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日，银保监会下发《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目的在于抑制多头融资，控制信用风险。文件明确利用“信息共享、联合授信额度管理”等手段，建立成员银行协议、银企协议等运作管理框架。纵观这几年的金融政策法规，无论是当下的联合授信还是前期的《资管新规》、地方债置换，管理层的核心思想是为了控制国内的各类债务规模，降低债务杠杆，从而降低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顺周期效应：债务积压的危害
传统经济学认为，伴随借贷行为而来的是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与相应消费，这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实事求是说，该理论放在工业1.0、工业2.0时期尚且勉强成立，因为当时的信贷结构以银行资本为主；而伴随着工业4.0的来临，在市场上占主流的已经从银行借贷资本转为金融资本。银行借贷资本占主流时期，工业资本家靠生产商品并出售实现获利，整个经营活动中的主体包括：产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其经营逻辑为：M-G-M1。而在金融资本占主导的现代社会，金融资本更多遵循“钱生更多钱”的逻辑谋利，其经营逻辑为，可以忽略其中的商品生产与销售环节。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信贷创造的大量债务并没有用在促进实体发展的上，反而更多留在房地产与金融体系内部。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房地产与其他金融证券不但收益率高，而且风险低，何乐而不为？拿房地产来说，购房者购买房屋不仅可以满足居住功能，同样可以用于投资，收益率稳定。而对于银行部门来讲，房贷业务可以抵押房本，既安全又便利。同时，一些信贷资金在金融市场来回倒腾，各大银行持有的往往是其他金融机构所发行的债券或债务，而不是面向实体经济所发放的贷款。庞大的金融体系不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造成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增强，产生“顺周期效应”。在顺周期效应的作用下，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扩张催生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而到了衰退时期，债务积压同样让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的境地，当前的债务积压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控制债务供需与结构：控制债务增长的根本路径
首先是，减少债务需求，减少实体机构在金融机构融资的收益预期。减少债务的需求需要从经济的基本面出发，我们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本人一直主张房地产要以市场自发调控为主，政府不要插手，但是并不代表政府不会起作用，
政府可以出手管制，但是管制的不是房地产市场，而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源头。因为现实经济生活过程中，即使没有信贷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也会是一个不断上涨、不断吸收资金的市场。事实上，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金融市场就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超发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再加上科技不断进步使软件成本不断降低，房地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比重相对上升；另外，由于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核心地块房地产的稀缺性会自然而然推动房价上涨。由此可见，在信贷市场上，如果没有政府出手管制资金需求，房地产市场只会吸纳更多的信贷资金。其次是控制债务供给，管住银行，更要管住影子银行。众所周知，央行通过调控银行准备金率等手段来调节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当下中国这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但仍需加强控制影子银行的信贷业务，因为这些机构并不受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影响，这也是《资管新规》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是调整债务结构，把贷款放在重点行业。那么，如果控制债务的供给呢？需要依靠金融创新。尽管金融创新没有社会价值，但是金融创新依然能够缓冲市场的波动性，创造出能稳定经济运行的金融产品。政府推出的共有产权房就是其中的一个有益尝试。通过风险共担的产品设计，银行不仅成为收取贷款利息的债权人，同时成为了房子的股东。当房价上涨时，投资者可以受益；当房价下跌时，政府与个人共同承担损失。从社会效果来看，一旦面临房价下跌，购房者个人承担的亏损就少得多，可能引发社会性恐慌的大规模抛售房产行为也会相应减少。由此可知，人为债务扩张与债务紧缩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把控债务结构，根据债务投向的部门来分别对待。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该鼓励与引导面向实体经济的信贷业务，甚至设立优先贷款业务，创办特定目的的银行来提供补充的信贷融资。如一些西方国家所设立的专门针对清洁能源而发送贷款的绿色投资银行，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等，这些都是调整债务结构的重要举措。
由此可知，控制债务的需求以及把控债务供给的结构是解决中国当下债务问题的核心举措。不考虑具体状况的信贷资金放水与节水都是不科学的，只有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资金分流才是最科学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当下存在一系列的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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