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李永、範婷維.王世傑與國立武漢大學的初創 (1929-1933年).高教探索 2019,(02),83-91.

其實，我對於這段歷史也瞭解頗多，括號內是我做的一些補充與解釋！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歷史的古老國度,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從未停止過探尋、創造的腳步。1893年, 在清廷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民族危機不斷加深之時, 湖廣總督張之洞上奏光緒帝, 提出創辦一所新式學堂, 培養“精曉洋文”的外交人才。武漢大學前身的自強學堂就此誕生, 此後更名為方言學堂 (1902年) 、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1913年) 等, 歷經傳承嬗變, 於1928年組建為國立武漢大學後, 成為華中最高學府, 國立五大名校之一。留英學人王世傑擔任首任校長時期 (1929年5月至1933年4月) , 結合自身對東西方高等教育的理解, 形成了“養成健全人格, 灌輸高深知識”的辦學理念, 在物質和精神建設兩方面對國立武漢大學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

一、王世傑與國立武漢大學的一世情緣

大學校長是一所大學的靈魂和樞紐。縱觀世界各國, 每一所成功大學的背後都凸顯著校長的辦學理念, 滲透著校長的治學方針, 凝聚著校長的心血和智慧。陶行知曾說:“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 要想評論一個學校, 先要評論它的校長。”民國初年, 政治格局的混亂狀態, 給各地高等教育在政策、法規及其實施各層面上進行實驗提供了很大的空間。1927年以後, 南京國民政府雖力圖加強中央對高等教育的控制, 但是不久後的戰事危機, 又使得這種控制有所緩解。回眸民國,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 當時的大學校長藉助自身的人格力量, 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裡, 於制度之外創造了高等教育的成功與輝煌。

王世傑 (1891—1981年) , 字雪艇, 湖北崇陽人, 早年就讀於北洋大學採礦冶金科。辛亥革命爆發後, 曾在武昌參加守城戰鬥, 並在此期間創辦《經濟雜誌》。1913年以稽勳留學生身份赴英留學, 1917年獲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士學位, 1920年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王世傑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 又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教育家。他一生中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在教育領域中度過的。出任武漢大學校長前, 王世傑曾執教過北京大學, 參與創辦中山大學;離任武漢大學校長後, 升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 當選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去臺灣後又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就其教育思想的實踐成果而言, 主要集中於創辦國立武漢大學時期。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 在湖北省教育廳提議籌建武漢大學、實行省辦的基礎上,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 1928年7月, 大學院決定在原武昌（第二）中山大學的基礎上, 組建國立武漢大學, 由劉樹杞、李四光、王星拱等八人組成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1928年8月6日, 任命劉樹杞為代理校長, 李四光為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 負責新校區的選定和建設。11月28日, 建築設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 新校舍的建築地址為武昌城外的東湖珞珈山附近一帶, 但此時的校址範圍並未正式確定。

1929年3月, 劉樹杞因身兼湖北省政府委員、教育廳長, 事務繁忙而向教育部提出辭呈。3月5日, 國民政府任命王世傑為國立武漢大學校長, 未到任之前, 由理工學院院長王星拱代理校長職務。隨後武大全體學生致電王世傑表示歡迎。“恭聞先生來長斯校, 學生歡忭, 深慶得人, 專電奉迎。祈早蒞校, 良圖碩畫, 翹盼設施。”5月21日, 王世傑由南京赴武漢, 22日在老校區東廠口發表就職演講。他說:“我不是來維持武漢大學的, (我) 是要創造一個新的武漢大學。”他提出需要從新校舍、良好設備、經費獨立、良好教授、嚴整紀律五個方面創造新大學。

王世傑到任之前, 關於武大“不辦則已, 要辦就當辦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準的大學”。不久即確定了新校址的選定範圍並投身於新校舍的建築規劃當中。王世傑“認為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 等於是中國的芝加哥大都市”, 所以新校舍“不僅要能適應現在武漢的需要, 並且要能適應將來武漢的需要”, 而且武漢要肩負起中部文化中樞的責任, 為社會的發展輸送人才。正是憑著這股堅定的信念和對教育的熱愛, 在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 王世傑克服重重困難, 用其高尚的人格魅力, 超凡的人文素養和滿腔的教育熱情為武漢大學日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32年新校舍一期建設趨於完成時, 王世傑提出:“希望全體教職員把武漢大學造成一個名符其實的學府。”“盼望大家能夠決心在這個學校永久工作下去, 把本校當作終身不可拋棄的一個家庭看待。”1933年4月24日, 在歡送王世傑離校赴南京就任教育部長的會上, 王世傑表達了不捨之情:“上星期中央政府曾決定要兄弟擔任教育部事務。當兄弟得到這個信息的時候, 感覺非常難過。”“但無論現在或將來, 無論兄弟在校或不在校, 本校今後如果遇有任何艱難困苦, 兄弟以離校者與在校同仁共同揹負艱難困苦。”因為王世傑全力投入學校開創時期的校舍建設, 縱然離職, 卻始終對武漢大學懷著最深切的感情。次女王秋華憶及, 他的字畫收藏中常蓋著有一個“東湖長”的圖章, 由此可見一斑。

王世傑的一生中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 臨終前卻效仿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執筆者傑弗遜在墓碑上刻寫“弗吉尼亞大學創辦者”的先例, 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只刻寫“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之墓”。這份遺囑, 再次體現了王世傑對武漢大學所寄託的深情。東湖長, 勿相忘。2003年值武漢大學校慶之際, 王世傑塑像在櫻頂揭幕, 使其又回到了念念不忘的珞珈山麓。

二、王世傑創建新武漢大學的舉措

王世傑任職後, 正如他在歡迎會上所說的那樣, 第一件事就是新校舍的建設, 具體包括確定新校址、創建新校舍、打造新圖書館等, 使學校在校園物質建設方面煥然一新, 寓教育於校園環境, 為武漢大學百年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 確定校址, 創建珞珈基業

受西方教育理念的影響, 在王世傑的教育思想中, 要想實現大學的長足發展, 必須重視學校硬件建設, 良好的校園環境是學校發展的根本保障。1929年, 王世傑受任校長之時, 學校還設立在武昌城內, 校園面積狹小, 建築設施陳舊, 為人們所憧憬的宏偉的新校舍還在設計之中。綜合相關史料, 新校址的建設由李四光在某一次籌備會議中首倡, 由葉雅各（老農學院就是為了紀念今天命名為雅各樓）勘探並選定東湖珞珈山一帶, 由美國建築工程師開爾斯察看認可, 至王世傑上任後最終確定。（

關於新建的武漢大學, 當時選擇了珞珈山和東湖, 作為新校基地。王世傑等人認為在該處建校有三大優點:“一, 風景優美、有山有水;二, 當地農田有限, 不致佔去很多耕地;三, 在此建校, 啟發文化, 為天下先, 對武漢居民, 特別有利。”至於未來發展, “應當辦一所有六個學院———文、法、理、工、農、醫, 規模宏大的大學”, 並“希望十年以後, 學生數目可達萬人, 屆時如能力許可, 當陸續再添辦其他學院”。

新校址的圈定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最初湖北省政府當局擔心佔用民地過多, 對新武大的建設持消極態度。1929年8月, “湖北省政府派何股長膺恆, 教育廳派王科員炎, 會同屬大學教授葉雅各, 事務主任熊國藻, 查明具復, 復經湖北省政府方代主席, 暨全體委員會同校長親前往復勘, 莫不謂該地依山帶湖, 景物清幽且多為荒山曠地, 嘆為絕好興學育才之所”。

後經湖北省政府第17次政務會議提出議決, 並依照中央土地徵收法, 於1929年8月15日正式發佈公告, 劃定3000餘畝土地供武漢大學建設新校舍之用。兩年後, 時人對武漢大學選址盛讚道:“周圍面積廣約三千畝, 新開之馬路, 環繞若帶。遠離城市約八九里, 校中備有汽車, 以利往來。其地有廣約數百萬裡之湖, 水清若鏡, 雲霞倒映於湖中, 尤其美麗。湖濱山陵起伏, 間離平原, 風景絕佳, 遊其地者, 無不勝其山水之美。”

2. 平息風波, 保證施工進程

珞珈山, 原名羅家山, 又名落駕山。20世紀20年代時, 這裡地處荒郊野外, 荊棘叢生, 但遠離城市喧囂, 是安靜清幽的讀書佳境。新校址的地理環境十分理想, 但是珞珈山附近有許多墳墓, 在開建的過程中因遷墳發生了糾紛。一些地方豪強抵制遷墓, 少數無賴漫天要價, 武昌業主會陳雲五等百餘名墳主以破壞風水為名聯名向省府恐嚇。面對地方豪強的壓力, 湖北省政府竟然選擇屈服, 於1929年11月5日函告武大, 要新校舍停工, 另選校址, 重新規劃, 以避免遷墳糾紛。

（落駕上，顧名思義，清王朝國家公務人員的駕落之地，也就是武昌城中許多公務人員的墳山，當時武昌有三大墳山：武大的落駕山、華師的鬼子山（今天的桂子山）還有一個啥？忘了）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 王世傑等人認為, 省政府出爾反爾, 令學校停工另選新址事小, 法律尊嚴和社會風尚事大, 必須與之鬥爭到底。經過集體議決, 作出安排:向湖北省政府緊急磋商, 請其變更上述決議案;工事仍照預定計劃進行。與此同時, 呈報中央, 說明校址不可變更的四點理由:

第一, 屬大學之新校址, 曾經前大學院暨鈞部先後批准, 並經湖北省政府依照土地徵收法核准公告成案累累, 在法紀上已無可變更。

第二, 屬大學新校址之設計, 已歷一年有餘, 修路購地種樹繪圖, 以及其他佈置, 已耗費數萬元, 今倘變更原案, 則精神物質將兩受極大損失, 而新校舍更不知何日興工何日完工。

第三, 依照土地徵收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圈定地畝內, 如有墳墓, 原應由墳主遷移, 倘因少數人不肯遷墳, 計劃即須中變, 必至增長人民抗法而行之心, 一切革命的建設, 將俱不克實現。

第四, 屬大學新校舍之建築, 並不需要遷移極多之墳墓, 陳雲五、程國璠等, 向湖北省政府聲稱新校舍之建築, 將遷墳數千塚, 此純系捏詞誇大, 以意圖矇混視聽。實則屬大學之工程設計, 對於校址內墳墓較少之區域 (珞珈山南及獅子山西北) , 早經決定作為校林校園之用, 該處所有墳墓, 概不令遷, 其在他處之墳墓而須遷移者, 綜計不過百五十餘塚, 至遷墳方法, 凡無力自遷者, 屬大學概聲明, 願依法給以資助, 其無地可遷者, 屬大學並已指定適當地域, 供其遷葬之用。

1929年11月18日, 譚延闓署名下達行政院訓令 (7號) , 令湖北省政府收回決議案, “剴切曉諭, 勿任阻撓”, 令武漢大學“遵照定案進行工事”。1930年1月8日, 行政院發佈了武漢大學確定新校址的批令:“國立武漢大學在武昌城東東湖湖濱珞珈山獅子山一帶建築新校舍, 系經前大學院核准其收用土地。一切均按照法定手續辦理, 對於遷移墳墓亦定有妥善辦法。自願遷移者現在已居多數並由院准入, 教育部所請令。該大學速照定案進行工事並令湖北省政府對該民等創切開導, 勿許抗阻前擾。該民等呈請電令停工派員查勘業, 經批令應無容議在案。該民等自應依照該大學所訂遷墳辦法即行遷讓, 不得再有異議此批。”客觀來講, 當時需遷墳的數量並非數千之多, 但也並非百五十之少。不過遷墳風波最終經過眾人的努力, 順利解決, 確保了新校舍的順利建設, 其間王世傑以“法的精神”行事, 也給眾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 籌集經費, 完成一期建設

國立東南大學首任校長郭秉文曾言:“學校之設, 其最要之點, 在於人才、經濟, 苟二者之供求不能相應, 則內容、外表均難臻於完善。”對於初建的武漢大學, 首先面臨的就是經費問題。最初, 湖北省財政廳長張難先首允撥款20萬元建校。1929年, 經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 為武漢大學撥款150萬元用來建設新校舍, 並明確規定由中央和湖北省政府共同承擔, 雙方各撥款75萬元。但是直至王世傑到任後, 經費仍未按時撥付。

為了使政府照案撥款, 王世傑親自去上海會見財政部長宋子文, 但是宋態度冷淡、毫不熱心, 倉促會面間片語答覆:“目前中央方面, 一個錢都沒有。”王世傑並未就此放棄, 再度赴京求見行政院長譚延闓, 並向他說明籌建武漢大學對湘湖子弟及全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之大。譚熱忱回覆:“你放心, 此事全部交給我辦好了。”譚隨後親自主持行政院會議討論撥款事宜, 宋子文答應每月撥款5萬元, 分15個月付清, 才算是解決了經費上二分之一的難題。

回到武昌後, 王世傑又去求見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 向他表明:“我 (王世傑) 是一介書生, 本無勇氣來創辦這所規模宏大的大學。如果一定要我辦的話, 省政府方面, 必須遵案籌款, 一文錢都不可少, 一天也不可拖延。”何成浚對興建校舍十分熱情, 立即找來湖北省財政廳長童貫時, 每月給武漢大學撥款5萬元, 也分15個月撥清。何成浚還表示:“無論省政府經費如何困難, 此款必須優先籌措。”

另外, 王世傑還利用先前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積攢的人脈, 多次致電當時負責管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蔡元培、胡適等, 請求撥款幫助武漢大學建校。“新校舍建築設備費, 其來源約分三項:一為中央及湖北省政府特撥經費, 其數額共一百五十萬元, 中央與省各任半數。二為本校十七八年度結餘款項, 經部核准撥用者, 共約二十六萬元。三為其他機關輔助費, 如漢口市政府協助理學院建築費十七萬元,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協助理工兩學院設備費數萬元。”此外, 湖北江漢工程局資助12萬多元興建水工試驗所, 湖南省政府資助12萬元興建法學院。

在設計和建築校舍的過程中, 王世傑向工程師提出了“堅固、避免奢華, 充分求美術性表現”的三條大原則。精通中西建築藝術的開爾斯, 則根據中國傳統的“軸線對稱、主從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樓”的建築原則, 利用珞珈山、獅子山的地形, 完成了設計工程。

眾多建築中王世傑最為重視圖書館建設。起初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雖已繼承武昌前大學之財產, 而所遺圖書, 僅百數十種, 且大抵不適於用。為改變這種困境, 王世傑等人一方面在歐美日本訂購大量圖書, 另一方面面向社會各界徵求捐助。1930年初, “圖書館中文圖書, 現已增至十一萬七千餘卷, 四萬餘冊, 西文圖書四千三百餘冊, 漢口銀行公會捐贈價值萬元以上之中西文書籍尚不在內, 此外在歐美日本訂購者, 為數亦甚巨, 暑假以前, 當可陸續分批運到”。

“ (至1931年) 西文書籍已有兩萬餘冊, 日文書籍約有兩千餘冊。即以平均十元一冊估計, 當值二十萬元左右。中文書籍, 約有五萬三千餘冊, 其價值不易估計, 不敢妄言。中外雜誌共有兩百九十四種。”基於武大的聲譽, 1932年10月19日, 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至武漢大學參觀, 並代表德國學術團體贈送巨量圖書。“收藏中外書籍珍本甚多, 圖書都有專人管理, 用新式編號, 查閱便利, 閱覽室明窗淨几, 前臨學生宿舍, 後臨山谷, 左望東湖碧水, 右後側有洪山, 登高眺望, 誠心曠神怡, 萬慮盡消也。如此讀書所在, 是幾生所修得。”

武漢大學新校舍建設從1930年開始建造到1937年完工, 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在王世傑主導下完成了一期工程, 招標開建了二期工程。1932年春天一期建築完工, 5月26日舉行新校舍落成典禮, 蔡元培、任鴻雋、劉樹杞、李四光等到會祝賀。新校舍中最大的建築為學生宿舍四大棟;其次為理學院、文學院、禮堂及飯廳、第一區教員住宅、第二區教員住宅、工廠、水電動力室、運動場、游泳池、療養院、車站、郵局、商場、招待所、附屬小學等。同年10月, 湖濱之女生宿舍亦完工。根據武大檢委會的報告, 一期工程完成總工程的一半, 花費總數為170萬。

（當時整個武大花費總數在200多萬銀元，用200多萬能夠建成這樣一所學校的原因其實也何美國的經濟危機相關，經濟危機造成了美國的產能過剩，這邊才能夠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到大量的物品，甚至許多大理石都是美國那邊購買的

經過兩年的努力, 一所坐擁珞珈山, 環繞東湖水的武大終於誕生。不知不覺間, 珞珈也成了武大唯一的代稱。山名珞珈, 學名武大, 這可謂自然與人文融合所結出的一顆碩果。

三、王世傑在國立武漢大學推行的教育改革

王世傑在新校舍落成典禮的報告中稱:“我們的建設不僅是物質的建設, 還有最大的精神建設, 無論在學術建設方面或文化事業方面, 我們都在努力。”關注校園建設的同時, 王世傑確定了武漢大學教育之目的, 並集中力量在人才培養、學科設置、師資儲備、紀律管理、學術研究等方面進行改革, 使武漢大學在精神建設方面一直走在民國高等教育的前列。

1. 訓練人格, 明確大學教育目的

王世傑海外留學多年, 對東西方大學教育的目的、模式有深刻認識。他認為東方大學的教育目的是灌輸高深知識, 要把學生培養成為一名學者;而西方大學的教育目的是養成健全的人格, 把學生造成一個“上等人”。在對比東西方大學教育目的的基礎上, 王世傑認為中國的大學中, 較側重知識灌輸, 易忽視學生人格訓練, 由此造成的學生, 沒有能力擔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他提出應該把“養成健全人格, 灌輸高深知識”同時看作大學教育的目標。教育目標的明確, 使武漢大學形成了獨特的精神和校風。繼任校長王星拱曾在演講中說到:“武漢大學的精神, 是努力服務, 用功讀書;武漢大學的風紀, 是研究實學, 恪守紀律。”

為了加強學生的人格訓練, 學校設立種種制度, 規範學生日常行為, 培養高尚人格, 養成優美習慣。1929-1936年, 學校在學生管理方面制定的制度就有33個, 涉及的範圍大到學生團體的組織, 小到宿舍選定床位, 不準隨地吐痰等都有明確的規定。例如, 體育課的教學目標不僅僅是鍛鍊學生的身體, 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養成相互合作的習慣, 對學生進行道德訓練;考試製度上仿照美國大學的宣誓制度, 讓三、四年級的學生在考試之前填宣誓書, 聲明不願受人監考, 也絕不會違反考試規則, 從而有意養成學生們的自尊心和誠實的品質;圖書館借閱書籍, 率先實行開架閱讀的方式;每年運動會, 倡導比賽分小組進行;開學挑選宿舍, 允許自由選擇。這些做法在不知不覺中培養了武大學生健全的人格, 為日後走出校園, 改造社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 設置學科, 培養專業實用人才

王世傑結合自身的留學經歷和教育實踐, 在比較東西方大學人才的培養目標之後, 認為大學的本科教育需要承擔生活技能的訓練這項任務, 既要培養學生的求學能力, 又要培養學生的求生能力。若想培養出專業實用的人才, 薄弱的學科建設是無法滿足這一目標的。最初武漢大學只擁有文、法理、工四個學院。王世傑上任伊始就立志要把武漢大學建設成為一所學科門類齊全的萬人大學, 為培養高質量的人才提供學科支持。

王世傑認為一所大學能否臻於一流取決於文學院是否一流。因此, 在院系發展中, 王世傑對於辦好文學院非常重視。“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會科學諸系, 校風自然活潑, 學生也會對本校校風有自豪的感情;理工學生也會發展對於人文的高度興趣, 可以擴大精神視野及胸襟。”當時文學院樹立了造成專門學者, 同時又能成為通達之人的第一目標, 以及養成學生自動讀書、研究之能力與習慣的另一目標。這些策略對武漢大學後來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立武漢大學還非常注重學生的課外實習, 在建設新校舍時增設實習工場。“工學院向無實習工場, 王校長與石院長以工學院學生除理論研討外, 應注重實地練習, 因提由校務會議決定, 增設實習工廠一所, 現購地建房及採購機件等手續, 均經先後辦妥, 配件亦已裝置完竣, 計裝二十餘匹馬力之黑油引擎一座, 車床鑽床齒輪製造機刨床十餘架, 老虎鉗磨石及土木工用件, 裝設尤多, 自本星期其學生已至工廠實地練習。”另外, 在材料實驗、熱工實驗和水工實驗等方面也擁有相當水平和數量的儀器、設備。學校設有工廠, 除供學生實習外, 還僱傭工人進行生產、修理各種儀器機械。工學院設備儀器比較充分, 可供10組學生同時學習之用。

3. 延攬師資, 堅持教授治校原則

王世傑留英期間, 為周鯁生和李劍農主辦的《太平洋》雜誌撰文, 參加留英中國學會任中文書記, 負責留英生的內部事務和涉外事務, 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學;歸國後在北大任教期間首倡創辦《北大社會科學季刊》, 與胡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週刊並建議成立北大社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 致力於學術風氣的養成。

出任武漢大學校長後, 王世傑深知人才對一所大學的重要性。他自己曾言:“兄弟先前所以不敢來校負責的, 教授延致的困難是最大原因之一。”為此, 他利用自身頗高的學術影響力和威望以及在留學界的人脈基礎, 為學校禮聘了若干有留學經歷的知名教授, 主要有文學院的王葆心、方重、李儒勉、周貞亮, 法學院的皮宗石、任凱南、周鯁生, 理學院的王星拱、王恭睦、週一鳴、葉雅各以及工學院的石瑛、邵逸周、羅葆寅、陳鼎銘、吳屏等人。另外, 王世傑非常具有容人之量, 選聘教授儘量容納各種不同學派的學者, 留洋歸來者, 學有所精者, 皆兼收幷蓄, 量才取士。比如, 他曾聘任帶有濃厚左傾色彩的陶因、範壽康任教授。這種“兼容幷包”的精神使得不同學派的學術思想、中西文化的各種觀念在武大校園裡相映成趣。

值得一提的是, 新校舍也為延攬師資增加了“魅力”。當時學校在珞珈山南面, 依山勢為教授建造了許多棟兩層花園洋房。“為了他們的子女讀書, 並在山下設有幼稚園、小學, 後來又增設中學, 還有福利社、菜市場等, 真是應有盡有, 設想周到。當時的教授, 待遇優厚, 地位清高, 學生水準既高, 教學環境又好, 故一般名流學者專家, 紛紛應聘來教。”

（這裡更有意思，聞一多當文學院院長之後其實也因為鬥爭而離開，但是這些新老師是哪裡來的呢，其實是蔡元培在北大的嫡系人員，也是因為各種鬥爭，號稱18位還是多少就來到了武大，成為了中堅力量，這些樓被稱為18棟。一家一棟，當時武大很有規定，夫妻二人不得同校當員工，所以一家只有一個人是學校員工，以至於很多有名的女性都不是武大的員工，就負責給孩子上課，從小學到中學）

王世傑不贊成校長獨裁製或校董制, 反對任何具有政黨色彩的官僚、政客進入校園, 以免危害大學的獨立。他始終堅持教授治校原則, 將校長權力下放, 交由教學及學術研究的主幹人員自行管理, 從而達到教學與治學的合理狀態。根據國立武漢大學組織規程, “校務會以校長、院長、系主任、部主任及圖書館館長組織之, 校長為當然主席”, 其職權主要包括考試學位、學系增設、課程設備、學術出版、預算決算等重要事務, 以及其他關於全校及各學院共同事項。另據蘇雪林回憶:“武大繼承北大遺風, 主張教授治校, 每學年終了, 便開一個教授會議, 校長、院長、系主任列席。大家一起商討學校各種革新事宜, 教師之進退, 也由這個會議決定。”王世傑辯才、識才、選才、惜才的能力令人歎服, 在他主政武漢大學期間, 學校里名師薈萃、俊彥雲集, 歸國學人每以受聘於武漢大學為榮。

4. 嚴整紀律, 維護良好社會聲譽

1929年5月, 王世傑在蒞校大會上提出嚴整的紀律, 實在是目前武大改造過程中最急迫的需要。因為“如果本校從今以後不能造成一個嚴整的紀律, 必不能取得社會的同情與信任, 而使新校舍的建築、設備的改良、經費的獨立、良好教授的羅致等等條件, 都不易成為事實”。

在他掌校時期, 樹立了兩大原則:一, 請教師必須嚴格, 必須品學兼優, 二者缺一不可。二, 考試必須嚴格, 必須公平明正, 決不可用私循情。建校之初, 在教員管理方面規定:“教職員無故曠職二星期以上者, 得酌情減薪或解約;教職員請假在一月以上者, 得依校長同意請人代理, 但代理期限, 不得過三個月;教授在大學連續服務滿五年者, 得離校或考察或研究一年, 仍支原來薪。”

招生考試方面, 每年投考武大人數在1300左右, 錄取率為10%。錄取的基本標準“就是不能有一門學科是零分, 而且必定要超過每門所規定的標準分數”。“考試當局有一個最大的原則, 就是認為一般投考的中學生, 對於一般的普通學科須平均發展。”每逢招考前夕, 王世傑均將請託信件交給總務處長熊國藻處理, “囑他杜絕一切人情拜託, 所有來信, 均須俟放榜後再行答覆”。在學生錄取過程中, 規定限期註冊, 若開學一個月後仍未到校註冊, 請假者可以視為休學, 未請假者則以退學處理。在對學生的管理上, 嚴格具體地規定了學生學習的守則, 制定並頒佈了《本大學學則》、《本大學註冊部外事細則》等。

至於考試, 在武大讀書六年的劉定志回憶:“武漢大學的考試, 無論是臨時考、月考、期考、畢業考, 是有名的嚴格。就是平時的考試, 座位也是間隔的, 並隔得遠遠的, 大家也都自愛, 從未見有走私、派司等情事。補考、留級、休業、退學仍是常有。”由於武大學生家庭多不富裕, 功課又緊, 所以讀書風氣較好, 像漢口這些遊樂之地, 也很少前往。1932年, 王世傑在演講中又提出“好學、吃苦、守紀律”, 供學生自勉。另外, 這一時期學校確立的“明誠弘毅”校訓, 對於校風的形成也有深厚的影響。

嚴格的紀律和有序的管理為武漢大學贏得了良好的國內外聲譽。當時胡適有云:“惟國立武漢大學及東北大學, 無風潮迭起, 平靜無波, 朝氣勃勃, 為將來有最大發展的兩大學。”1932年4月3日上午, 聯合國滿洲事變調查團蒞臨新建的武漢大學參觀。調查團對武漢大學以節儉的費用, 而建成如此宏偉的建築, 深為讚許, 進一步確信日本代表在東京所言“中國乃長期落後之劣等民族”為無恥讕言 (3月初調查團曾先赴日本) 。武大的成就使中國提高了國際聲譽。1933年繼任的王星拱校長特別提醒師生, “本校自雪艇校長經營數年以來, 已經有很好的聲譽”, “要保存固有的聲譽”。

5. 弘揚學術, 創辦期刊出版叢書

作為留法博士, 知名學者, 王世傑深知學術研究於大學發展的重要意義。1920年回國以後, 王世傑受聘北大法學教授, 後任法律系主任。期間, 王世傑以其鮮明的教學風格和淵博的法學知識而深得師生歡迎, 所撰《比較憲法》講義, 嗣經商務印書館印行, 被廣泛採用, 成為中國法學界的奠基之作。1929年1月5日, 在國立武漢大學補行開學典禮上, 王世傑代表教育部蒞臨祝賀, 發表演講, 提出武漢大學需要“傳播高深的知識, 提高深邃的學術, 以履行它的使命”。

“鑑於近年來全國學術界之沉寂”, 同時也為校內外學術研究者提供交流平臺, 在王世傑主導下創辦了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文哲、理科季刊, 分別由法文理學院教授主持編輯, 各地商務印書館代售。王世傑認為:“學術期刊作為全學術界之公共刊物, 可以看作一國文化的質量測量器, 又可以窺見一國文化的素質。”

其中, 《文哲季刊》主要刊登中外文學、哲學、心理學及史學方面的文章, 曾多次發表胡適、聞一多、周貞亮等人的文章。現代文學批評三大家———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更是在《文哲季刊》上頻頻露面, 其中郭紹虞發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文與道的問題》被羅宗強編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列為20世紀本學科標誌性的文章之一。《社會科學季刊》主要刊登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文章, 發表過周鯁生、劉秉麟、燕樹棠等人的文章。除本校教師, 也有校外學者投稿。如《理科季刊》刊發了多篇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清華大學工作期間撰寫的學術論文。

學校又在王世傑主持下, 於1930年開始出版“國立武漢大學叢書”, 撰述者均為武大時任教師。先後出版了王星拱的《科學概論》、周鯁生的《現代國際法問題》、劉博平的《聲韻學表解) 、李劍農的《政治學概論》、劉乃誠的《比較政治制度》及《市政學》、譚戒甫的《墨經易解》、吳其昌的《金文歷朔疏證》、丁燮和的《材料力學》等重要論著。這批文獻對於研究民國時期各科教育及發展史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四、當下“雙一流”大學建設對國立武漢大學初創的借鑑

從自強學堂到國立武漢大學, 經過百年的辦學實踐, 武漢大學在“樸、誠、勇”, “明誠、弘毅”, “自強、弘毅、求是、拓新”等校訓精神的激勵下, 經過晚清、民國和新中國的發展, 現已成為中國名列前茅的高校, 其發展亦是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縮影。回首王世傑擔任校長時期的建樹與業績, 不僅為當前武漢大學致力於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學府這一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更為當前創建“雙一流”高校提供了寶貴經驗, 其本人也被譽為“一位有氣魄有衝勁的創業長才”而永遠寫進武漢大學的歷史。

第一, 以營造“一流校園”為前提。陶行知在創造的環境與環境的創造方面認為, 學校生活應當成為一個創造氣氛的教育環境。學校生活的內外部環境都是影響人的巨大力量。校園環境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校園地理位置、校園建築佈局、校園設備藏書等, 這些要素是師生賴以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外部條件, 又可稱作“校園物質文化”。良好的校園物質文化不僅可以保障教學活動的正常進行和學術工作的順利開展, 而且有利於營造優良學風、校風, 促進良好校園文化的形成。經美國工程師開爾斯的精妙設計, 經王世傑等人的實施督造, 珞珈校舍, 選址得當, 規劃科學, 佈局合理, 質量堅固, 中西合璧, 風格獨特, 成為中國大學校園建設的典範。因其歷史、科學及藝術價值, 而成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第二, 以研究“一流學術”為基礎。一所大學的學術質量與水平直接決定了學校的辦學水平。王世杰特別重視學術期刊的發展。他認為:“學術的進展, 其條件誠不一而足, 然眾多條件之中, 鑑賞與批評可以說是基本的條件。”學術期刊是鑑賞與批評的媒介, 而鑑賞與批評則是促進學術發展的基本條件。王世傑對學術刊物的觀點, 對當今辦好學術刊物仍有啟發。為了培養學生鑽研學術、研究科學的興趣, 王世傑不僅提倡成立法律學會、哲學教育學會等各種社團組織;經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承認, 還設置文化基金講座三席, 主要包括生物、農林、化學三講座, 理學院院長及著名化學家王星拱擔任化學講座主講人, 中國近代林學開拓者之一葉雅各教授擔任農林學講座主講人, 生物學講座由著名生物學家、理學院教授張珽擔任。國立武漢大學濃厚的學術氛圍吸引了無數學子前來求學。

第三, 以打造“一流師資”為保障。“所謂大學者, 非謂有大樓之謂也, 有大師之謂也。”大學既要有大樓, 更要有大師。大學教授、學者更是一流大學建設的實施者和引領者, 其獨立的思想和斐然的學術成就可以體現大學的獨特精神, 其高深的學識成果和良好的人格魅力更會直接影響著大學的辦學水平及人才培養質量。王世傑在為武漢大學儲備師資時, 始終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每一位新教授在聘請前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核, 不僅考查其教學能力, 更注重其學術研究能力。同時注重引進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教師, 廣攬各國留學歸來學人, 使各種思想交匯融合, 打造了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例如法學院的周鯁生被稱為中國國際法的泰斗;文學院的朱光潛、葉紹鈞、陳西瑩, 理學院的陶延橋、桂質廷等都是國人熟知的教授。

第四, 以培養“一流人才”為目標。大學具有人才培養的功能, 人才培養既是大學存在的目標, 又是大學的責任。在培養人才方面, 國立武漢大學始終把培養學生的求學與求生能力並重;不僅為學生灌輸高深的知識, 更注重對學生的人格訓練。另外, 為了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 使學生能夠自由閱覽西書, 保持與國際學生同等水平, 學校非常重視英語的學習年限和要求。1929年以後, 武漢大學在校本科生達到600人, 這一規模在當時僅次於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其中後來做出較大成就的學生有世界級的航天科學家和火箭專家黃孝宗;中國水利學會泥沙專業委員會主任、著名河流泥沙專家張瑞瑾;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譚崇臺、劉滌源;中國科學院院士彭少逸、錢保功、張致一等。可以說, 國立武漢大學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培養了一大批一流人才。

第五, 以實施“一流管理”為關鍵。建設一流大學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需要較長的時間, 因此, 實施一流的大學管理是非常關鍵和必要的。一方面, 王世傑始終堅持教授治校原則, 學校各種委員會的負責人都由教授擔任, 每週的校務會議必須有超過半數的會員出席才能開會, 決議必須是出席會議半數以上人贊成才能通過, 決議後送校長分別執行。另一方面, 王世傑出身於法學專業, 1928年10月2日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海牙國際公斷院公斷員, 同年11月7日, 又當選為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首屆立法委員, 並擔任該院法制委員會委員。因此他尤其注重紀律, 倡導全校師生養成尊重學校秩序的習慣, 並將此作為學校行政的基本準則。1932年, 周鯁生在演講提到:“不敢說是全國算第一, 但本校講紀律與求學的精神, 不亞於國內別的好的學校。”

五、結語

雖然王世傑擔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前後只有5年, 但在他任職期間, 披荊棘, 拓荒野, 化荒郊為學府, 推進學校迅速發展, 廣受校內校外讚譽, 實具奠基開創之功。1932年11月28日, 適逢胡適到武大講學, 他在日記中寫道:“雪艇諸人在幾年中造成這樣一個大學, 地址之佳, 計劃之大, 風景之勝, 均可謂全國學校所無。”“看這種建設, 使我們精神一振, 使我們感覺中國事尚可為。”

從王世傑身上, 我們看到了一位一流校長所具備的人文修養、高尚人格和教育家的精神。如今一流大學的建設需要呼喚一流的校長, 更需要大力提倡一流的教育家辦學。王世傑等一批學人創辦的國立武漢大學不僅對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亦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值此中國大學奮力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之際, 重溫王世傑初創國立武漢大學的辦學活動, 回顧其鮮明的辦學理念和突出的辦學成就, 仍然具有諸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