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疫症威胁下，很多企事业单位让员工局部或全部在家办公。在西方社会，在家办公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只是在管理风气较为保守的东方文化下，这种工作模式似乎不太流行，除非是遇到十分特殊的情况。殊不知在几百年前的明代，中国已经有一位皇帝身体力行长年“在家办公”，他就是明神宗（1563-1620，1573-1619在位）。
明神宗名字叫朱翊钧，1563年在裕王府出生，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父亲是明穆宗（1537-1572，1567-1572在位），母亲是孝定太后李氏（1544-1614）。据说明穆宗之所以为其取名「翊钧」，是希望他能够做到“”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1568年，明神宗被册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明穆宗驾崩后，只有十岁的明神宗继位，改年号为万历。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明神宗继承皇位时，还未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所以继位后头十年，由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处理全国政务，内廷事务就交由宦官冯保（1543？-1583）主持。这位年幼的君主不仅将治国重任交予张居正，同时对他敬重有加，尊称其为“元辅张先生”。当张居正刚到北京上任数天，明神宗就单独召见他，共商国家大事。在群臣看来，明神宗似乎具有治理好国家的精神和决心，同时看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对于张居正提出的改革措施，明神宗可谓百分百支持。在政治上，他们推行“考成法”，目标是加强对官员的评核，以纠正他们的官僚作风及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在经济上，他们清丈全国田亩，并推行“一条鞭法”，目标是清查全国土地及将各种税役合并起来，按亩征银，令纳税的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增加到七百万顷以上，大大增加政府收入。
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十年的改革取得极大成就，成功扭转了正德（1505-1521）、嘉靖（1522-1566）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据说，当时国库的银子因为放久了都长毛了，粮仓的粮食也因为吃不完都腐烂了。这些记载或许有夸张的地方，却说明了在明神宗君臣努力下，明朝变得富裕了。
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给他风光大葬，极尽荣哀。明神宗亲政后，张居正生前的政敌开始弹劾张居正。结果，明神宗追夺了张居正的各种封号，并查抄其家产，甚至逼死其长子张敬修（1552-1583）。他们不是一对合作无间、共同建设国家的模范君臣吗？为什么张居正尸骨未寒，明神宗就急着清算这位股肱之臣呢？有历史学家认为，这跟张居正对明神宗过分严厉很有关系。据说，因为明神宗跟宦官游玩时行为不检，被李太后训斥之余，张居正更为他写了《罪己诏》。明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的“勃”字读作“背”音，当场被张居正厉声责备说：“当作勃字！”结果吓得明神宗惊惶失措。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张居正辅政期间，“
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由此可见，明神宗是在张居正威严的阴影下成长的，对他的心理或许构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随着亲政日久，加上身边已经没有像张居正这样的严臣管束，明神宗开始疏于朝政，沉湎于酒色之中，而且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后来，他索性找不同的理由不上朝，一时说自己头昏眼黑，力乏不兴，一时又说自己腰痛脚软，行立不便，总之目的就是不上朝见大臣、办公务，最终成为“六不皇帝”，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明神宗共有二十八年没有上朝，据说有官员在北京上班第一天起，直到退休时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老板”。
有历史学家认为神宗之所以长年隐居禁宫，是为了嗜酒、恋色，特别是跟自己宠爱的万贵妃朝夕相见。然而，明神宗躲在宫禁是否真的什么事也不管呢？事实又非如此。明神宗在位期间有所谓“万历三大征”，分别是平定蒙古叛变的宁夏之役（1592）、抗击日本入侵的朝鲜之役（1592-1598）及平定苗疆土司叛变的播州之役（ 1599-1600）。这三次军事行动都是由明神宗在禁宫中亲自筹谋，发号施令。不过，他向群臣下达命令的方式却是“谕旨”而非“召对”。如此看来，尽管明神宗终日躲在禁宫，但他对朝廷发生什么事情并非完全不知晓，甚至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抓着决策的权力。
明神宗采取“在家办公”的治国方式，是因为他贪图玩乐，还是想借此掩人面目，在自己家中暗暗观察群臣的一言一行，了解朝政的最新动态，实行“无为而无所不为”，在适切时机才主动出手，却是很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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