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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1978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被譽為“自土地革命後第二次生產力大解放”的變革，給中國廣袤的農村大地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任高郵縣政府辦秘書的陳庚林則親歷了此次農村改革，見證了這次大變革給高郵農民帶來的大改變——
陳庚林：親歷高郵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1981年夏，原高郵縣龍奔公社部分大隊試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公社社員們穿上新衣服，興高采烈趕到田頭見證這一歷史性的時刻。
從事攝影工作近40年的記者王林山手中有一張老照片，拍攝時間是1981年夏，原高郵縣龍奔人民公社部分生產大隊開始試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該公社社員們個個穿上新衣服，趕到田頭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的場景。
王林山用鏡頭定格住這一歷史性時刻，而時任縣政府辦秘書的陳庚林則親歷了高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部分試點到大面積攤開的全過程。最近，他走進市檔案局查找到了當年的歷史卷宗，翻閱那一張張泛黃的紙張，閱讀那一篇篇烙刻著時代印記的文字材料，他彷彿又一次置身於農村改革的熱潮之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率先試水
城東公社在風口浪尖邁出“包產到戶”第一步
“那真是一場劃時代的農村變革。”陳庚林深有感觸地說。
“辛辛苦苦幹一天，結果只落一包煙。”一包煙當時值一角多錢，農業生產力低下，這是當時高郵乃至全國農民的真實寫照。
1978年12月，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紅手印”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高郵縣城東公社（原武安鄉前身）則在風口浪尖邁出“包產到戶”第一步。
城東公社地處城郊，生產條件好，但農民的生活一直富裕不起來。安徽小崗村傳來的好消息令城東公社黨委書記激動不已。在公社鳳凰、勤王等四個大隊五個生產隊已經試行分組聯產計酬的事實也告訴他，聯產承包完全可以試一試。在沒有任何上級的指示下，他和幾位副書記商量了一下，決定將分組聯產計酬擴大到40個生產隊，佔全公社生產隊總數四分之一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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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到了1979年底大出所料，聯產計酬的40個生產隊與未聯產的140個生產隊相比：糧食多增5.9%，集體收入多增4%，人均分配收入多增12元。40個生產隊的變化增強了這位書記大搞聯產承包的信心。1980年春他決定將聯產計酬擴大到98個生產隊，佔全公社生產隊總數的一半以上。令人欣喜的是，試點的98個生產隊儘管遇到頻繁的自然災害，卻實現了增產增收增分配。
陳庚林回憶說，城東公社的做法得到揚州地委領導的認可。1981年4月，揚州地委在高郵召開公社黨委書記會議，正式推廣城東經驗。會後，城東經驗很快傳遍揚州大地。
改革開放40年來，這塊熱土仍然保持著改革創新的衝勁，如今這裡聚集了沁園、豐澤名居等眾多高檔樓盤，許多農民“洗腳”進城都住上了電梯房，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喜人成果。
各地試點
縣委縣政府領導基層調研創新擔當拍板推進
“包產到戶，包乾到戶，農民朋友非常渴望！”陳庚林告訴記者，那時，跟隨縣委、縣政府領導到基層調研，徵詢農民的意見和建議時，可以說個個都支持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高郵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基層公社偷偷地搞到後來的大面積推開，歷經四年。“這四年中得益於兩位關鍵人，那就是時任高郵縣委書記的查長銀和縣長任金富。”陳庚林說。
1979年初，查長銀和任金富對高郵大地上出現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對社、隊領導沒有橫加指責，也沒有急於推廣，而是遵循毛澤東主席倡導的老辦法，下基層調查研究，聽取農民和基層幹部的真實想法。
陳庚林回憶說，當時，查長銀在三垛公社茆吳大隊蹲點了解實情。當地的農民向查書記反映：“太陽落了山，會計下田記名單，不問完成好與醜，男女一律八分三。”幹好幹壞一個樣，農民沒有積極性，生產效率當然低下。而任金富則帶領由縣委辦公室、縣農委、臨城片負責人組成的工作組，到城區公社駐點調研了20多天，實打實瞭解搞聯產承包和不搞聯產承包的區別所在。
1980年秋季，馬棚公社揚溝五隊勞力少，人心亂，60多畝雜交稻沒人收割，麥子種不下去。支部書記郭連興把稻分到勞力割，麥田劃給各戶種。後來學習外地做法，乾脆搞起了大包乾，定承包戶、定產量、定土地、定上交。當年，夏季三麥豐收，增產1.3萬斤，減少開支5100多元。一天大早，馬棚公社黨委書記找到任金富彙報這個情況。陳庚林回憶：“任縣長早飯後叫上我和他一起去揚溝五隊，實地調查了半天，下午又開會議了半天，我們帶晚寫了一篇調查報告。”這篇調研報告寫好後，任金富親自加了按語：建議以《高郵情況》（內參）發各片工作組、公社黨委書記閱，凡同類情況的地區可試一試。
就在城東公社試行聯產承包、馬棚公社揚溝五隊搞大包乾的同時，在高郵廣褒的大地上，從天山腳下到蘆葦蕩邊，從子嬰河畔到鹽邵河旁，從1979年起一股聯產承包的熱潮正在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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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勤公社4300畝後作稻，包產到戶122個生產隊，佔73%；
川青公社擴大承包段，明確專業活：在“四夏”中，翻塘、下肥、做埂、平田、割麥、挑把等6種農活實行承包到勞，育秧、場頭管理等農活實行專業承包；東風公社實行五個結合，明確責任田；一溝公社紅橋大隊莊東生產隊“四夏”中小段包改為大段包，收栽管任務一次落實到戶到勞……
“信心比黃金珍貴。”陳庚林感慨萬千地說，當時，正因為有著一批縣、公社、生產大隊的領導大膽改革，擔當創新，高郵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才得以快速推進。
全面推行
各地試點經驗為大範圍攤開奠定堅實的基礎
“各地試點聯產承包責任制，順應了群眾期盼，所以大家積極性都非常高。”陳庚林告訴記者，當時，全縣共有33個公社，絕大多數公社開始在1個大隊試點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了詳細瞭解當時的準確情況，他最近又查閱了有關資料。資料顯示，1980年縣、社兩級共組織186人，搞聯產承包責任制試點31個大隊，249個生產隊。當年4月份開始，全縣參加調查的大隊支部書記以上幹部有1915人，其中縣委常委、副縣長、各片工作組組長13人，公社黨委正副書記73人，公社管委會副主任128人，寫出調查報告43份。
各地試點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不僅得到揚州地委的高度認可，也得到高郵縣委的充分認可。1981年10月，高郵縣委適時召開三級幹部大會，推廣城東公社聯產到戶的做法。會上，周山、甘垛、菱塘、車邏、界首和八橋中橋的公社、大隊的書記們，均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介紹了各自搞聯產承包的做法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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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定格在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至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高郵全面推行，高郵大地歡欣鼓舞。
1979年，28歲的陳庚林被調到縣政府辦擔任秘書，他參與了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許多工作，也組織了許多與此有關的文字材料。如今，67歲的他雖已退休，但一直心繫扶貧工作，目前擔任市老區扶貧“三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仍為高郵的精準扶貧工作發揮餘熱。
“包產到戶不僅解決了百姓吃飽飯的問題，調動了農民勞動積極性，還增強了勞動的責任心。”陳庚林感慨萬分地說，4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僅是短暫一瞬，但高郵農民在廣袤大地上不斷書寫出精彩紛呈的改革華章，如今更是在強村富民的道路上昂首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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