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強權，寄情山水說文論道，董其昌儼然一個遁世脫俗的高雅文人，卻擺脫不了貪財好色，欺榨鄉民，干預司法的鄉宦陋習。藝品與人品分裂至此，使他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複雜而真實的人格案例。
董其昌是明代官階最高的畫家，自萬曆十七年（1589年）中進士後，歷經萬曆、天啟、崇禎三朝，官至禮部尚書，加封太傅。入仕31年，他屢次因各種原因賦閒在家，或被排擠出京，或因病歸裡，或逃避黨禍。大部分時間從事書畫創作鑑賞、研究禪學，或遊歷山河，交友論道。他的書畫成就和理論在當朝就備受追捧，此後又影響中國百年。不畏強權，寄情山水說文論道，董其昌儼然一個遁世脫俗的高雅文人，卻擺脫不了貪財好色，欺榨鄉民，干預司法的鄉宦陋習。藝品與人品分裂至此，使他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複雜而真實的人格案例。2015年11月嘉德秋拍上一件董其昌的水墨作品《疏林茅屋圖》以6900萬人民幣成交，成為今年古書畫拍賣中的少有熱點。我們在關注藝術的同時，不妨多花點筆墨研究一下這位充滿市井氣的多變才子。
官場明哲保身
董家先祖曾在朝中為官，到董其昌這一輩已家道中落。董父嚴格限制兒子的其他愛好，在其嚴令督促下董其昌13歲就得中童生，但兩次參加鄉試都名落孫山。董其昌31歲時還屈居平湖一代以教授私塾為生，生活清苦。為了排解鬱悶，他開始接觸禪學，與友人結成陶白齋文社，追慕陶淵明、白居易風骨，夜夜對酒當歌，儼然一介狂生。萬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參加鄉試，終於考中，因文采超群，得到王世貞的讚賞。次年，35歲的董其昌赴北京參加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正式踏入仕途。明代有六科庶吉士，一般為期三年，期間由翰林內經驗豐富者為教習，授以各種知識，3年後舉行考試，成績優良者分別授以編修、檢討等職，正式成為翰林，稱留館，其餘則為給事中、御史，或出為州縣官，謂之散館。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董其昌任翰林院編修後成為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5年後群臣請立皇太子，遭到神宗斥責，董其昌受牽連被排擠出京，調任湖廣提學副使，剛開始他還稱病不去就任。兩年後，他在湖廣提學副使任上得罪當地勢家，對方慫恿生員搗毀學政公署，董辭職歸鄉，明神宗慰留，直至半年後回到松江。此後朝廷先後任董其昌為山東副使、登萊兵備、河南參政等職，他均推辭不去赴任。
明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朱常洛即位，思念舊講官董其昌，下旨召他為太常少卿，但光宗一個月後駕崩，董其昌沒來得及赴任。天啟皇帝登基，因先帝優恤舊臣的遺命，擢升董其昌為太常寺卿、侍讀學士，同年兼任纂修官，參加編纂《神宗實錄》。天啟五年（1625年），東林黨和閹黨激戰正酣，董其昌離開京師是非之地出任南京禮部尚書。隨著東林黨在鬥爭中失敗，大批官僚被閹黨清洗。董其昌出自江南，與東林黨人來往密切，即使身在南京也連遭彈劾，屢次乞休被皇帝挽留，最終任職不足一年便返回原籍。崇禎五年（1632年），魏忠賢已死，政局趨向清明，77歲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閹黨餘孽又掀起黨爭，董其昌最後一次請求歸故里。他上書皇帝寫道：自己已近八十高齡，且疾病纏身，氣喘不能行步，腹脹幾於絕食。崇禎七年（1634年），董其昌得返松江，兩年後病逝，朝廷給予祭葬之榮，追贈為太子太傅，清順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政權授予其諡號“文敏”。董其昌的政治生涯堪稱傳奇，他在天啟朝魏忠賢專權的複雜政治環境下與各方結好以求自保，（諡號“文敏”便來自先依附東林黨後投靠閹黨的阮大鋮），又不依附任何一方，常以身體不佳為由請長假回鄉休養，忽官忽隱，深諳明哲保身的精髓。晚明政壇出現一種奇特現象，上層階級職業上的出路很少，他們把創造力放在其他興趣而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正如“湯顯祖作為劇作家、馮夢龍作為故事作者、吳承恩作為小說家、王世貞作為散文作者、李蟄作為獨立不羈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為畫家和書法家。
”藝壇無一不精
《明史》中記載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負重名”，應該是個自視甚高之人。少時他對書法不感興趣，參加松江府會試時還因為字跡不佳，被知府衷貞吉從榜首拉到第二名，被侄子董原正反超。年少氣盛的董其昌受到很大刺激，決心苦練書法，3年時間便初見效果，中年時，他的書法已聞名大江南北。當時，以祝允明、文徵明等為代表的吳門書派正如日中天。董其昌書風以淡雅生秀為特色，為晚明書壇注入了一股清新氣息。他將幾位原本沒有多少師承關係的松江籍書家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鬆散的地域群體，起初無法與吳門書派相比，直到推出莫如忠、莫雲卿父子，松江畫派才真正值得一書，但其中能與吳門書派抗衡的，也只有董其昌一人。清初，松江人沈荃把董其昌書法推薦給康熙皇帝。作為入主中原的清早期帝王，康熙帝對漢人書法很有興趣，早年勤學歐顏，後轉而崇尚董其昌書法。沈荃進入翰林院全因善書，康熙十年（1671年）他因此入職南書房。康熙通過沈荃瞭解和學習董其昌，一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還鍾情此書風。由於康熙的大力推崇，董其昌書法成為朝中科舉、齋廷供奉、幹祿求仕的指定載體，在清代幾百年中，很難有一個書法家享此殊榮。當時社會上流傳的董書大多數被收進了宮中秘閣，流落於民間的真跡絕少，唯獨題有“玄宰”（董其昌字玄宰）二字的墨跡犯康熙皇帝名諱，人們不敢進呈御覽，才有部分流落世間。清乾隆時期，隨著碑學萌芽和乾隆對趙孟頫的推崇，董其昌書風逐漸被以趙孟頫為代表的帖學書風，和以漢隸書寫為主的碑派書風取代。相較之下，董氏的繪畫和藝術理論對後世的影響更加深遠。董其昌早年一心科舉，學畫非常晚，23歲才拜陸樹聲為師，真正開始投入精力學畫更是科舉及第進入翰林院之後的事。在大收藏家韓世能的主持下，晚明翰林院如同一所藝術學院，董其昌經常與同僚一起觀摩討論韓的藏品，其中很多是兩宋五代之前真跡。這在沒有博物館可供大眾學習的古代非常可貴。董其昌一貫倡導臨摹古代精品，自己也是積極的實踐者。董其昌晚年之作《仿黃公望富春大嶺圖》2012年曾在嘉德上拍，以人民幣6267.5萬元成交。畫者“參用了黃公望《天池石壁圖》等另一些作品的敷彩用色之法，在明亮溫暖的赭色之上，略罩石綠，更以螺青汁綠點染”，卻一改“黃公望的長皴勁斫而為細筆短皴，蒼蒼莽莽，鬆鬆毛毛，彷彿毫不著力而氣韻淳厚”，摹古又有創新。他還提倡“以書入畫”，竭力對抗晚明時期奢靡的裝飾風尚，重申文人畫家應追溯古代典範並藉助書法的原則。古代有幸目睹真正歷代真跡的畫家寥寥無幾，董其昌之後，除了少數清朝畫院的畫家，如此高水平的臨摹畫已不復存在。這些畫家通過董其昌得以研究古代繪畫，不過這些摹本中，董畫的個性表現又過於強烈了。在山水畫中存在兩種基本的筆法，一是用筆尖畫出物體輪廓，二是壓住筆端，用以此形成的點暈或線暈來做出平面的效果。用毛筆畫出的線條叫“筆”，而一片墨暈、線暈或墨水的染跡為“墨”，合稱筆墨。理論上講二者分工明確，在實際作畫時，又很難截然區分。“皴”則是單純描繪物體的大體輪廓及營造內部肌理的筆法。水墨的沖刷則是為了“渲”和“染”形廓。董其昌畫作以柔潤、軟秀為主要特色，使用幹筆作畫, 這種果斷的線條, 直且抽象, 並不保留對自然物的描述性, 而用扭動而旋轉的筆觸將山水形態簡化為圖繪程式。畫者既不關心畫面的敘事性情節，也無所謂畫面是否寫實，託名實景，表現的卻是“思”的縱橫馳騁，是畫家心中的畫面。2015年嘉德秋拍中的《疏林茅屋圖》中即有董畫之特有風格。畫中繪岡巒連綿，清江寂然。近處山坡一隅，坡上樹木扶疏，搖曳生姿。中部有秀潤之山，山腳有小橋臨水，向前則是一片空濛的水面。遠處山巒起伏處，草木蔥蘢，三五茅廬歷歷掩映於疏林之中。董其昌用書法筆觸畫樹，自成一格，“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為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樹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著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 此秘訣也。”這幅水墨紙本畫用紙極佳，光潔細膩，全卷縱26釐米，橫150釐米，為清宮舊藏，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有嘉慶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寶笈三編、嘉慶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多枚印章。遺憾的是未落年款，從筆墨書法看，應是他盛年之作。董其昌作品題材多為自然景色，他一生中無數次遊歷山川大河，在朝為官時也不例外，過著悠遊林泉，蕭閒疏曠的士大夫生活。他認為作畫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初以古人為師，後以造物為師，要到自然中去體味山川的精神。他於1617年創作的《高逸圖》即晚年遊覽宜興時的乘興之作，受到倪瓚簡略用筆的影響，近景採用簡淡的用筆來表現幾棵樹的曲折，更有動感。作品也體現了秋天的蕭條寧靜，但又與倪瓚作品中的空寂孤獨有所不同。董其昌首推文人畫的審美標準即“淡”——“潛行眾妙之中、獨立萬物之表者”是為淡。他曾用幽淡、古淡天然、平淡、天真幽淡等詞評判倪瓚畫作，讚揚畫作有不事雕琢、不求工細、不造作的清高不俗之氣。如果董其昌只是一個單純的書家和畫家，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如此顏色鮮明的痕跡。藉助位居高官的便利，董其昌一生博聞多見，對書畫史上歷代精品都有研究，融會貫通之後提出了“南北宗論”的著名理論，他將唐至元代的繪畫按畫家的身份、畫法、風格分為兩大派別：將水墨渲染的文人畫（以王維為代表）比作南宗，而將青綠勾斫畫法（以李思訓為代表）稱為北宗，抬高南派士大夫文人畫而貶低北宗職業畫家的作品。董其昌關於中國繪畫發展史的論斷嚴重禁錮了後代畫家，後世對其崇南抑北的態度時有非議，但正如美術家陳師曾所說，中國傳統繪畫從早期追求“形似”（寫實）而進一步發展到文人畫“神似”（寫意），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中國繪畫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不斷地阻止藝術為匠氣所統治。”
鄉宦劣跡斑斑
史學家王守稼認為，董其昌重名不戀官，仕途46年中，有一多半時間都請告在家，是名副其實的鄉宦。董其昌雖不戀權位，卻真正是貪財好色。董其昌祖父這輩起未有登科及第者，更無成功商人，董家家境貧苦，甚至為了逃重役從上海縣（今閔行）舉家遷到華亭縣（松江）。董其昌踏入仕途後，開始通過書畫潤筆等手段賺取利益，雅債堆積時還找人代筆，啟功作有《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梳理了文獻中記載的董其昌主要代筆人。晚明惡霸鄉宦利用特權強佔民資漸成風氣，董其昌居鄉其間與官員富戶來往密切並從中謀利，甚至干預司法。三子董祖源，大字不識，是董家對外斂財的代表。董宅初建時只有數十間，後不斷搶佔拆毀周圍民居擴建。不同意搬遷的大有人在，董其源就讓家丁拆了對方的屋頂，許多人無家可歸，投告無門。董宅最終建成堂屋200多間，亭臺樓閣豪華如宮殿。董家在萬曆朝已是家資豐厚，膏腴萬頃，遊船百艘，在松江府可算得顯赫一時的鄉紳大宦。董其昌好色人盡皆知，即使垂垂老矣也不減對美色的垂涎，家中豢養多位小妾，甚至醉心研究房中術。文人風流本不算什麼大的缺點，但董其昌卻因此惹下大禍，導致晚明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神宗曾親下旨嚴查。這件事在《明史》和《明實錄》中沒有提及，多見於野史筆記，以《民抄董宦事實》中最為詳盡。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從湖廣提學副使辭官的董其昌回家鄉松江賦閒。偶然間看中了松江府生員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強佔後對方不從逃跑，三子董祖源指使家丁陳明帶領200多人闖進陸家，再次搶走綠英，並霸佔陸氏家產。陸兆芳自然氣憤不已，當即上告，但在鄉紳的勸解下只得忍氣吞聲，在家抱病。這件事到此本已告一段落，但不知被誰編成曲本《黑白傳》（董其昌號思白，陸兆芳則有陸黑的外號）在全城傳唱開來，內容無外乎是對董家仗勢欺人的調侃和聲討。董其昌得知後大怒，命人追查作者，最終指向與董家有姻親的同城生員範昶。範昶被抓進董宅，由董其昌親自審問，被迫跪在城隍廟中發誓以證清白，回家後範昶自覺受到奇恥大辱，沒幾天就含恨死了。範昶83歲的老母帶著兒媳及幾名女僕哭天搶地來到董家評理，出言辱罵董老爺。董其昌不顧兩家的姻親關係，對她們大打出手，老太太被推進溝壑，兒媳衣服被盡數撕毀，所帶幾名女僕甚至遭受最惡毒的凌辱。之後還把無衣服遮體的女人們拖到大門口示眾。范家向府衙求救，董其昌也急忙去辯白，並給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悉數打了招呼。這一做法激起極大的民憤，首先是地方鄉紳清一色站在范家一邊，大街小巷貼滿揭露董其昌罪行的告示。來此做生意的各地商人隨即也開始揭露董其昌平日裡的蠻橫霸道。人員複雜的妓院和遊船裡到處有人拿著傳單議論，民聲日趨鼎沸。董家見風向不好，僱用了100多打手看家護院，在門口耀武揚威。憤怒的人群終於按捺不住，開始向董宅投擲磚瓦，各地趕來複仇和趁機搗亂的人越來越多，局面很快失控。有幾個少年躍上房頂放了一把火，豪華氣派的董家大屋立即燃燒起來。有人趁亂搶劫，有人再添把火，也有人忙著控制火勢以防燒到自己房屋，大火燒了一夜，董家金銀財物被洗劫一空，豪華宮闕、亭臺樓榭化成烏黑一片。董其昌帶著妻兒狼狽逃到蘇州，半年都沒敢回松江。這件事後，很多人覺得仍不解氣，城中凡有董其昌題字的匾額都被砸碎沉水，甚至有人因為手拿董其昌所畫扇面也被圍住毒打。民抄事件鬧到府衙，本來要嚴厲追究幾個生員煽動鬧事，但有鄉紳立刻站出來力爭，最終應天巡撫出面重新定性——董氏父子作惡在先，抄家事件只追究首犯責任，至於董家損失的全部家當，追回已無可能。民抄董宦事件是董其昌一生最大的汙點，很多史家據此認為董其昌大行有虧，是危害鄉里的惡霸。歷史學家傅衣凌卻提出：“晚明處於一個天崩地坼的時代，在中央政府則宰輔弄權，宮廷相勉，終於演成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的黨爭；在地方上，萬曆以後，兵變、士變、儒變、民變、妖變、佃變、奴變到處爆發，此起彼伏，連綿不絕。”嘉靖，隆慶以後的江南官宦致仕鄉居時暴橫霸道，為害一方，董其昌在松江作為居鄉官宦，自然也習得當時鄉宦的普遍風氣。無論如何，董其昌慫恿族人所作之事早已脫離讀書人的斯文與理智，與潑皮無賴並無二致，沾染了太多的市井氣。
（參考資料：《董其昌何以墮落成為害鄉里的惡霸》《董其昌藝術思想芻議》《董其昌與正統畫論》《論後世對董其昌的評價》《清初董其昌影響下的書家群體研究》《董其昌研究》等）
閱讀更多 辣子醬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