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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霖陈述”专栏
陈秋霖
盘古智库秘书长、学术委员
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
疫情和其他灾难相比，其影响更广，每一个人都在受灾；而且影响更大的是心理，因为太多的不确定性导致恐惧。2003年非典时，正好参与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从那时起就深刻体会到：发展是硬道理，健康是真道理。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可以让一个国家几乎停滞。此次新冠疫情，严重程度远超非典。希望从一些疫情趋势、防控措施的观察中，发现一些确定性，给自己一些信心，也分享给大家。也记录这段过程，再做一点研究。
——陈秋霖
“ 陈秋霖，盘古智库秘书长、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保障研究室主任，是一位长期从事健康经济和卫生政策研究的学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一直在观察和记录，努力从专业角度做出分析，提供一个研判疫情和防控的视角。
本文系作者撰写的疫情早报，首发于腾讯医典的疫情解读栏目，经作者授权，转载至盘古智库专栏“ 秋霖陈述”。”
今天是 3 月 2 日，国内情况，除了武汉的监狱突然又增加了 200 确诊病例，其他从数据上看，都是更加向好，但是国外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而且境外输入型病例开始，又转而给国内疫情防控增添了压力。
大部分省已经“零增长”各省治疗压力不同
29 日，全国除武汉外地区新增确诊人数继续保持个位数增长，且除了北京市发现 2 例境外输入病例、辽宁省丹东市发现 1 例重型病例外，其余 29 个省份均未发现新增确诊病例。
武汉、湖北除武汉以外地区，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治愈病人的速度都在加快，在治病人数和现有疑似病例总数都进一步下降。特别是湖北除武汉以外地区，基本上是直线下降。
由于各地已连续两日未有新增病例出现，采用各地区截至 29 日的现有确诊数来观察各省当前临床诊疗压力情况，当前各省的重症患者比重、治愈率有所不同，可以从中对各省当前形势得到大致判断。
从上图我们可以发现，广东省作为除湖北省外疫情最为严重的省份，尽管治愈出院人数已达 1009 例，但当前现有确诊人数仍位居全国首位，且重症人数达 37 例，救治压力仍较重。
另外黑龙江省的情况值得关注，黑龙江省当前现有确诊人数为 137 例，但其中近四成为重症人员，黑龙江省作为地理位置远离湖北但疫情形势却最令人担忧的省份。而且，黑龙江如此高的重症比例，和其他地方相比过于突兀，也需要进一步分析原因。黑龙江的疫情，需要高度关注！
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数仍然居高不下
29 日武汉市通报新增确诊病例数高达 565 例，占全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的 98.6% 以上，在反复波动中又回到了高点。不过主要原因是武汉的监狱又通报了监所在押人员 233 例。
武汉的社区排查狙击战，已经基本完成，但监狱等人群集中的特殊场所的排查，看来还在进行中。预计 3 月 1 日新增确诊病例有所回落，但接下来还会有所有波动。
新冠肺炎全球风险级别已提升至“非常高”
2 月 28 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由于目前新冠病毒感染已在多个国家蔓延，部分国家疫情严重，将新冠肺炎全球风险级别从此前的“高”提至最高级别“非常高”。
2 月 29 日，海外已经有 7040 人确认感染，比 28 日增加了 1217 人。截至 3 月 1 日，已在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美国已经出现死亡病例和医护感染。
全球一直比较担心的传染到弱国的形势，已经不可阻挡，特别是非洲大陆也已经有 3 个国家有确认感染。
自 2 月 26 日开始，海外新增确诊人数已经连续 4 天超过中国，2 月 28 日是中国新增确诊病人数的 3.25 倍，2 月 29 日是 2.12 倍，且差距仍有扩大趋势。
韩国累计确诊病例截至 29 日已达 3150 例，超过了浙江省与广东省累计确诊病例的总和。境外死亡病例数也正以较高增速攀升，其中伊朗的形势尤为严重，截至 29 日伊朗病死率达到 25.9%，与武汉地区 2 月 16 日的病死率相近。
目前新冠病毒感染在世界各地的扩散趋势已经很难阻挡，可以肯定的是，境外各地区的确诊人数还远远没有达到峰值。
境外输入型很难避免，守住“国门”任重道远
正如 2 月 20 日的分析中说的：如果其他国家最终不能“消灭”这个病毒，那么即使我们最终“消灭”了这个病毒，那也仍然面临被输入的风险。今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外的疫情发展，防止境外输入型已经成为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29 日，北京新增的 2 例确诊病例均为 2 月 26 日宁夏确诊病例丁某某在伊朗期间的密切接触者，因此目前由伊朗输入的境外病例已有 3 例，另外还有 4 名来自伊朗的中国乘客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后，被安排为期 14 天的集中医学观察，境外输入的压力仍然不容小觑。昨晚，深圳又报告一例境外输入病例。
各国的防控启动策略不同，影响全球疫情发展态势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发现感染病例，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也凸显出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受到治疗理念、政治格局、医疗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
比如疫情比较严重的意大利宣布，为了避免民众恐慌，意大利将不会再公布确诊轻症病人，对疑似病症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将不再强制进行检测，而且要将没有症状的感染者也从确认病例中减去。
虽然美国疾控中心早已向民众传达了病毒疫情极有可能在美国爆发的危险，但美国政府才开始重视疫情应对，由副总统彭斯负责。
但美国政府对疫情应对做出了一些严格规定，比如未经彭斯副总统的许可，科学家以及医生们不能私自对外界透露关于疫情的最新消息，要统一口径；所有的新闻媒体没有白宫的许可，不得发布容易引发民众恐慌的疫情信息；而对于轻症患者，一般不做核酸测试检查。
日本的疫情防控启动比较早，也和新加坡的防控一样被认为比较“佛系”。但实际上新加坡的“佛系”实际是以严格的尽早启动检测入境人员、停止聚会、呼吁个人防护等并不“佛系”的措施为基础。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疫情防控，但有些政策并不能落实，比如学校停课等。
避免引起恐慌，看上去是重要的决策考量。但是看似避免恐慌的一些措施能否控制住疫情，还有待观察。如果没有控制住，避免恐慌的措施可能反而带来更大的恐慌。
严苛诊断标准导致全球疫情仍被低估
由于可以核酸检测的标准设定过高，日本的疫情形势或许被严重低估。
截至 2 月 29 日，日本 NHK 通报确诊感染人数为 226 人（不包含钻石公众号），但据观察者网的报道，日本每天平均只对约 70 人进行 PCR 核酸检测，而韩国单日核酸检测人数高达 1800 人以上。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厚生劳动省对于核酸检测的门槛设定过高，要在发烧 37.5 度以上、咳嗽的前提下，与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或过去 14 天曾去过湖北、武汉疫情流行地区、或是与去过流行地区者的密切接触者、已经表现为重症的肺炎患者等才能接受核酸检测。
没有诊所和保健所开的证明，医院不给做核酸测试，不做核酸试剂，就没有确诊病人。然而，据钟南山院士团队发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最新的研究结果，大多数患者在入院时并无发热症状。
类似地，还有受到诟病的美国的检测标准。美国疾控中心起初将检测标准制定在最近来过中国或已知与确诊冠状病毒的人有接触的患者，而且要由联邦的相关机构进行检测，这被认为将延误对疑似病例的检测。
目前，美国疾控中心已经下放了检测的权限，一些具有相应实验室符合条件的医院也可以做检测了，结果需要得到美国疾控中心的确认。
所以，目前国外的疫情数据大概率是被低估的，受到开展核酸检测数量的影响。
所以，看来面对疫情，任何政府的决策都挺难，即便是已经是面对相对确定的疫情（毕竟中国已经全力抗疫这么久了）。
“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困惑
复盘武汉早期的疫情应对，需要对决策过程观察，对信息报送系统观察，对专业部门行动观察。
美国也同样存在起初需要疾控中心的检测才能确诊，而且检测标准设的比较严格的现象。崔之元教授写了一句：“实验主义治理”应对新冠肺炎。必须有疫情严重地区或者高风险人群的接触史，这是流行病学的科学结论。
不可否认，查病毒、做检测、找特效药、开发疫苗，这些都是流行病防控的现代科学。但这些科学也都是一些经验。
不管是什么病，怀疑人传人就马上启动警报准备防控，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这是更有历史的经验。方舱医院的做法，可能可以追溯到更久远时代的先进经验。姑且把这也叫做“经验主义”吧。
困惑的是，怎么一开始就采用了前面那些经验，而不是后面那些经验？到了没办法了，才采用后面那些经验。
会不会是我们的疾控体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理念和行为导向更加“科学”的时候，反而把一些传统经验放一边了？查病毒、做检测，否则就不能确认是传染病，不能确认为感染者和病例。这也是诊疗方案多次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
推荐特效药、保证开发疫苗，似乎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真正放心，也不能真正收兵。可人类抗疫历史悠久，有几次是找到了特效药的，疫苗一般是疫情多久后才真开发出来？或许其中又夹杂了商业利益。
最近，军队前方专家组，制定了《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诊疗方案（第一版）》，使得诊疗方案更加复杂了。军队方案版本和国家卫健委方案版本，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军队方案版本将病名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国家卫健委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实际上，国家卫健委方案版本中，对确诊病例诊断标准也已经取消了必须有肺炎症状了。朱宗涵教授很早就呼吁，这个疾病并不只是肺炎，因此病名应该调整，避免引起误导，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致，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问题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命名为肺炎呢？除了临床观察到了肺炎症状外，会不会因为这个病毒和 SARS 非常像，所以在思路上又“经验”性地往非典靠，抗击过非典的经验，反而让我们对这次疫情轻视了呢？
世界向中国学什么？
已经有一些分析和观察，总结我国在抗疫过程中的经验。
确实，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发传染病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充分暴露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中存在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充分发了制度优势，依靠全民动员联防联控，基本控制了疫情，工作逐步更加有序，群众也逐渐从恐慌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中国的这些防控经验，确实也可以为其他国家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提供一些参考。
虽然连国外政要也都承认，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来动员防控，但至少我国在抗疫过程中，对这个疾病的很多认识，可以是其他国家在防控中直接采用的知识。
而在控制传染源头、阻断传染渠道、关注重点人群这几个传染病防控的基本操作上，是必须都一样采取相应措施的。比如大型聚会不能再有（韩国的防控起初还不错，就是出现了大规模聚会而导致现在十分严重）。
再比如，检测标准不能定的太严，如果不能监测到已有的感染者，特别是不告诉公众具体的感染情况，那形成的恐慌可能会更大。
中国向世界学什么？
而国际上的一些防控措施，特别是有效的经验，也同样值得中国学习。比如对于疫情信息的统一要求，疫情中科学家需要统一口径经批准对外发声的要求，确实是减少恐慌的客观要求。
另外，在应对相对确定的疫情，只要做好专业的防控，提高个人的防控意识，是可以保持基本正常生活生产的。这正是我们在湖北以外地区复工复产可以参考的经验，至少可以助力我们增强复工复产的信心。
应对疫情，说世界可以向中国学习，并不是为了展示中国有多强；说中国可以向世界学，并不是说我们的防控就不对。
中国应对疫情，和其他国家应对疫情有根本性不同，因为我们是第一个遭受这个突然来袭的病毒侵害的国家。
疫情应对，特别需要包容，防控不好，谁都免不了受灾。相互指责并不能控制疫情，只有自己行动起来，相互帮助，才能控制疫情。
或许，在健康问题上，特别是传染病防控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现得更为清晰，也更容易被接受。
1月20日-2月29日全国疫情分析图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健康经济研究室团队制作
· 数据均整理自国家、各省卫健委或人民政府发布的每日/实时疫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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