接觸者、已經表現為重症的肺炎患者等才能接受核酸檢測。
沒有診所和保健所開的證明，醫院不給做核酸測試，不做核酸試劑，就沒有確診病人。然而，據鍾南山院士團隊發佈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最新的研究結果，大多數患者在入院時並無發熱症狀。
類似地，還有受到詬病的美國的檢測標準。美國疾控中心起初將檢測標準制定在最近來過中國或已知與確診冠狀病毒的人有接觸的患者，而且要由聯邦的相關機構進行檢測，這被認為將延誤對疑似病例的檢測。
目前，美國疾控中心已經下放了檢測的權限，一些具有相應實驗室符合條件的醫院也可以做檢測了，結果需要得到美國疾控中心的確認。
所以，目前國外的疫情數據大概率是被低估的，受到開展核酸檢測數量的影響。
所以，看來面對疫情，任何政府的決策都挺難，即便是已經是面對相對確定的疫情（畢竟中國已經全力抗疫這麼久了）。
“科學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困惑
覆盤武漢早期的疫情應對，需要對決策過程觀察，對信息報送系統觀察，對專業部門行動觀察。
美國也同樣存在起初需要疾控中心的檢測才能確診，而且檢測標準設的比較嚴格的現象。崔之元教授寫了一句：“實驗主義治理”應對新冠肺炎。必須有疫情嚴重地區或者高風險人群的接觸史，這是流行病學的科學結論。
不可否認，查病毒、做檢測、找特效藥、開發疫苗，這些都是流行病防控的現代科學。但這些科學也都是一些經驗。
不管是什麼病，懷疑人傳人就馬上啟動警報準備防控，控制傳染源、阻斷傳播途徑，這是更有歷史的經驗。方艙醫院的做法，可能可以追溯到更久遠時代的先進經驗。姑且把這也叫做“經驗主義”吧。
困惑的是，怎麼一開始就採用了前面那些經驗，而不是後面那些經驗？到了沒辦法了，才採用後面那些經驗。
會不會是我們的疾控體系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在理念和行為導向更加“科學”的時候，反而把一些傳統經驗放一邊了？查病毒、做檢測，否則就不能確認是傳染病，不能確認為感染者和病例。這也是診療方案多次調整的一個重要內容。
推薦特效藥、保證開發疫苗，似乎沒有這些，我們就無法真正放心，也不能真正收兵。可人類抗疫歷史悠久，有幾次是找到了特效藥的，疫苗一般是疫情多久後才真開發出來？或許其中又夾雜了商業利益。
最近，軍隊前方專家組，制定了《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疾病診療方案（第一版）》，使得診療方案更加複雜了。軍隊方案版本和國家衛健委方案版本，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軍隊方案版本將病名定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疾病”，國家衛健委用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實際上，國家衛健委方案版本中，對確診病例診斷標準也已經取消了必須有肺炎症狀了。朱宗涵教授很早就呼籲，這個疾病並不只是肺炎，因此病名應該調整，避免引起誤導，和世界衛生組織一致，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問題是，為什麼從一開始就命名為肺炎呢？除了臨床觀察到了肺炎症狀外，會不會因為這個病毒和 SARS 非常像，所以在思路上又“經驗”性地往非典靠，抗擊過非典的經驗，反而讓我們對這次疫情輕視了呢？
世界向中國學什麼？
已經有一些分析和觀察，總結我國在抗疫過程中的經驗。
確實，應對一場突如其來的新發傳染病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充分暴露公共衛生體系和應急管理體系中存在問題的同時，我們也充分發了制度優勢，依靠全民動員聯防聯控，基本控制了疫情，工作逐步更加有序，群眾也逐漸從恐慌中恢復正常生產生活。
中國的這些防控經驗，確實也可以為其他國家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提供一些參考。
雖然連國外政要也都承認，可能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這樣來動員防控，但至少我國在抗疫過程中，對這個疾病的很多認識，可以是其他國家在防控中直接採用的知識。
而在控制傳染源頭、阻斷傳染渠道、關注重點人群這幾個傳染病防控的基本操作上，是必須都一樣採取相應措施的。比如大型聚會不能再有（韓國的防控起初還不錯，就是出現了大規模聚會而導致現在十分嚴重）。
再比如，檢測標準不能定的太嚴，如果不能監測到已有的感染者，特別是不告訴公眾具體的感染情況，那形成的恐慌可能會更大。
中國向世界學什麼？
而國際上的一些防控措施，特別是有效的經驗，也同樣值得中國學習。比如對於疫情信息的統一要求，疫情中科學家需要統一口徑經批准對外發聲的要求，確實是減少恐慌的客觀要求。
另外，在應對相對確定的疫情，只要做好專業的防控，提高個人的防控意識，是可以保持基本正常生活生產的。這正是我們在湖北以外地區復工復產可以參考的經驗，至少可以助力我們增強復工復產的信心。
應對疫情，說世界可以向中國學習，並不是為了展示中國有多強；說中國可以向世界學，並不是說我們的防控就不對。
中國應對疫情，和其他國家應對疫情有根本性不同，因為我們是第一個遭受這個突然來襲的病毒侵害的國家。
疫情應對，特別需要包容，防控不好，誰都免不了受災。相互指責並不能控制疫情，只有自己行動起來，相互幫助，才能控制疫情。
或許，在健康問題上，特別是傳染病防控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體現得更為清晰，也更容易被接受。
1月20日-2月29日全國疫情分析圖
·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健康經濟研究室團隊製作
· 數據均整理自國家、各省衛健委或人民政府發佈的每日/實時疫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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