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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阿富汗在文化，民族和語言上都是相當類似的國家。這兩個國家在種族和語言上都是多樣化的。
在語言方面，伊朗的官方語言是波斯語，波斯語是印歐語系伊朗分支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伊朗還有很多少數民族語言，如庫爾德語，阿塞拜疆土耳其語，俾路支語，阿拉伯語，盧里語，土庫曼人，拉里人，土耳其人，馬紮達拉尼人，吉拉基人等等。波斯語實際上是伊朗大部分人口的語言，60％的人將其用作第一語言，並被用作伊朗少數民族之間的通用語。
阿富汗的官方語言是達里語（一種在伊朗使用的波斯語的老式語言，完全可以相互理解）和普什圖語言，少數民族語言是烏茲別克語，土庫曼語，努爾斯坦語，俾路支語。達里語被大約55％的阿富汗人用作第一語言，而普什圖語是大約35％人的第一語言。達里語被用作阿富汗多民族群體之間的通用語，因此，約有85％的阿富汗人口能夠流利地使用達里語，並將其作為第一語言，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使用，一些阿富汗人由於缺乏教育而無法說波斯語（大多數阿富汗人在學校學習達里語），或居住在大多數普什圖語環境中（因此不需要波斯語），但這在阿富汗並不常見。因此，伊朗人和阿富汗人可以用他們各自的波斯方言相互溝通。
伊朗是一個民族多元化的國家，人口中50-60％為波斯人，大約20％是阿塞拜疆人，10％是庫爾德人，5％盧里人，3％阿拉伯，3％俾路支（居住在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伊朗團體）和其餘2％的土庫曼人是亞美尼亞人，非裔伊朗人，猶太人，卡什凱特克人，拉里斯人，吉拉基人和馬紮蘭人。
阿富汗也是種族多元化的，人口構成為42%的普什圖人，30%的塔吉克人，10％哈扎拉人，5％烏茲別克人，3％土庫曼人，3 ％俾路支人，其餘的還有其他少數民族和阿拉伯人等等。
伊朗和阿富汗的文化非常相似，他們使用相同的日曆，兩國的音樂非常相似，很多阿富汗歌手在伊朗很有名氣，阿富汗的伊朗歌手也是如此。在種族上，伊朗的波斯人和阿富汗的塔吉克斯人與阿富汗的普什圖人非常接近。
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也是相似的，因為兩者都有阿拉伯語作為他們的官方語言（但兩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方言），阿拉伯人佔兩國人口的大多數。然而，沙特阿拉伯是遜尼派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約佔人口的90％（沙特東部有一個什葉派少數派，約佔10％），而伊拉克與伊朗類似，因為它是多數什葉派（65％），遜尼派少數民族存在於西方和北方（35％）。此外，伊拉克擁有更多種族，庫爾德人佔約20％的人口，以及該國北部存在的突厥少數民族。阿拉伯人佔大多數人（70％）。沙特阿拉伯絕大多數是阿拉伯人，佔全國近99％。
走進伊拉克
這個問題過於龐大，所以我只選擇上述五國文化最重要的特徵——伊斯蘭文化和各自本土政治宗教文化。這五國最明顯的相似就是伊斯蘭信仰的共同歸屬，他們之間的不同也體現在伊斯蘭文化與本土文化交融發展以及政教建設的體現中。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母邦，是阿拉伯帝國和伊斯蘭文化傳播的起點。從歷史的軌跡來看，阿拉伯倭馬亞王朝的核心是敘利亞，阿拔斯王朝的核心是伊拉克。所以，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阿拉伯語的普及程度和阿拉伯人種的分佈率相比其他曾經的帝國行省要更高一些。如今沙特阿拉伯的官方語言自然是阿拉伯語，伊拉克則是阿拉伯語和庫爾德語。伊朗則是波斯語，阿富汗是普什圖語和達里語，巴基斯坦是烏爾都語和英語。但阿拉伯語還是憑藉著在中東地區的強大影響力成為了聯合國的六種官方語言之一。
由於沙漠環境的封閉和閉塞的交通，所以阿拉伯半島即使是在阿拉伯帝國滅亡後其發展的獨立自主性也很高。
在奧斯曼帝國控制期間，其統治基礎也僅僅能觸碰到希賈茲和哈薩，對於中央納季德高原的控制並不夠，部落傳統和原始民主制的根深蒂固成了沙特家族崛起的基礎。伴隨著瓦哈比派運動，沙特家族的權勢開始從納季德高原向半島四周延伸，用軍事擴張和宗教宣傳最終完成了納季德的統一。
再憑藉閉塞落後的遊牧部族社會發展起來，從而建立了當今世界上少有的君主專制國家。同時，石油經濟的開發也增加了沙特家族統治權力的基礎，使得王室富貴的同時，沙特的社會建設工程迅速發展，不然哪裡來的0.847的高人類發展指數呢。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曾經伊朗的禮薩汗和巴列維的君主獨裁統治，沙特有明顯的區別，因為沙特的國家權力掌握在沙特家族手中。由王室的重要成員組成的王室長老委員會協商確定王位的更替，而家族政治以及沙特家族成員的權力分享無疑構成制約君主政治的重要因素。
而從教派來講，沙特推崇的瓦哈比教派主張正本清源和返璞歸真，帶有典型的伊斯蘭復古主義，主張淨化伊斯蘭教，反對崇拜聖徒和聖墓以及向其獻祭的宗教習俗，反對宗教儀式中的音樂舞蹈內容。
所以，現代伊斯蘭主義和民間宗教政治運動往往成為挑戰官方信仰和沙特家族政治的主要形式。
相比較於沙特阿拉伯，其他四個國家的文化和政治都更加複雜，受外界影響的程度都更加深徹。
伊拉克最初是兩河流域文明，但早已滅亡，其影響已經十分稀薄了。伊拉克戰略核心的位置使得其不可能在世界性帝國爭霸的潮流中置身事外。伊拉克的分裂性和差異性遠遠比沙特明顯。1639年，奧斯曼帝國征服伊拉克，將其分為巴士拉，巴格達，和摩蘇爾三個行省，隸屬於伊斯坦布爾的蘇丹，其中位於伊拉克北部的摩蘇爾地區也是庫爾德人的聚居地，成了日後伊拉克和土耳其爭端和庫爾德人暴動的衍生地。所以說早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伊拉克就表現出文化方面的分裂性了。以摩蘇爾為核心的伊拉克北部地區與土耳其安拉託利亞東部和敘利亞聯繫密切，以巴格達為中心的伊拉克中部地區扼守敘利亞和伊朗之間的傳統商路，而以巴士拉為核心的伊拉克南部則是波斯灣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沙特阿拉伯擁有主體派系的伊斯蘭文化不同，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信仰是分裂的，其什葉派教徒佔54％，遜尼派佔41％，早在公元7世紀穆罕默德的外孫侯賽因在卡爾巴拉受害時，什葉派穆斯林就將卡爾巴拉視為他們的宗教聖地。早期費薩爾政權的一大重要支柱就是伊拉克本土的遜尼派城市貴族，教派對立的政治色彩一直延續了下來。
相較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無疑是桀驁不馴的。其中很重要的體現就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的復興黨的建設和發展。譴責殖民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阿拉伯民族利益至上和阿拉伯世界的統一構成其基本綱領，然而很明顯，最後和埃及的納賽爾政權一樣在國內外的巨大壓力下崩潰了。
而伊朗，則已經不是阿拉伯國家的範疇了，他是以波斯人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其政治體制也是和其他伊斯蘭國家截然不同的法基赫制度。
世俗與宗教長期並存的二元體系以及世俗傾向和宗教傾向之間的此消彼長，是伊朗政治與社會領域的明顯特徵，自1501年薩法維王朝建立開始，什葉派取代正統的遜尼派成為伊朗官方的宗教信仰，進而在伊朗諸地廣泛傳播。
而伊朗的政治正是現代伊斯蘭主義的體現，和沙特的教派特徵對比鮮明。現代伊斯蘭主義強調《古蘭經》和聖訓的基本原則以及早期哈里發國家的歷史實踐，實際上否定教界傳統理論以及其所維護的傳統社會秩序，頗具革命傾向。
霍梅尼認為，世俗統治與經訓闡述的原旨主義不符，君主制度背離早期伊斯蘭教的歷史實踐。而霍梅尼主義的核心內容正是強調共和政體與教法學家統治的合一。
至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國家就更加複雜了，除了伊斯蘭文化和波斯文化，還受到英國殖民文化以及蘇聯赤色洪流的影響，而巴基斯坦的宗教更是除了伊斯蘭教外還有錫克教，印度教，襖教，佛教。民族也十分複雜，領土主權糾紛問題也比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