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是世界的重要部分，是世界經濟增長故事的主角。雖然當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這並不是一個問題，恰恰是經濟成熟的一個標誌。”
12月5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談到，在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部分國家為提振經濟祭出“負利率”政策等熱門話題，同時剖析了一些國家政治經濟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對於中國的前景，薩金特持有相當樂觀的預期。他認為，中國增速放緩無須過於擔憂。就像韓國、新加坡等國家走過的道路一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慢下來。一些觀點認為，經濟增速降至5%就是“災難”，薩金特完全不贊同。
他認為，中國仍有保持較快增速的空間，因為中國不僅有北上廣深這樣的世界富裕城市，還有很多人口規模不小卻相對落後的地區，若越來越多地區取得一樣的發展，將是充滿希望的前景。
從歷史經驗來看，薩金特相信，中美貿易摩擦最終會得到解決。
托馬斯·薩金特
中國增速放緩是經濟成熟的標誌
問：今年中國經濟下行較明顯，有人說已到新低，預計增速在6%左右。你是否認為還會下行？
答：確實有所下行，但6%左右仍是非常高的增長率。我認為還會下行一點。長遠來看，走勢可能比較像韓國新加坡，最終趨向美國這種比較穩定的走勢。大家都知道，一直維持6%速度是很難的。看看歷史數據和模型，這種情況遲早會出現。
但這不是一個問題，恰恰是經濟成熟的標誌。美國甚至從來沒有過這樣持續高速的增長紀錄。要用長遠的目光來看待這個問題。
問：但很多中國人擔心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對一個大國來說，經濟轉型升級並不容易。你認為對中國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答：這個話題已被討論很久。中國不需要建議，已經做得很好。
看看所取得的成就，從197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非常務實。我從他們的講話中反覆看到“務實”這個關鍵詞。他們是腳踏實地的，不是理想主義的。他們總說，會嘗試實踐自己看到的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如果看到一些經驗在其他國家不成功，他們就會停止嘗試，繼續嘗試新事物。就是這種態度，只要中國保持這樣，我對中國的發展是非常樂觀的。
我看到了在中國發生的一切。在我還是三四十歲時，中國還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1983年我到香港時，對面的深圳什麼都沒有。現在，到深圳走走，你會看到一個漂亮的現代化城市，那裡的人們眼界開闊，這就是一個奇蹟。
央行對經濟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
問：今年以來，各國央行普遍放鬆貨幣政策，美聯儲也不例外，已完成三次降息，目的是防止經濟下行，歐洲甚至進入負利率時代，你如何看待負利率？
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嚴格上來講，負利率還是個比較新的事物。歐洲利率為何如此之低，讓很多聰明人感到困惑。事實上，它與很多東西是緊密聯繫的。一般來講，如果經濟生產力較高，利率會比較高，有很多好東西可投資，投資它們也可促進生產效率。當利率水平變得很低，就好像經濟體系在告訴我們，無法找到真正高回報的投資了，那就有點麻煩。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哈佛大學教授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也認為，這樣低的利率背後可能是陷入了西方常說的長期停滯狀態，擺在面前的不再是高生產率，我們將要面對長時間的低增長。我希望不是這樣。如果這樣的話，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對老年人來說，用儲蓄來獲得某種回報將非常困難。
問：負利率往往被視為刺激經濟的最後手段。我的問題是，在全球增長乏力的背景下，決策者在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上還能做些什麼？
答： 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作為貨幣政策專家的他曾寫過一篇論文，論述貨幣政策在影響經濟的能力上其實是非常有限的。他認為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並不在貨幣政策當局手中。
在建立穩定的政策框架上，貨幣當局有很多事情可做，但他們不是決定經濟增速的人。弗裡德曼認為，決定性因素是技術、教育、競爭等等一些常識性的東西。無論美聯儲還是中國央行，他們都不在外面，不在工廠裡工作，不再冒創造新事物的風險。而弗裡德曼認為，這才是市場經濟活動的真正所在，是市場在起決定性作用。央行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遠不及人們所預期的那樣重大。
至於財政政策，看法也不盡相同。它與稅率結構關係很大，包括對什麼徵稅，徵稅方式是否明智，還有稅率多少的問題。稅收往往對經濟活動有負影響，因為它降低了激勵作用。但政府又不得不徵稅，因此，精明的政府會花大量時間來搞清楚，應該怎麼增稅來增加收入，並儘可能減少對激勵機制的影響。在這一點上，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們國家就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相對而言，歐洲國家擁有一套比美國扭曲程度更小的稅收體系。
美國債務上限拉鋸是場鬧劇
問：具體看看美國，目前處於史上最長經濟擴張週期，有人說擴張週期不因“年齡增長”而消逝，但也有人看到背後令人擔憂的原因，你是否認為本輪擴張週期即將結束？史上最長牛市週期是否存在泡沫？
答：預測商業週期、衰退轉折點是很難的。雖然繁榮和衰退有些可統計特性，但即使最頂級的統計學家也難準確預測轉折點。我只能說，我也不知道。有人曾預言經濟會陷入衰退，但事實一再證明，他們錯了。當然了，他們最終還是會對的，畢竟所有擴張都有盡頭。
至於美股牛市，答案是一樣的。央行裡有很多比我聰明的人，他們一直在試圖弄清楚，是否存在泡沫。我的中國朋友裡，也有很優秀的經濟學家，在央行或政府機構工作，他們也一樣。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弄清楚某個事物是否為泡沫，如果是泡沫，又會在何時破裂，都非常困難。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和金融界人士在診斷泡沫方面並沒有很好的歷史記錄。像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這樣聰明的經濟學家也說自己無法提前預知。
問：截至今年9月，美國聯邦債務規模已超過22.6萬億美元。聯邦赤字或債務高企的問題是否值得擔心，為何會如此高？
答：當然擔心。一方面政府支出超過稅收，另一方面政府借款開支的方式，導致了債務持續膨脹。對任何國家來說，在這個問題上都是有上限的。有趣的是，不能提前預知上限在哪。但每個長期揹負高額債務的國家，都難免陷入困境，像阿根廷、巴西。
長遠來看，政府支出需要公眾買單，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當下債務堆積，意味著未來揹負更多償債義務。要償付債務，你不得不承擔更高稅賦。未來某個時間，必須這麼做。至於什麼時候，誰知道呢？眼下累積瞭如此龐大的債務，其實已經走在了這樣一條道路上了。哈佛大學的學者專門為此做過研究，他們對此很憂心，我也一樣。
問：美國政府似乎每隔一段時間就開始爭論債務上限的問題。
答：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和我的朋友專門研究過美國債務問題。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我們都知道有個債務上限，但又都知道它不是個上限，因為最終總會得到提高。在很久以前，它曾經是有意義的，但現在它已經毫無意義很多年了。用一個法語詞彙來形容，就是一場farce（鬧劇）。這是一場政治鬧劇，每個人都知道。
徵收“富人稅”是為吸引眼球
問：談到稅收，今年美國有很多關於“富人稅”的討論，你怎麼看提高富豪稅率的口號？
答：這是個與實際經濟數據“脫節”的口號。像其他任何國家一樣，美國這樣的國家，政府要在某件事上開支，也要人民來“買單”。過去10-15年左右，美國出現的情況是，政府支出大於稅收收入。
民主黨、共和黨人都承諾，通過某些政府開支，為人們帶來好處，如果有其他人（比如富豪）付錢，普通人就不必付出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算算數，沒那麼多有錢人讓你大幅提高稅收收入，即便可以提高一點。如果政府要繼續這樣的支出，就要對像我這樣的普通人，而不只是特別富有的人加稅。熟悉數據的明智的經濟學家都知道這一點。
現在的情況是，兩黨候選人都不敢說出這樣的話。不過，最終他們也不得不說出來，因為這是現實的算術問題、會計問題。對富豪徵稅的口號頗為吸引眼球，但對我來說，是不合理的，根本不可能由此獲得足夠收入。況且，從歷史來看，每當政府試圖對富人徵稅，他們總能想出逃稅方法，最終只是讓律師和會計師更有錢了。
問：雖然你願意承擔更高稅收，但很多普通美國人可能並不願意。數字顯示，美國貧富差距已擴大至數年來的高位。貧富差距是不是個大問題？
答：在財富測量問題上分歧也不少。隨著時間推進，各種事物的價格和價值會發生變化。比如現在的手機，就是臺小型計算機，不用很富也可以擁有，但這很難在統計上得以體現。有些東西會越來越便宜，有些東西則越來越貴，比如住房，這就讓擁有房產的人生活看起來相對富裕，卻讓年輕人情況變得更糟。在這個問題前，必須深入瞭解價格變化在背後的作用。
如果人們認為貧富差距是個問題，那它就是個問題。關鍵是要看到真實的數據。就我自己以及周邊人的看法，美國政治制度有時候就是這樣，出於各種原因，每到這個時候（選舉），候選人會努力“挑事”，嘗試創造一些話題，創造一些問題，同時創造一些解決方案。基本上，他們的說法就是，這是一個大問題，我會以某種方式解決它，不需要你任何投入，還會給你帶來好處。
如果我們想要獲得政府支付的全面醫療保健，可以參考其他這樣做的國家，比如英國法國是如何支付的。我們可以借鑑同樣的支付方式，但這意味著中產階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人生就是這樣，你需要付出才會有收穫。在市場經濟中，你要為得到的東西付費。
相信中美貿易摩擦終會解決
問：你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摩擦這個全球不確定性因素？
答：確實製造了很多不確定性。但回顧過去七八十年世界歷史，以美國為例，特朗普上任前，一直存在降低關稅、降低貿易壁壘的長期趨勢。它始於二戰前，二戰後得到強化。美國一向支持自由貿易，為此做過很多事情。如果美國威脅對其他國家加徵關稅，比如日本、韓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是為了讓對方降低關稅。美國玩過這樣的遊戲。結果是，貿易壁壘被打破。這是長期趨勢。後來，隨著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一個更大的貿易障礙也消失了，這也是長期趨勢。
為什麼會這樣？是神的旨意嗎？是偶然事件嗎？還是有什麼人存在這種需求？事實上，美國有一群人想要自由貿易，相信自己的競爭能力，其他國家也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看到自由貿易的好處。於是，他們逐漸推動減少貿易壁壘。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發生了變化？是有什麼導致美國或中國出現了一群不想要貿易的人嗎？其實美國很多人不喜歡貿易戰，甚至受到很大傷害。從媒體報道上不難看到他們有大量抱怨，而且很多人來自共和黨，特朗普實際上是聽得到這些聲音的。當然，也有人想要貿易戰。
不想要貿易的人，很典型，就是不想參與競爭的人，他們希望保護國內的壟斷。這群人的影響力在美國加強了嗎？看看其他國家，也可以說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類似情況。二戰後，美國人站出來了，認為可以參與公平競爭，希望進行貿易。如果現在還是這種態度，那麼，貿易戰會得到解決。對雙邊來說，其實都是如此。
問：你看起來對此很樂觀。
答：我希望保持樂觀。有很多理由讓你這麼想，貿易讓很多人生活變得更好。這是我想要的結果。我有很多中國朋友，我是中國產品的消費者，我還是一位“出口商”。在美國，我有很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可以說，是他們在為我的大學貢獻，支付我的薪酬。從個人角度來講，我在自由貿易中獲益良多。我相信和我一樣的人很多。
問：很多人對美國的行為不解，因為是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建立了支持自由貿易的規則和多邊體系，現在卻在親手破壞它。
答：我不支持這樣做。對美國來說，這不是好兆頭，如果我們不再想競爭，變成保護主義。我們希望問題最終會得到解決。
問：你認為是短期現象嗎？
答：我希望是短期的。如果你活到我這樣的年紀，會看到事情的來來往往。曾經，我們和韓國、日本都有過類似情況，最終都解決了。 現在也有這樣期待的理由。但是，在美國確實有人不希望參與競爭了，他們想要關稅，但他們為自己謀求利益的同時，卻傷害了大部分自己的美國同胞。我希望這只是少數人。
問：有數據顯示，由於工廠大量遷出美國，不少藍領工人確實丟掉了工作。
答：有人做過專門研究，事實上，他們失去工作，是因為技術變革。一個例子是鋼鐵工廠，特朗普總統表示，他將會把這些製造業崗位從中國帶回美國，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對此非常清楚。很多工作機會流失，是因為技術改變了。如果鋼鐵工廠搬回美國，它現在需要的工人也少得多了。
當然，如果你丟失了賴以謀生的工作，因為技術變革而被迫出局，你肯定會損失很多。問題是，你可以做什麼？政府可以做什麼？阻斷貿易是無法把工作帶回來的。如果你這麼告訴人們，你就是在欺騙人們。
如果真心要幫助他們，就建立政府項目為他們轉移資源。進步往往會產生成功者和失敗者。就像我的父親，他為之工作了一生的工作，已經徹底消失了。對此，我們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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