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为《新京报》写长文《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此处发的是该文后半部分。
我们绝大部分人都经历过高考，也往往觉得，高中生活太枯燥无味，整日除了背书，就是做题。然而，在1966到1977年高考废除期间，许多知青在艰辛劳作之余，依旧坚守着对知识价值的认可，暗自盼望着“高考”这一公平竞争机会的来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当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中，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很多回忆中，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形容当时的心情。
备战高考：从头来过，全国上下手忙脚乱
知青们有机会上大学了，但要复习，一没有时间，二没有资料。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在山里插队的刘延民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要喂三次大猪、六遍小猪，还要准备饲料、砌猪圈、垫猪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余复习。
参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辉在一个山村中学当老师，要在批改完学生作业、备好课后，才有时间复习下要考的内容。他回忆，
“时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背记，晚上一边洗脚，一边看书”。
不得不通宵达旦。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电影《高考1977》再现了这一场景。
相比于时间，复习材料更加紧缺。当时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历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学），外语作为参考，不计在总分。为能获得这些科目的资料，考生们各显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学教材，有人得到城里亲戚寄来的油印材料，还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种习题。
材料都是有多少复习多少，现在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文泱回忆，他姑姑从上海寄来好几册《几何》《代数》，有了丰富的数学材料；弟弟在一个中学任教，帮他找历史老师要了十几页有关中国史的填空题；世界史资料用的是他爸爸单位发的周一良、吴于瑾《世界历史》；地理内容不多，只有一些传抄的材料。
复习之余，考生们还要想报专业的事。“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于“文科”心有余悸，倾向于学理工科、技术类的科目。后来从事党史研究的薛庆超曾说，“在七七级大学生中，凡是报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报考理工科，没有考上大学的把握，才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当属实情。
历史学者雷颐从军队报考大学文科，成绩高于重点分数线，但雷颐的父亲希望他放弃入学，补习下数理化，来年再考，上个理工科大学。总的来说，当年大多数考生填报学校和专业时，都比较随意，首选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们当时看来，只要能上学就好，上什么学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招考部门也和考生一样忙乱。1977年召开了两次招生会议，错过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当年10月，招生意见才通报到各省。高考已经11年没有进行过了，现在一恢复就是面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考，无论是考前命题，还是对监考人员的培训，都极为紧急。
如辽宁在得到恢复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组织了20多人的命题组，送到一个远离市区的宾馆里工作。直到这时，命题组的老师们才得知基本原则——考查范围不超过高二，以基础知识为主。20余天后，经过数十次审核和校对，辽宁省高考试卷才交付印刷。
在当时，印刷试卷的纸张需先向本省计划委员会申请，再由出版局调拨，但恢复高考时已届年尾，没有多余的纸可供使用，一些省份于是奉命征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由于经验不足，河南、山东一些地方把正反两面的试卷，只印了一面，导致考生需要参加补考；吉林延边印刷试卷时，对废纸处理不当，出现了泄题情况。
即使是装试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时麻袋是防洪和战备的专用物资，如云南是省委亲自下令，才征用了2000多条麻袋。当时在江苏组织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说，
“试卷印妥后如何包装，用什么袋子，装多少份，有什么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种说明等等，必须精心设计，现做实验、现写说明、现订货、现投产……”
一切都是从头来过。
考场实录：公平的回归改变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时隔十年，能重新走进高考考场，大多数人用行动表示了对此次机会的珍视。
在北京监考的鲁崇英回忆，
“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实鲁崇英担心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如一名辽宁考生在数学试卷上写诗，控诉“四人帮”当政，自己失去学习机会：
“寒冷考试场，心绪漫无边。犹念‘四害’滔天罪，坑杀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祸国谈何浅。罪当千剐难消恨，报国耻空拳。华主席英明，一举澄空间。江山绚丽花万朵，抒志在明年”。
考生水平普遍不高，还是在辽宁考场上，史地试卷有一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考生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考生说“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
语文试卷有一道题要求翻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种种，并不鲜见。
自古就有的考场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县发生了一场特大舞弊案，县委书记以下数十名干部涉案。县委书记马连宝共有6个女儿，前三个女儿都通过“推荐”上了大学，他还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儿送进大学。
马连宝先后找到文教局长、招生办主任，让他们“帮忙”。考点负责人给县委书记家“小四”换了三次考号，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坐在她旁边；考试期间，马连宝派通信员以送药为名，给女儿传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县委常委也利用职权，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试卷。被查处后，马连宝说：“我不知道今年(招生)办法改了。”——公平确实开始回归了。
即便在考场上发挥良好，也不意味着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孙三代的政审，没有了充满黑幕的“推荐上学”，但“文革”十年的思维惯性，并不会因一个文件、一次高考就改变。在高考政策的执行中，还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审的刁难。
在教育部发布的《招生工作简报》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成绩很好的考生，或者因为父亲是国民党，或者由于母亲是“右派分子，与日特有联系”，而被县里扣押材料，无法录取。
王代文兄弟的经历更为荒诞，他们出身教师家庭，参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线后，有干部公开质疑：
“这是什么政策，让地主资本家的子女上大学！”“他们家只能去一个！”
这兄弟两人同母异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认为是“畏罪自杀”，他本人则“对现实不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段时间新歌不多”，同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裁缝铺里帮人裁过一两件衣服。于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学，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到1978年，高考制度确定下来，但还是很特殊。制定复习大纲必须照顾当时考生的实际水平，负责物理编写的老师担心，
“这几年中学教三机一泵，一下子转成力学，弯子太大”“考动力学，但不知道中学是不是有天平”。
大纲最大限度地兼顾了考生的特殊性，如历史考题以中国史和近现代史为主，外语考题要求在初三水平。参加这一年高考的人数，超过了1977年，达到621多万，直到2003年这一纪录才被打破。
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当初从学校走出后，走进工厂，下到乡间的年轻人们，不会想到还有机会重回校园，成为作家、科学家、领导干部，他们的命运确实是因这次高考而改变。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5%左右的录取率，也会知道，真正因为这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高考的意义，更多地还是改变了中国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国逐步走向正轨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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