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縣紀委副書記徐紅軍震後第九年到漩口中學遺址緬懷地震中犧牲的老師學生。當年，徐紅軍在廢墟里挽救了多個孩子的生命。 （資料圖片）
近日，汶川縣委脫貧攻堅第九專項巡察組組長何光瓊（左三）到劉家溝村瞭解精準扶貧政策落實情況。10年前的6月2日，時任水磨鎮副鎮長的何光瓊火線調任映秀鎮紀委書記，全程參與和見證了災後重建監督檢查工作。（資料圖片）
汶川，映秀，細雨。
地處半山腰的“5·12”汶川特大地震遇難者公墓籠罩在蒸騰的雲霧中，一排排黑色石碑刻著密密麻麻的名字。石碑前供人祭奠的石槽裡，有黑色的灰燼、紅色的蠟燭、黃色的菊花……
徐紅軍站在公墓前，凝視著石碑上的名字，不一會兒，他將臉側到一邊，微微仰起頭。再轉過臉時，已是雙淚直流。
2012年，徐紅軍離開映秀到汶川縣紀委任副書記後，除了每年5月12日前後，他很少回到映秀，“不是不想，是不忍。”
山下，一排排羌族風格的小樓整齊別緻。地震10年後，震中映秀，徹底變了模樣。唯有漩口中學地震遺址的石刻時鐘，指針永遠停在了14點28分，耳邊低吟的思念曲，很輕易就把人帶回到10年前的那個下午。
災難
2008年5月12日的14點28分，忙完一場培訓的準備工作後，映秀鎮副鎮長徐紅軍在鎮政府二樓宿舍睡著了。房門外，一個同事正在洗衣服。巨響和搖晃驚醒了徐紅軍。起初，他以為是不遠處正在修建的隧道發生了爆炸。
劇烈的晃動中，徐紅軍光腳跑到了樓梯口，發現前方已經沒有去路。他跑回房間，雙手緊抓著門框擋住了從天而降的屋頂，讓他穿屋頂而出，等他回過神來時，發現自己站在了一堆瓦礫之上。
耳邊嗡嗡直響，有那麼幾分鐘，徐紅軍“感覺世界上就剩下我一個人”。
“有人沒得？”沒有人回應徐紅軍這一聲大喊。他光腳踩著破碎的玻璃、磚瓦走出鎮政府大門，轉彎抬眼一看，整個鎮子已變成瓦礫場。倖存下來的人們，滿臉驚恐的表情，四處奔走呼喊，救人的聲音此起彼伏。
同一個時間，隔壁的水磨鎮，副鎮長何光瓊剛下村回到宿舍正準備洗漱。突然，一陣暈眩，她有些站不穩。抬頭一看，預製板要掉下來了。“要遭洗白了（四川話，要死了的意思）！”何光瓊說，那一刻，她第一時間閃現的是“娃娃要成孤兒了”。
預製板砸在了冰箱上，架空的區域剛好夠她容身。
映秀鎮30多公里開外，桀驁不馴的岷江在這裡被都江堰一分為二，一條折向東去滋養著四川盆地，一條南下在宜賓匯入長江。
地震發生時，都江堰市灌口鎮紀委書記鄭孟英正在辦公室草擬下午鎮黨委會議的議題。房屋剛晃動時，鄭孟英以為是路邊的大貨車經過引起的震動。
晃動越來越劇烈，天花板上有東西往下掉。鄭孟英意識到不對，身體剛鑽進辦公桌底下，一隻腳就被倒下的書櫥壓住了。
接下來的十幾分鍾，是她這輩子經歷的“最長的十幾分鍾”。至今她也不明白哪來的力氣，居然將腳抽了出來。
救援
10年前的下午，當徐紅軍赤腳站在鎮政府旁邊的幼兒園時，這裡已成一片廢墟。他循著哭喊聲，透過一個縫隙看到一群孩子被困在預製板倒塌架空的一個三角形區域內。徐紅軍把缺口砸得更大了一點，跳了進去。
“爸爸！”一個聲音讓他怔了一下。徐紅軍剛滿3歲的孩子在這所幼兒園上學，但眼前的這些孩子臉上都蒙了一層灰，根本無法分辨。
徐紅軍由近及遠把孩子拉到手裡往外遞，不知道救到第4個還是第5個時，徐紅軍發現拉在手裡的是自己的兒子。他用手朝兒子的屁股上狠狠拍了一下就遞出去了，接著救後面的孩子。等他爬出廢墟時，兒子已經不見了蹤影。
“當時來不及管他，能爬出來已經是他的造化了。”當天下午，有20多個孩子從這個狹小的縫隙中得救。
徐紅軍帶著記者參觀這裡公墓時坦言，他曾有“私心”想把鎮政府遇難同事的遺體全部找到，並排埋葬在一起，但未能如願。
震後救援很緊張，工作部署會經常在午夜才結束。會後，徐紅軍經常和同事到岷江邊走走。走著走著就唸叨：今天把哪個（人）挖出來了，哪個（人）還沒有找到。說著說著，幾個大男人就哭了。
地震後第20天的中午，何光瓊接到縣委組織部打來的電話，映秀鎮紀委書記在地震中遇難，組織安排她到映秀任鎮紀委書記。
掛完電話，家人一邊倒地反對：一是砸傷的腳還未好利索，二是當時傳言說映秀爆發了疫情，只要染上就沒命。
距組織部長的電話不到24小時，何光瓊向映秀出發了。一邊是不時有碎石滾落的山體，一邊是翻滾咆哮著的岷江。平時不到半小時車程，何光瓊步行了4個多小時。
何光瓊在一頂彩條布帳篷裡向當時的映秀鎮負責人報的到，接到的第一項任務是救災物資發放和監管。
這是一項非常繁雜且困難的工作。震後的映秀物資極度匱乏，求生本能驅使下，每個人都希望多領到一些救災物資延續生命。
“不患寡而患不均”，張家領的泡麵是桶裝的，李家領的泡麵是袋裝的，很多細節都可能引起矛盾。能不能把這項工作做好，沒有任何紀檢監察工作經驗的何光瓊最開始心裡也打鼓。
在州、縣紀委的指導下，她邊幹邊學，很快穩住了局面。首先建立起救災物資臺賬，逐一登記從各個方面輸送進來的救災物資。發放環節，做到每一瓶水、每一包泡麵、每一頂帳篷都全程可溯。同時，在臨時安置點公佈監督電話，不定期進行發放情況核查監督。
在鄭孟英的印象裡，地震那天“黑得很早、雨特別大、天特別冷”。帶領一隊軍人到灌口鎮一處倒塌的房屋救援後已是深夜，鄭孟英一個人步行回鎮政府。
路兩旁是倒塌的房屋，遇難者的遺體就擺在路邊，再加上不知道女兒和年近八旬的婆婆是否還活著，走到都江堰中醫院門口時，看到一位鎮政府的同事拿著手電筒從對面走了過來，鄭孟英衝上去抱住同事嚎啕大哭起來。
“我是個女同志嘛，當時其實很害怕，但我不能在群眾面前哭，很多人還指望我呢。”回憶這段經歷時，鄭孟英突然失聲抽泣，擺擺手說，“真不好意思，沒想到自己會這個樣子，原本以為過去了這麼多年，很多事已經忘了。”
都江堰市龍池鎮與映秀鎮僅一山之隔。地震發生後，這個鎮子與外界的道路、通訊全無，成了一座“孤鎮”。
“不知道要與外界隔絕多久，我們首先要自救，除了救人，還要把能用的生活物資統籌起來，有計劃地發放。”時任龍池鎮紀委書記胡濤震後立即把鎮上能找到的食品、藥品集中到一箇中巴車上。
地震帶來的不只是身體上的傷害，還有心理上的煎熬。胡濤在一本震時日記中寫道：
“快4天了，30多個人疲憊不堪。我們的家大部分都在市裡，但鎮裡情況急，必須堅守崗位，要求所有人一律不得回市裡打聽親友情況。”
“5月17日16：20，手機震動了一下，有短信進來，終於有了信號！書記拿起電話說：報告，龍池鎮，黨在！人在！”
地震那天，時任汶川縣龍溪鄉紀委書記的袁昌林正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參加督察。得知震中在汶川的消息後，他決定回汶川。
震落的巨石堵塞了道路，只能步行。沿途，到處是臉上帶著惶恐和悲傷的災民，不時可以看到被巨石砸毀的各種車輛。從壤塘到龍溪，原本1小時的車程，袁昌林走了3天。出現在他面前的龍溪鄉已面目全非，全鎮80%的房屋倒塌，第一批趕到這裡的200名武警正在救援。
“當時有心理準備，家人可能都不在了，回去了可能也沒用。”袁昌林沒有繼續往汶川縣城的家裡趕，而是留下來就地參與救災，“當時龍溪是那個狀況，我實在走不開。”
地震過去4天后，袁昌林才得到妻兒平安的消息。但地震發生時身在映秀的哥哥，仍沒有消息。
袁昌林6歲喪父，比他年長3歲的哥哥很早承擔起了家庭重擔。長兄如父，袁昌林對哥哥的感情要更為特殊。
袁昌林現在還清楚記得，哥哥是5月12號當天早上才從汶川縣城回映秀的。前一天晚上，兄弟倆還通了個電話，哥哥在電話裡說，等天氣熱了就帶家人去看他。
地震後第8天，袁昌林見到了到縣裡彙報災情的草坡鄉鄉長，問他路過映秀時見到哥哥沒有。得到的回覆是：沒有。
袁昌林不知道該如何把這個消息告訴年近八旬的母親。又過了幾天，他撥通了母親的電話，說“我哥到現在還沒有消息”，哭聲從電話那頭傳來，接著又戛然而止——母親暈過去了。
時至今日，袁昌林再也沒有見到過哥哥，連遺體也沒有找到。“只能在映秀的地震遇難者公墓上給他刻個名字。對不起他，一直很愧疚。”袁昌林的眼眶溼了，抓起桌上滿滿一杯啤酒一飲而盡。在他背後，是綠色夜燈照射下奔流翻滾的岷江，順流而下50公里，就是映秀。
重建
災後重建最關鍵的幾年，徐紅軍一直在映秀鎮工作，相繼擔任鎮黨委副書記、鎮長。他坦言，“映秀可利用的土地少，產業恢復難，有時感覺災後重建比救災還要難。”
2010年8月14日，一場泥石流將岷江攔腰截斷，岷江水灌進了映秀鎮。鎮上剛修建起來的房子都浸泡在了水中，兩年來的重建成果差點毀於一旦。
災後重建項目很多，大到基建、小到物資採購，打招呼說情的很多，作為鎮紀委書記的何光瓊感覺壓力很大。一次，某領導給她打電話，暗示讓某企業承攬一重建工程，何光瓊果斷拒絕了。那位領導在電話裡對她說：“有些事情要想清楚，你小孩還要在這裡上班，自己看著辦吧。”
這些年何光瓊查辦了不少案件，也“得罪了不少人”，一些以前“耍得不錯”的朋友，見面連招呼都不打了。“我問心無愧，抬頭看一眼山上的公墓，怎麼忍心搞這些小九九？”
龍溪鄉的重建之路也並非一帆風順。地震後一個月，汶川縣決定將龍溪鄉5000多名受災群眾轉移到另一個相對安全的鄉鎮異地重建。家園雖遭破壞，但災民安土重遷，並不願意搬走。袁昌林挨家挨戶做工作，不到一個星期，5000多名受災群眾全部轉移完畢。
然而一個星期後，袁昌林又接到通知，經地質勘探和規劃安排，龍溪鄉要在原地重建。這意味著，剛搬出來的數千災民又要回去。
搬離龍溪時，很多人把養的豬殺了分了吃，不能帶走的東西就扔了，不少人只帶了幾件衣服就走了，現在又讓大家回去談何容易？袁昌林又一次挨家挨戶做工作，不到20天，全部人員又搬回龍溪重建了家園。
家園在重生，有的紀檢監察干部卻永遠離開了。
身患肺癌的四川省南江縣紀委書記王瑛，震後把病床搬到安置點的隔壁，堅持一線工作。災區的情況在好轉，王瑛的病情卻在惡化。
2008年11月27日，王瑛起了個大早，家人要送她去重慶一家醫院做化療。穿戴整齊後，她讓丈夫攙扶著來到廚房，凝視著做早飯的母親。她幫母親捋了捋頭髮，說：“媽，你太辛苦了，今後要多注意身體啊，今天我真不想到重慶去，真不想走啊……”
上車前，她問時任縣紀委常委張晉平“對地震災區的交叉檢查情況怎麼樣”。張晉平勸她先不談工作，好好休養。
在距離醫院不到20公里的路上，坐在副駕駛位上的王瑛忽然頭一偏，沒有了呼吸。次日，是她48歲的生日。
在災後重建中離去的還有汶川縣紀委書記王繼宏。
2009年7月7日，王繼宏在調研映秀、漩口、三江三個鄉鎮的災後重建工作回汶川的路上，肝癌病情突然惡化。半個月後，在成都的華西醫院病逝。離世當天，他還給汶川縣紀委的同事打電話：你們一個也不許來成都看我，又有一個災後重建工程要招標，你們要盯緊，絕不能出事。
“就是累的，要不是地震，肯定能多活一段時間。那時候不曉得他哪來的勁頭，我們經常說，他咋個不休息嘞？”雖然已經過去了多年，談起王繼宏，汶川縣紀委常委、縣監委委員餘雅麗哭了起來。
成長
映秀重建完成了，徐紅軍離開映秀的時間也到了。
2012年，汶川縣委組織部門找他談話，準備給他調動工作。三個選項中，他選擇了縣紀委。
“不後悔這個選擇，我是真心喜歡這一行。”調任汶川縣紀委副書記後，徐紅軍大部分時間都在做監督預防工作，“很有意義，那些圓滑的、假的東西我弄不來。”
隔壁的理縣請他去上廉政教育課，他用了不少的篇幅講映秀的經歷。經歷過生死，全程參與了救災和重建，徐紅軍認為：“和黨員幹部們多談談這些，是有些好處的。”
“喲，徐書記，好久沒見到你咯，現在哪兒工作啊？”雖然已經離開了6年，走在映秀街頭時，仍然有不少賣櫻桃和小飾品的商販主動跟他打招呼。
“生意怎麼樣哦？”徐紅軍問。
“還可以。”
“總書記講要把地震遺址建成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映秀會越來越好的。”
“要得。”
10年過去了，鄭孟英已經當上了外婆，現在擔任都江堰市行政審批局局長。她在“放管服”改革的一線，同樣幹得風生水起。每年5月12日，她都會喊上過去的同事，找個餐館小聚。吃飯的時候，大家鮮有談起過去，更多聊的是孩子，是將來。
在家裡，鄭孟英是被家人稱為“最布爾什維克”的那個人。“我現在最容不得別人說共產黨不好！這不是唱高調！”她提高音調，“親歷過那段苦難的人們應該都懂！”
從震後臨危受命就任鎮紀委書記，到片區紀工委書記，再到片區紀工委撤銷後任水磨鎮脫貧攻堅專項巡察組組長，震後10年，何光瓊一直在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經歷過“三轉”，巡視巡察全覆蓋，監察體制改革，現在奮戰在扶貧領域監督執紀一線的她，乾的依然是“得罪人”的活兒。對別人送的“鐵娘子”稱號，她並不領受，“我覺得自己還是蠻有人情味的。”
因一張在地震中呼喊群眾參加救援的照片，而在當地頗有知名度的鄭旭，已從都江堰市紀委常委升任都江堰市紀委副書記、監委副主任。監察體制改革後，市紀委監委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一些年輕的同志偶爾喊累，有畏難情緒，鄭旭就給他們講地震中的經歷，“從廢墟中走到現在，工作中再大的困難都不是問題。”
如今，鄭旭還分管著單位的組織工作，他對幹部嚴格要求，但不苛求。正如10年前，在大災面前，有人和他一樣，走出機關大門往右拐，直撲學校廢墟前去救援；有人往左拐，尋找自己的親人。無論往左還是往右，“要多一分理解，要多看人性的善良和美好！”
也有人10年來依舊在鄉鎮紀委書記的崗位上“打轉”，比如當時的漩口鎮紀委書記楊紹春，現在他是水磨鎮紀委書記。在他看來，個人的進退留轉是“太小的事”，“我們還能參與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這是最大的幸運。看著災區一天天好起來，很有成就感。”
5月11日，當記者再次來到映秀鎮時，天空已經放晴，一些工作人員正在做第二天紀念活動的準備工作。漩口中學地震遺址前，黃色的小雛菊也比前日更多了。
不知什麼地方，傳來一陣歌聲——
映秀花開了
鳥兒飛來了
山清水秀的地方
充滿生機和希望
映秀花開了
……
（本文圖片由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紀委監委提供）
（記者 田國壘 實習記者 黃興華 通訊員 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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