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于近日全文公布，这是时隔五年多后，中共中央对官员选拔任用机制进行的再一次完善。官员选任有哪些原则和导向，有哪些纪律和“红线”，条例都予以明确。

据中组部负责人介绍，此次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力度非常大。不但充分吸收了中共十八大以来选人用人工作的实践成果，与近年来的新政策新法规相衔接，还从基层实际问题出发，听取基层意见建议，以党内法规形式，回应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为了促进干部担当作为，提出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对被容错的干部，要客观公正对待。又比如，为了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发现和选拔。

这次修订，亦吸纳了近年来基层探索经验，把“分析研判”作为一项规定动作，比如，在第11条作了明确规定，强调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了解干部。

该负责人称，这次条例修订工作从2018年3月正式启动，历时一年。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这部条例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干部工作的基本遵循。

首要突出政治标准

“这次修订，进一步强化和明确了干部选拔任用的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比如，‘明确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前述中组部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共产党历来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亦曾多次强调，要坚持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除了“首要标准”要求，还在基本条件中增加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等要求；增加“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内容；在考察内容中增加“突出政治标准，注重了解政治理论学习情况，深入考察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方面的情况”等。

对“政治忠诚”，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希曾点明要维护习近平党内核心地位，“对那些同党中央唱对台戏的人，那些对党中央大政方针态度暧昧甚至心怀不满的人，那些背离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的人，那些心术不正、有政治野心的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党离心离德的人，绝对不能用，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

据中纪委中国国家监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披露，中共十九大后至2018年底，已有77名中央直管官员被调查。这些被查高官，包括中共中央网信办原主任鲁炜、陕西原副省长冯新柱、江西原副省长李贻煌等人。

报道称，这77名官员无一例外，身上都存在“七个有之”和“两面人”的问题。

“七个有之”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结的，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而被中共最早批为“两面人”的，是中共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徐才厚于2014年6月被通报落马，当时中国官媒狠批其是“两面人”。在2018年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要求将政治上蜕变的“两面人”清除出去。

今年2月27日，中共公布了一份名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的文件，首次专门针对近几年来中共宣传领域普遍存在的“高级黑”“低级红”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要求杜绝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声称决不允许对中共中央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严查此类“伪忠诚”。

求是网刊文解读称，禁止“低级红”和“高级黑”，就是要做到“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重新定位民主推荐

外界较为关注的另一点，是新修条例对于“民主推荐”的重新定位。比如，改进民主推荐方式，将“个别谈话推荐”改为“谈话调研推荐”；明确换届时先进行谈话调研推荐再组织会议推荐，个别提拔任职时一般先进行谈话推荐，必要时也可以先进行会议推荐，符合有关条件的还可以不再进行会议推荐；取消二次会议推荐等。

中组部负责人对此的解读是，这样修改后更符合实际。该负责人称，这次修订，充分借鉴和吸收近年来领导班子换届和“两委”人选考察的经验做法，着眼进一步提高民主质量，对民主推荐环节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与之相类似的调整，是对“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进行重新定位，由原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调整为“产生人选的一种方式”，不再单列为一章，而是将相关内容调整到动议环节，并对改进完善工作程序等提出了原则性要求。

新华社其后发文对这些调整做了详细说明。文章称，条例现在的这些调整，就是为了解决中共干部选拔工作中存在的“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等不良风气。具体就是：

改进民主推荐，对“唯票”问题“釜底抽薪”。重新定位民主推荐的功能，更好地发挥民主推荐应有的作用。

改进竞争性选拔，让“唯分”倾向“偃旗息鼓”。合理确定竞争性选拔范围，明确不能将其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不能硬性规定竞争性选拔的频次和比例。

完善考核工作，使“唯GDP”的政绩观根本扭转。就改进干部政绩考核出台文件，强调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速度与干部的德能勤绩廉划等号，防止简单以GDP论英雄。

注重老中青梯次配备，推动“唯年龄”问题有效破解。统筹提出年轻干部常态化配备目标，促进了干部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干部队伍中的老中青都有劲头、有奔头。

首提“容错”，号召启用“有为干部”

新修订条例中，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即“要求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在基本条件中增加“主动担当作为”“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提出“对符合有关规定给予容错的干部，应当客观公正对待”等。这显然是突出了对有作为官员的重用。

今年1月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署名文章《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解读中国官场“吏治”，号召启用“有为干部”。这篇文章也是2018年11月26日中共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内部讲话全文。

2月11日，中国东部省份山东召开了春节后的第一个会议，主题为“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会上，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号召，要大胆启用“李云龙式的干部”，并为其勾勒素描图——“政治可靠、对党忠诚、能打胜仗，但不见得受个别领导‘待见’；敢抓敢管、敢于碰硬，但容易‘得罪人’；直来直去、个性鲜明，可能会被认为‘不灵活’、‘不成熟’”。

在中国影视作品《亮剑》中，塑造了一个兼具中国农民式勇敢、忠诚并且带有狡黠特质的中共将领“李云龙”形象。从2005年《亮剑》在中国不断热播开始，“李云龙”在中国家喻户晓。简言之，山东高层所说“李云龙式”干部的标准，就是“有为”、“担当”。

无独有偶，3月21日，河北衡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福华公开向个别不思进取的尸位素餐者提出质问：“在这个岗位上20多年了……这个人身上丝毫没有所从事工作的专业精神。”“一批评他，他就一笑、一嘟囔：‘我不太熟悉这个方面，不太懂，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既然）你一窍不通，你不感到愧对你的职位吗？”

他提醒那些占着位子不做事的人，要么，短时间内提高自己的能力，要么，给能做事的人腾位子。“我多次说过，用‘循吏’不用‘清流’，何况连‘清流’都算不上的不入流，更不会被任用。”

而这些并非个例。从1月份开始，包括辽宁、安徽、重庆、江西等多个省份，陆续召开省委常委级别会议，都或多或少谈及“干部要担当”。可见，启用“有为”官员，已经成为2019年中国官场自上而下的共识。

在这种官场生态下，敢作敢当的官员自然成了中共决策层眼里的香饽饽，而条例提到的容错纠错机制，正是为了激励各级官僚想干事、能干事、不怕事、干成事，解决官场不作为痼疾。

对懒政怠政，最新修订的条例也拿出了具体举措。《条例》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降职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因工作能力较弱、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务层次的，应当降职使用。因不适宜担任现职调离岗位、免职的，一年内不得提拔。

“后备干部”消失

相较已废止的2014版《干部任用条例》，新版条例新增了“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等原则，同时删去了“注重使用后备干部”的表述。

“后备干部”制度产生于1980年代初期，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新老官员正常交替问题，也是中共首次考虑制度性选拔接班人。例如中共2003年曾印发专门针对“后备干部”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

在公众眼里，中共“后备干部”一直是颇具神秘色彩的群体。作为中共政坛新生力量选拔的一大体制，外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后备干部”制度虽然解决了新旧官员的交替，但自身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首先，“后备干部”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位的评估报告，在此竞争机制下，官员的创新动力不足。

其次，由于“僧多粥少”，后备官员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竞争。面对虎视眈眈的竞争者和无处不在的考察，后备官员往往趋于墨守成规，生怕因为行为出格而影响前程。此外，官场贪腐对官员成长路径亦有不小的影响。

在“僧多肉少”的情形下，官场上滋生了诸多“备而不用”的不满。《瞭望》杂志曾披露，有些地方，真正从后备官员名册中脱颖而出，由“备”而“用”的干部不足15%，80%以上的后备官员被埋没在名册里。

但也有学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后，中共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并取得让西方侧目的经济发展，正是因为拥有后备干部这样的制度。这种制度保持了中共干部体系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能够避免诸多不稳定情形的出现。

正因为“后备干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因此这次中共新的“选官”条例中对于“后备干部”表述的删减，引发外界关注。

针对此动态，新华社报道称，“条例鲜明提出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党政领导官员，并对推动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干部人才及时进入党政机关作出制度性安排”，有利于收罗英才。

多位专家认为，此举这表明“在选拔任用干部时，视野应更开阔，不仅在后备干部中挑选，还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择，将预备对象和普遍对象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竞争性选拔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子。”

因此有观点认为，“后备干部”从新版条例中消失，并不意味着年轻官员将从中共选拔机制中“缺位”，年轻干部仍然是今天中共“选贤任能”的关键词，尤其是在弥补中共第五代的首个任期内年轻官员“提拔较少”的情况下。

而究竟如何打造中共中青梯队，习近平也曾在一次讲话中给出过5条标准，“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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