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蒲清（1936-），湖南桃源人。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湖南省首屆優秀社會科學專家、優秀教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60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歷任湖南常德師範專科學校教師，益陽地區教師輔導站教師、副站長，湖南省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曾經兼任湖南省政協委員、社聯委員，中國寓言研究會副會長，湖南語言學會古漢語研究會會長。發表學術論文《益陽方言的邊音聲母》、《論處動用法》、《論世界文字的發展軌跡與漢字》等200篇。著有《文言文基礎知識問答》、《文言今譯學》、《中國古代寓言史》、《世界寓言通論》、《中國現代寓言史綱》、《韓國古代寓言史》、《箕子評傳》、《鬼谷子詳解》、《陶澍傳》等70餘部。主編《陶澍全集》（湖湘文庫）等。
我沒有說違心話
1975年我在益陽地區工作，當年5月參加寧鄉縣的推廣普通話教學觀摩活動。在此前，我曾經參與湖南省的方言調查，瞭解一點方言知識。此後我思考，如果在教學活動中更自覺地利用普通話與方言的語音對應規律，效果可能更好。於是，在6月份出差沅江縣時，在縣招待所寫成了《試談語音對應規律在推廣普通話中的應用》。
經過修改，9月初我把文稿投到了《光明日報》。10月，政治風雲發生變化，全國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4月6日，我寫信查詢文稿的下落。不久，接到《光明日報》編輯部回信：“4月6日來信收悉。您的稿件《試談語音對應規律在推廣普通話中的應用》，我們已經採用，並已發排。由於該稿談業務多，結合當前運動差些，故最近未能見報，何時見報尚不能肯定。”“如果您能增加一些內容，讓該稿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服務，就更好了。”信末所書時間是1976年4月17日，蓋的公章是“光明日報文字改革編輯室”。我當時把鄧小平看作是中國的希望，崇拜他，怎能為了刊發一篇文稿說違心話批判他呢？但為時局形勢所逼，我也不敢強出頭，只好把信藏起，免得遭受不批鄧的罪名。
“四人幫”垮臺後，我特別熱衷於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陸續在報刊上發表。《光明日報》就發表了兩篇：1977年1 月13日發表了紀念週總理的文章《文字改革的光輝文獻》；1977年6 月3 日發表了《試談語音對應規律在推廣普通話中的應用》，佔了第三版大半個版面。1977年秋天，《光明日報》派了兩位記者到寧鄉縣瓦子坪公社整理在農民中推廣普通話的經驗。我陪同他們整理，閒談時談到稿件《試談語音對應規律在推廣普通話中的應用》，他們也為我沒有加上“批鄧”的內容而高興。
也正因兩篇稿子，1978年我還作為湖南省普通話代表隊的成員參加了全國第五屆普通話觀摩比賽。回益陽後，我編著了小冊子《益陽方言與普通話教學》，又以這本小冊子為基礎寫成論文《益陽方言的邊音聲母》，提出了益陽方言的邊音聲母是由古代濁聲母演變而來的，於1981年發表在《方言》雜誌，受到著名方言專家李榮先生的讚揚。
我沒有為文稿求發表而在稿件中加上批鄧內容，就沒有造成人生的遺憾。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寶貴的追求。所以，我經常對學生說：“無論做人還是寫文章，既要執著，更要堅持獨立的人格。每個人都可能說錯話，做錯事，但是決不可說違心的話。”
我的第一本小書和呂叔湘先生
“四人幫”覆滅後，中國文化處於復甦階段，書荒嚴重。1978年冬天，湖南人民出版社派編輯胡本昱到益陽，經李忠初介紹認識了我，他約我寫一本古代漢語的書稿。我說：“周秉鈞先生編寫的《古代漢語》很好。我就寫點通俗的問答體書稿，好嗎？”胡本昱同意我的意見。我當晚就擬定了85個問題交給他，他帶回出版社討論通過，列入出版計劃。於是我匆匆動筆，在春節完稿。這就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小書《文言文基礎知識問答》。小冊子由喻嶽衡老先生擔任責任編輯。我從此跟胡本昱、喻嶽衡結下了終身不渝的友誼。
這本小冊子能夠順利完成，首先得力於我的函授學員。我自1963年開始擔任輔導中學教師函授進修的工作，每期都要巡迴到各縣講課。我的學員大都是富有教學經驗的語文教學骨幹，我講函授課前總是先聽他們講課，然後一起交換意見，一起研討問題。從他們那裡，我真正懂得了很多語文教學經驗，特別是文言文的教學經驗；我也知道了從事中學文言文教學最需要什麼知識，一般中學教師缺少什麼知識。他們口頭的或書面的提問，促使我鑽研書本並深入思考問題。他們是促使我寫作這本小冊子的真正推動力量，他們的實際需要也決定了本書的基本內容和結構形式。我一生服膺的教學格言“教學相長”和“深入淺出”，就是通過這段教學與寫作本書而深印在腦海中。令人痛心的是，我的函授學員中有些教學骨幹，竟然早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了。
這本小冊子出版之後，反覆再版，發行近百萬冊。這正如孟子所說的：“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孟子•公孫丑上》)當時書荒嚴重，這本小冊子來源於中學教學的需要，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也在情理之中。有的讀者買不到書，竟然還整本抄寫下來。我的老師羊春秋、宋祚胤、馬積高、周秉鈞、鄧福南、秦旭卿，朋友湯孝純、卜慶華、李忠初、李維琦、王大年等也逢人說項。《湖南日報》駐益陽的記者曾瑞華，還在報紙上發表了《陳蒲清老師業餘時間發奮著書》的報道（1980年5月2日）。
專家們也注意到了這本小冊子，特別是呂叔湘先生。我是呂先生的崇拜者，經常閱讀他的《中國文法要略》、《文言虛字》。我想把小冊子送一本給他，但呂先生是語言界的大佬，我是無名小卒，沒有勇氣寄給他。剛好，曾經在益陽縣三中擔任語文教師的黃國營考上了呂先生的研究生，於是在1981年初，我託黃國營帶了一本呈送呂先生。想不到先生竟然仔細看了這本書。他寫信給黃國營再要一本，黃國營把信轉給我。呂先生在信中如是說——“國營同志：陳蒲清同志那本書寫得簡明而全面，對一般中學教師補課非常有用。剛好我有一位晚輩親戚需要這樣一本書，我就給了她了。我想向蒲清同志再要一本，我拿《語文常談》送給他。只是現在沒有書，等下次來書時我就寄給他。請你給他寫個信，把我的意思告訴他。順祝日佳。”接到黃國營轉來的信，我非常興奮，馬上給呂先生再寄了一本。不久呂先生果然把他的著作《語文常談》寄給了我，還在扉頁上題寫了“蒲清同志正”字樣。我非常感動。更令我感意外的是，呂先生還向其他專家作了推薦。後來，《中國語文》編輯王克仲同志發表了評論這本小冊子的文章《一本有助於古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好書》(見《中學語文教學》1981年12期)，語言學家張壽康先生也參與了評論，並給我寫了信。
1981年秋，在哈爾濱舉行的“全國語法和語法教學討論會”上通過了《修訂聲明和修訂要點》。為了配合中學的語法教學，我聯合岳陽的劉衍二、婁底的劉麗華編著了《教學語法答疑》。書編完後，我們到北京拜訪張志公先生請他為本書題寫書名。期間，我去拜見《中國語文》編輯王伯熙時，他建議我拜訪呂叔湘先生。我說：“呂先生是權威，我是無名小卒，從未見過面，打擾他不合適吧？”王伯熙說：“呂先生沒有任何架子。”他帶領我前去拜訪。進門後，我一報姓名，呂先生就非常高興地說：“你就是湖南的陳蒲清。請坐。”坐下後，他說：“我寄的《語文常談》，你收到了嗎？”我說：“謝謝，收到了。”我說到編《教學語法答疑》的事，他說：“你參加過確定這個教學語法系統的討論嗎？”我說：“我在下面的小單位工作，沒有資格參加。”他說：“不能這樣說。其實，這個新頒佈的教學語法系統，也有值得商榷的缺點。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深入徵求基層教學單位的意見。”這次會見，我深深體會到真正的大學者是謙虛的，是眼睛注視基層的。可惜的是，我只見了呂叔湘先生這一面，又拙於人際交往，生怕打擾他，連信都沒有寫過一封。
蘇軾詩云：“一彈指頃去、來、今。”現在，呂叔湘先生和羊春秋、宋祚胤、馬積高、周秉鈞、鄧福南、湯孝純等師友都已經作古了。我依然深深懷念和感謝他們。
走進寓言的深廣天地
1977年恢復高考後那幾年的高考作文試題，為防考生猜題，大多不是命題作文而是給材料作文。作文題所給材料，不少是古代寓言故事。基於此，1978年我跟湯可敬、曹日升、蔣天桂三位朋友編寫了《中國古代寓言選》。我們才疏學淺，怕誤人子弟，就想把初稿送給羊春秋老師把關。我們知道羊老師很忙，對請求沒有把握。然而，出人意料，羊老師對我們這幾個沒有深交的晚輩請求，竟然一口答應。他花費了幾個月的課餘時間，一字、一句、一篇地修改琢磨。我們再看到稿件時，不少地方已經改得密密麻麻了，不僅糾正了錯誤，解決了疑難，而且融進了羊老師自己的精到見解。這是一種無私的奉獻啊！由於羊老師的辛勤勞動，保證了這部書的質量水平，出版社順利通過並於1981年按期出版。現代文學界的泰斗、中國古代寓言的最早整理者茅盾先生慨然為本書題寫了書名。可惜此書出版時，茅盾先生已經離開人世。陰陽永隔，不能把樣書呈送給先生。
其後，我以《中國古代寓言選》為基礎，總結自己的感受，花兩年時間完成了《中國古代寓言史》。1983年《中國古代寓言史》出版，著名文史專家王利器先生題寫書名，責任編輯是胡本昱。1984年1月30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我國第一本《中國古代寓言史》在湘出版”的專電，報紙、電臺、電視臺都作了報道。《湖南日報》當年2月2日刊發了通訊，5月6日又由記者蔡棟發表了專題採訪《一本書的產生》。不久，臺灣駱駝出版社用繁體字出版此書，韓國漢城大學吳洙亨教授將之翻譯成韓文，由松樹出版社出版。
也正是在這年初，北京出版社的馬達寫信告訴我說公木（張松如）、仇春霖、朱靖華、金江、劉徵（劉國政）等同志正發起籌備成立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我回信擁護，把剛出版的《中國古代寓言史》贈送給馬達，並託他轉贈一本給公木先生。因為公木先生是著名詩人、學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歌詞的作者，大名鼎鼎。我是一個無名小輩，所以不敢冒昧地直接寄書給他。7月，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在吉林大學成立。29日，我到長春市長白山賓館報到時，馬達告訴我說：“公木先生把你的《中國古代寓言史》通讀了兩遍。”晚上，公木先生到賓館看望代表，又問：“陳蒲清來了沒有？”我馬上走到他面前拜見。以後每次開會，先生總是熱情接談，甚至同我談起過他求學時的往事，循循善誘，使人如坐春風。1990年我的《世界寓言通論》出版，1996年《中國古代寓言史》增訂出版，公木先生又熱情洋溢地寫了評論文章《體用兼顧，體大思精——祝賀〈中國古代寓言史〉增訂本問世》。文章說：“綜讀史、論兩書，特點突出：全面介紹中外寓言理論與總結自己多年研究的獨特見解相結合，深入的理論探討與雅俗共賞的文字表達相結合，學術性與實用性相結合。可謂體用兼顧，體大思精，建構了寓言文學龐大而完整的思想體系。”“蒲清同志之於寓言，也可以稱得起善觀天性，升堂入室，而臻於大道了。”文中所透露出的是公木先生提攜後進的殷殷期待。
1984年秋天，我由益陽調進湖南教育學院。到了省城，文化視野開拓了。我參加各種學術交流，大量接觸了中外哲學、文化學著作，並且參與了“前四史”的整理，寫了《四書譯註》、《論語譯註》、《孟子譯註》、《鬼谷子詳解》、《箕子評傳》。於是，我自覺地從文化視野來研究寓言。從1990年起，先後出版了《中外寓言鑑賞辭典》、《世界寓言通論》、《中國現代寓言史綱》、《韓國古代寓言史》、《中國古代精品寓言賞析》及《中學生精讀文庫•寓言系列》等書。《中外寓言鑑賞辭典》請公木、季羨林、羊春秋擔任顧問，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的不少同仁也共同襄助，賞析了自公元前3000年至當代的五大洲近50個國家或民族的寓言。《中國新聞出版報》1991年7月8日發佈新聞出版總署、共青團中央確定的《首屆中國青年讀書節推薦書目（第二批）》，本書在50本之列。《世界寓言通論》以世界文化為背景，探討了寓言與人類文化（包括宗教、哲學、教育等）的關係，並把世界寓言劃分為為三大體系——以印度為起點的東南亞、中東寓言體系，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寓言體系，以古希臘與希伯來為源頭的歐洲寓言體系。本書廣泛吸收各種文學批評理論、社會科學理論甚至自然科學理論來研究寓言，在當時也可稱得上耳目一新了。
我走進寓言的深廣天地，還得益於寓言文學研究會的諸位同志，如仇春霖、金江、馬達、朱靖華、鮑延毅、白本松、祝普文、黃瑞雲、楊嘯、孫傳澤、顧建華、葉澍、吳秋林、凡夫等。在我的專著出版後，他們都會來信祝賀，給我很大的鼓勵。仇春霖是北方工業大學校長，他特別鼓勵我的研究，他主編《中國古代寓言大系》、《外國寓言大系》都邀請我參加。我的每本寓言研究著作出版，馬達都會熱情地寫批評文章，臺灣駱駝出版社翻印《世界寓言通論》時，將其改名為《寓言文學理論、歷史與應用》，就把馬達的批評文章《寓言理論的新開拓》作為序言。朱靖華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國古代寓言史》出版，他寫了序言《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山東的鮑延毅教授是中國寓言理論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的《寓言辭典》結束了我國沒有寓言專門辭典的歷史。我們經常互相鼓勵，2000年我的《中國現代寓言史綱》出版時，他已身患癌症，卻還是病中握筆發表了書評《稟經酌緯，彌綸一代》：“高屋建瓴，體大思精，《史綱》是一部厚重的填補空白的學術著作。”令人悲痛的是，三年後他就去世了。2014年，我的《寓言傳》和《中國古代童話小史》一出版，顧建華、葉澍等就大力推薦，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決定授予我“中國寓言理論家”稱號。
還有我的同事劉上生教授、蔡夢麒教授，學生潘雁飛教授、覃道炳、蔣篤家等，都對我做寓言研究提供了諸多幫助，真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講盡他們的付出與辛勞。
韓愈在《與於襄陽書》中說：“莫為之先，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我感謝先輩和朋友們的關心，也盼望有後起者，希望他們的批評和超越。
權錫煥及其他韓國朋友們
1991年初夏，我接到了一封從香港中文大學寄來的信。信中說：“我是韓國成均館大學的講師權錫煥，在香港中文大學進修，正在寫作博士論文。論文題目是《先秦寓言研究》，看了您的《中國古代寓言史》與《世界寓言通論》，很受啟發，很佩服。希望到湖南教育學院訪問您，請教。”
當時，中韓正準備建交。我向領導彙報後，回信表示同意。不久，他來到長沙，逗留了一週，我們認真交談寓言，也交談其他情況。我問他：“成均館大學的名稱，是不是來源於中國《周禮》所說的‘成均’呢？”他說：“是的。韓國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我們古代使用漢字，15世紀創造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但是仍然使用漢字。成均館大學創建於14世紀，本是朝鮮王朝的太學，已經有了六百多年的歷史。這所大學非常重視中國文化，校訓是‘仁義禮智’。大學有三個院系跟中國傳統文化關係密切，一個是韓國漢文系，一個是中文系，一個是儒學院。”他的介紹，觸發了我研究韓國文化的念頭。
1992年8月24日，韓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權錫煥獲得博士學位後，到祥明大學擔任講師，後來逐級升任教授。 1993年，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寓言研究》出版。1997年3月，他在祥明大學成立了寓言研究所，接著申報韓國教育部跟中國國家教委之間的交流項目成功，這個項目的內容就是跟我合作研究寓言。從此以後，他多次來中國參加活動，我也先後四次訪問韓國。我們每次會面，他都非常熱情，照顧周到，並且在許多聚會場所都向朋友介紹說：“這是我的中國父親。”他為父親權哲重先生的七十大壽出版紀念冊，約我寫了一篇壽序。紀念冊取名《水使公宅雜識》，收了不少名人寫的詩文，出版後從韓國寄給我一本，簽名是：“陳蒲清第二父親惠鑑，受業權錫煥敬呈。”權錫煥還努力溝通，促成湖南師範大學跟祥明大學建立了校際關係。
1999年夏天，我接到韓國“中國學會”的邀請，赴韓國首都參加“第十九屆中國學國際學術會議”。 韓國“中國學會”的會長是梨花女子大學的李鍾振教授。這次會議的主題是“中國文化與二十一世紀”。我在會上發表了《論韓國古代寓言及其與中國寓言的關係》。會議休息時間，對寓言感興趣的韓國朋友圍著我，詢問有關中國寓言與韓國寓言的問題。他們來自不同的高等學校，大多是韓國“中國學會”的會員，漢語說得非常流利。東道主提出了一個口號：“重視人文科學，重視東方文化。”我十分認同。
這次訪問韓國，促使我和權錫煥的合作研究範圍從寓言擴展到文化領域。我們共同寫就了《韓國古代寓言史》，又編注了《韓國古典文學精華》，進一步翻譯註釋了韓國古典文獻《三國遺事》、《金鰲新話》。他還為我提供了記載殷商思想家箕子事蹟的韓國古籍，助我完成了《箕子評傳》。2006年12月，權錫煥參加韓國訪問團來到湖南師範大學，進行兩國文化交流活動。訪問團團長是祥明大學原副校長金東旭先生。18日上午，舉行慶祝《韓國古典文學精華》在湖南出版發行的大會，金東旭先生在大會上授予我促進中韓文化交流的“功勞牌”。
除了權錫煥，我還認識了不少韓國朋友，如吳洙亨、金泳、尹柱弼等。吳洙亨教授是Seoul（漢城）大學中文系主任。他曾經把我的《中國古代寓言史》翻譯成韓文，由韓國松樹出版社出版。他特意選擇待我參加“第十九屆中國學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召開“韓國中國散文學會”的成立大會，邀請我前往該校參加，發表關於韓國散文和中國散文關係的演講。金泳是仁荷大學教授、尹柱弼是檀國大學教授，是韓國東亞寓言研究會的主要負責人。2003年1月，金泳教授、尹柱弼教授，率韓國東亞寓言研究會成員抵達北京大學，邀請北京大學研究東亞文學的教授出席，又由我出面邀請中國寓言研究會的仇春霖、馬達、朱靖華、顧建華與會，共同協商成立東亞寓言研究會。2004年5月，金泳教授又邀請我參加了仁荷大學校慶與東亞寓言研討會。2005年2月，在韓國城南市舉行了第一次東亞寓言國際研討會，並正式成立了東亞寓言研究會，有中國、韓國、日本、越南、臺灣等地的一百多名代表參加。2008年1月，尹柱弼教授等組織的韓國代表團冒著大冰凍，到達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跟湖南省古代文學界的學者們聯合舉行“中韓第二屆古代文學學術研討會”。尹柱弼教授告訴我，他正在翻譯我的《世界寓言通論》，希望聽聽我的意見。我為他寫了序言，並且作了一首詩：“檀君開闢山河美，箕子施行教化深。自古文明無國界，如今異域有知音。”
山水爭留文字緣
我從1963年起就多次到安化講課，安化美麗的山光水色吸引我，寫了好幾首歪詩。其《初至安化》：“我憐安化青羅水，更愛崢嶸碧玉峰。攜去一山傍嶽麓，滿坡楓葉應羞紅。”同時還結識了不少淳厚的安化朋友，他們往往帶著自豪的口氣講述陶澍。當時根本想不到，幾十年後我有緣擔任《陶澍全集》的主編，寫出了《陶澍傳》。
1982年，湖南省召開古籍整理規劃會議。我和陶用舒等代表益陽地區接受了整理陶澍作品的任務。但是，當時陶澍並未列為重點人物。整理者並沒有蒐集陶澍的全部著作，只是以許喬林編校的《陶文毅公全集》作為底本進行點校。由於當時的主客觀原因，出版時刪掉了底本中的《五臺山迎鑾曲》、《賦得體詩》等近300首詩歌與一些奏摺。此書於 1998年由嶽麓書社出版，分上下兩冊，取名《陶澍集》。我調到湖南教育學院後，再沒有研究陶澍，而陶用舒教授堅持研究，頗有成果。
2006年，湖南省成立《湖湘文庫》編輯出版的領導機構，全面整理湖南歷代古籍，並把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列為六個重點人物。《陶澍全集》列入國家古委會重點資助項目。老朋友夏劍欽、丁雙平、曾主陶、陶用舒等再三推薦並邀請我出任《陶澍全集》主編。當時本人年逾古稀，精力大不如前，又無研究基礎，推辭了好幾次，但是礙於情面，又怕別人說是故意擺架子，只好勉強答應。2007年6月，組成《陶澍全集》編委會，主要成員有安化陶澍研究會會長劉時雨、嶽麓書社社長曾主陶，還有陶用舒、周成村、戴愛玲、陶穩固、陳歷久、易永卿、薛其林、賀福凌。曾主陶任編委會主任，馬美著、劉文擔任責任編輯。
我們剛開始工作不久就發現，道光二十年（1840年）許喬林所編校的《陶文毅公全集》不是真正的陶澍全集，只是一個分類編纂的選本，因此編輯《陶澍全集》必須另起爐灶。但是，此次整理《陶澍全集》要在兩年之間完成，時間緊迫。而且，我們對清史與陶澍的瞭解也非常淺薄。但有困難也得克服，任務無論如何必須完成。陶澍曾經書寫對聯作為做官的座右銘：“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無知者；辦一事須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我們決心發揚陶澍“辦一事須了一事”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工作。最基礎和最難的工作是收集資料。我們的工作步驟是：第一步，查找湖南省內圖書館的陶澍著作版本；第二步，調查蒐集安化縣內的資料，進而到陶澍曾經生活過的桃江、澧縣等省內範圍調查蒐集資料；第三步，到南京、蘇州、揚州、上海、北京查找蒐集資料，並託臺灣的學者查找蒐集可能保存在臺灣的資料。歷經艱辛，我們終於找到了陶澍的大部分著作。可惜的是，前人曾經提到的《印心石屋詩文集》五十六卷、《陶桓公年譜》四卷、《陶氏世譜》若干卷、《運甓齋詞譜》、《省身日記》等著作，最終還是沒有找到，它們可能失傳了。
我們把蒐集到的著作劃分為四類，整理為八冊：第一類是奏疏（包括奏摺與題本）以及雜件（其他公文），共五冊，收陶澍奏疏1173篇、雜件（其他公文）59篇；第二類是文集（包括散文、駢文與賦）一冊，收陶澍文章485篇；第三類是詩集一冊，共收詩歌1592首、對聯（實際上是中國一種特殊的詩歌體式）100餘首；第四類是專書一冊，包括《蜀輶日記》、《靖節先生集註》、《靖節先生年譜考異》。全集的基本結構體例是：主體版本，補遺，附錄。首先選擇最有代表性的版本作為點校的主體；然後補錄主體版本沒有收錄的篇目，其中包括其他版本中保存的篇目以及我們新輯錄的篇目。陶澍主編或校刊的書籍，如《安徽通志》、《洞庭湖志》、《海運全案》、《重浚吳淞江全案》、《水利七案》、《沅江縣誌》、《安化縣誌》、《雲臺新志》、《雲臺山唱和詩》、《萸江公詩文集》等，則沒有收入。
《湖湘文庫》叢書中的這套《陶澍全集》，雖然有缺點和不足，但大大超過了《陶文毅公全集》，可算是第一部名副其實的《陶澍全集》。如：《陶文毅公全集》只收陶澍奏疏296篇，只佔《陶澍全集》所收奏疏的四分之一，又沒有收錄雜件；《陶文毅公全集》沒有收錄《蜀輶日記》、《靖節先生集註》、《靖節先生年譜考異》等專著；《陶文毅公全集》所收錄的文章、詩歌，也比《陶澍全集》少很多。
《陶澍全集》2010年1月由嶽麓書社出版，2011年獲全國古籍優秀圖書一等獎，2012年獲第四屆中華優秀出版物提名獎以及湖南省優秀圖書一等獎。
編完《陶澍全集》後，熊治祁先生又推薦我點校了《陶文毅公年譜》。為了總結編輯《陶澍全集》的心得和教訓，我又寫了《陶澍傳》。寫作令我認識到：陶澍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經濟改革家，他在改革鹽政、改良漕運、創辦海運、整頓吏治、賑濟災民、興修水利、興辦教育、嚴禁鴉片等方面，都有突出業績。從全國看，他是當時經世派的領袖，又是洋務派的先聲，在中國古代向近代轉型時期起了關鍵作用。從湖南看，他是湖南近代人才群體的第一位領袖。我曾經寫了一首七律概括陶澍的歷史功績：
紅薯包穀蔸根火，幹國良臣文毅公。
渾樸民風毓俊傑，艱難時局造英雄。
甘棠遺愛楚吳外，石屋印心桑梓中。
經世開新垂史冊，湖湘崛起領先功。
清朝詩人蔣士銓《題壁》詩云：“山水爭留文字緣。”很多事情似乎都有緣分。我從喜愛安化的山水，到幾十年後擔任《陶澍全集》的主編，似乎是緣分。而且，安化陶澍研究會的會長名劉時雨，“澍”就是潤澤萬物的及時雨；《陶澍全集》編委會主任叫“主陶”。我們有幸共同參與主持《陶澍全集》的編輯。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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