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傳紙甲
1954年秋，上海市。
這是一戶很不起眼的市民家庭：位於邑廟區（後與蓬萊區合併為南市區，現已併入黃浦區）的一個名喚“戴家宅”的地方，院牆是用竹子編成的籬笆。從大門進去，穿過院子，迎面就是三間平房，白牆黑瓦，木頭門窗，已經有些陳舊，看得出有些年頭沒有維繕了。平房後面，是宅第的後院，被主人開墾成菜園，種植著數種菜蔬。
用現在的觀點來看，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區，這戶人家的佔地面積不小，前有院子，後有菜園，這種居住條件全上海也尋不出一戶來的。但在當時，上海人口還不到目前的四分之一，所以擁有這等面積的住戶雖然不是很多，但也屬於司空見慣，不足為奇。
戶主姓郭，名窮文，四十二歲，是銀行職員。郭家原住在靜安寺的花園洋房裡，上海解放不久，其住宅被解放軍徵用，折價給了一筆款子，讓他們自己在市區另外位置選擇居住地。郭窮文騎著自行車在市區轉悠了兩個星期，最後看中了現在這套住宅，以政府動遷補償款的大約七分之一買下，攜妻兒搬了過來。
戴家宅一帶住的大多是城市貧民，鮮有中產階級，像郭家這樣的原先擁有花園洋房的富戶更是聽也沒聽說過。因此，搬遷前郭窮文對妻子沈文秀和兩個兒子反覆關照：到了戴家宅那邊不要跟人說起我們原來是住在靜安寺這邊的花園洋房裡的，也不要說是被政府徵用了房子才搬過來的，免得惹禍上身。這樣，在鄰居眼裡，這戶人家由於男主人是銀行白領，收入尚可，一家四口過的是接近中產階級的生活。
郭家一年到頭幾乎沒有人來客往，只有每年最熱的那個節令即交過大暑到立秋的這半個月的某一天裡，會有一幫子看上去有點富貴樣的客人前來。這些客人一般來五六個，這等暑伏天竟然還穿著長袖襯衫、長褲，甚至還有繫著領帶的，一半以上都是頭戴巴拿馬草帽，手持紅木鑲銅手杖，沒有一個是步行來的，或轎車，或摩托車，最不濟的也是黃包車三輪車。
這天，郭家是不開伙的，向飯館預訂了一桌酒席，客人抵達後，飯館就會派人提著食籃把冷菜熱炒點心送上門來。賓主就在院子裡那株銀杏古樹巨大的樹蔭下襬放的一張大圓桌旁落座，推杯換盞，高談闊論。宴席結束，預訂的冰淇淋就送來了，女主人還會捧出一個剛從後面菜園的水井裡撈起來的碩大的西瓜打開。眾賓客享用過後，就隨主人進入屋裡，關閉門窗，在裡面待上大約半個小時，這才滿頭大汗地重新返回銀杏樹下，坐定後喝茶抽菸，神態平和地聊天。
每年的這一天，一些鄰居就會有意無意地在竹籬笆牆外逗留片刻，從縫隙間往裡看。以當時的生活條件，郭家的這種宴請對於鄰居們來說，是做夢也享受不到的，所以，這個場景就是最大的現實西洋鏡了。兩年看下來，有心的鄰居發現了一個令人難解的情節：賓主吃喝結束後，天還是那麼熱，銀杏樹下既無陽光照射，又有涼風徐拂，這些人為何不留在院子裡喝茶聊天，而偏偏要進屋裡去？進了屋裡又為何非得把原先大敞著的門窗全部關閉？他們在裡面待著的這半個小時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那個年代，人民群眾的對敵鬥爭警惕性是很高的。有人在悄悄窺察了郭家兩個年頭兩次的這種奇怪聚會後，就向戴家宅的屬地公安機關西馬街派出所反映了這個問題。派出所的警惕性比群眾還高，接報後越分析越覺得郭家的這種情形不可思議，認為這夥人可能是在搞非法活動，輕則可能是在搞類似“一貫道”之類的會道門活動，重則就是潛伏特務開會搞秘密活動之類的了。因為覺得事態不可小覷，派出所方面就不敢貿然調查，而是向邑廟分局報告了。分局也很重視，便派人會同派出所對此進行了由外圍向核心的滲透式調查，最後，終於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郭家有著不可小覷的歷史。根據郭窮文保存的族譜顯示，其祖上從明朝嘉靖皇帝時代考取武進士開始，直到清朝，連續九代都是武將。
九代人連續為官，而且是跨越了朝代的官，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郭家的最後一個武將，是清朝乾隆年間的正四品參將，相當於現在的師級軍官。這位將軍去世後，郭家的官運就結束了，後人對做官沒有興趣也缺乏能力，改為經商。如果不是有文字資料（族譜）和實物為證，人們看郭窮文那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模樣，怎麼也不會相信其祖上是槍林血海里滾過來的武將。
郭家保存下來的能夠證明其祖上是武將的實物證據，是一套甲冑。甲，指鎧甲；胄，指頭盔。甲冑結合起來亦稱盔甲。甲冑作為將士的防護性裝備，在冷兵器時代充當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甲冑最早以皮革為材料製作，但皮革製成的甲冑難以抵禦金屬刀劍的攻擊，於是，甲冑也逐漸改由金屬製作。古代還曾經出現過以竹、藤為材料的甲冑，甚至還有以紙為材料的。這種甲冑，稱為“紙甲”。
用紙製作的老虎，被稱為“紙老虎”，不堪一擊。但用紙製作的甲冑，卻有著鐵甲冑所沒有的防護功能。據歷代資料記載，紙甲與鐵甲相比，有以下優越功能：
第一是堅韌。據《新唐書》記載，唐宣宗時，徐商守蒲州，有兵士千人，“襞紙為鎧，勁矢不能透”。用紙製作的鎧甲，竟然連箭都射不穿，足見其柔韌。另有《真文公文集·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記載，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上樞密院的奏摺中稱：“所有本寨軍器都稍足備，但缺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有鐵甲百副，今當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軍換易紙甲。”在今人看來，用紙甲防禦刀箭簡直不可思議，但從真德秀的奏摺來看，紙甲的防禦能力還要優於鐵甲。
第二是重量輕。
第三是成本低。紙甲的主要原料是柔韌的紙。官方通常是以“遠年賬籍”提供給制造方製作紙甲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廢物利用。
郭家保存的就是一套祖傳下來的紙甲。據代代相傳的說法，那是郭家那位最先開創武將之路的高祖在福建抗擊倭寇時所使用的。最後，傳到了現在的嫡系子孫郭窮文手裡。郭窮文將這副紙甲視為至寶，特地請人制作了一個立櫃，一年到頭珍藏於櫃，秘不示人。只有在交過大暑節令後的半個月中的某一個高溫時日，方從櫃內取出，掛在屋裡透氣吹風。這天，郭氏家族在滬各家的當家人無論有什麼重要事情都須改日，穿上正裝來戴家宅郭窮文家聚會。宴請結束後，賓主進到屋裡，對著紙甲舉行一個簡單的拜祭儀式。對於郭氏家族而言，這副紙甲已經被視為那位武將高祖的化身。根據他們老家的風俗，舉行這種儀式時必須關閉門窗。
公安方面查明這一情況後，對郭家的這種做法表示理解。前往銀行向郭窮文調查的警察理解郭窮文對這副紙甲的那份感情，同時也意識到這是一件珍貴文物，從古董角度而言價值也是非常驚人的，所以，接受了郭窮文請警方對此嚴格保密的請求。西馬街派出所根據分局的指示，特地在全所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要求全體民警對此守口如瓶。後來，當初反映情況的那個群眾前來派出所詢問事情的進展，派出所民警也未透露真情，而用另外的理由將其打發走了。
郭窮文對派出所的做法很是滿意，在1954年盛夏的那次家族聚會上談及此事時曾不勝感慨地表示：共產黨的警察跟國民黨的警察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還是共產黨好啊！有共產黨執政，咱們家的這副紙甲足可安矣！
眾親屬紛紛點頭，但還是提醒郭窮文必須一如既往地嚴格保守紙甲機密，謹防外人知曉後傳散開去，一旦被歹人知曉，後果就難以預料了。
這番討論結束後不到一個小時，就發生了令賓主十餘人瞠目結舌的一幕——
賓主吃過酒席後，和往年一樣進到屋裡，在一臺老式美製電風扇的吹拂中，對紙甲進行了一番簡單的拜祭儀式。儀式結束後，眾人已經大汗淋漓，郭窮文的大兒子小彬忙不迭去開門。門開處，只見三級臺階下的磚地上竟然站著一個男子！眾人瞠目結舌，不知這是什麼人，更不知他是怎麼進入院子的。郭窮文回過神來，一瞥大門，竟然還是好好地關閉著，於是脫口喝問道：“你是誰？怎麼進來的？”
這男子三十多歲，穿一身黑色香雲紗衣褲，頭戴一頂白帆布太陽帽，手執一把長長的摺扇。他朝郭窮文拱手道：“是郭窮文先生吧？久仰了！鄙人姓王，賤名曾，特從蘇州來滬拜訪郭先生。”這人這副打扮，又說一口軟綿綿的蘇州話，使人很容易將其跟唱書先生（即評彈演員）聯繫起來。
眾親屬也回過神來了，有人喝問：“你是怎麼進來的？這大門本來是關著的。”
王曾微微一笑：“本來是關著的，現在還是關著的，主人的秘密不會洩露出去的。至於鄙人，自有進來的辦法。這不是此刻要談論的。鄙人從蘇州趕來，是想跟郭先生單獨談幾句話，不知先生是否應允？”
另一個親屬說：“你私入民宅，已經犯了律條，先跟我們到派出所去一趟吧。”
這話得到了眾親屬的贊同，但郭窮文馬上擺手——去派出所什麼的，七嘴八舌還不是立馬傳出去？“且慢！王先生想跟我談什麼？此刻可以當眾說說嗎？”
“不能！”王曾態度堅決地搖頭。
郭窮文稍一考慮，指了指院子一側的葡萄架：“我們到那裡去談吧。”
王曾向郭窮文自我介紹說是在蘇州開古玩店的小老闆，然後出示了營業執照，以及一份蘇州當地派出所出具的來滬收購民間古董的證明。這樣，郭窮文馬上意識到這位仁兄是來向他商讓紙甲的。果然，王曾開口就談這個話題。郭窮文立刻搖頭拒絕：“這事沒什麼談的，要紙甲就等於是要我的命，你說我會把性命送出去嗎？”然後，就下了逐客令。
原以為這人還要糾纏一番，但王曾倒很爽快，點頭道：“恭敬不如從命，那鄙人就告辭了。”說完，向在場眾人逐個點頭致禮，轉身而去。
王曾一出門，郭窮文立刻把大門鎖上。這時眾親屬早已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說得最多的是這人怎麼進來的。郭窮文分析說，大門上裝的是司必靈鎖，可能是我的小兒子先前進進出出搞人來瘋時沒把門關嚴。議論的第二個問題是這人是怎麼知道郭窮文持有祖傳古紙甲的，沒議出個結果。眾親屬於是關照郭窮文今後得加倍小心。
郭窮文說即使沒有今天這位不速之客登門求購之事，我也一直小心著。這副紙甲，除非強盜明火執仗闖到家來搶劫，其他途徑是根本甭想得到的。如今是新社會，強盜上門搶劫的情況已經不可能發生了，所以請諸位親屬放心，紙甲準保永遠太平。
這句話說了不過兩個月，紙甲就被盜了！
二、鑰匙之謎
郭窮文的妻子沈文秀是家庭婦女——如今稱為“全職太太”。9月24日下午，大兒子小彬上學去了，還沒到入學年齡的小兒子小景有點咳嗽，她就領著去了趟醫院。從出門到回家也就不過半個多鐘頭時間，案子就發生了。
母子倆回家時，院門、屋門都關得好好的，甚至連那口放紙甲的鐵櫃也看不出有什麼兩樣，當時沈文秀根本沒有發現家裡已經遭竊。直到郭窮文下班回家後，在等著吃晚飯的當兒，像往常那樣用鑰匙打開鐵櫃看那寶貝紙甲是否在時，這才發現已是一口空櫃子！
郭窮文二話不說，立刻奔派出所報案。西馬街派出所值班警員聞訊自是吃驚，他們是知道郭家這副紙甲的珍貴程度的，尋思這等大案憑派出所是對付不了的，就立刻向邑廟分局打電話報告。分局值班領導當即親率四名刑警趕到戴家宅郭家，這時，已經下班回家的派出所所長老周也帶著兩名警察趕來了。
刑警勘查現場，不禁暗暗吃驚：院門、屋門、鐵櫃門全部完好無損，現場竟然沒查到一枚指紋、一個腳印！看來，竊賊是一個精於此道的老手，作案後迅速消除了所有痕跡。
郭窮文向刑警反映了相關情況，關於紙甲本身就不說了，因為之前警方已經調查過了。他主要反映了兩個月前親屬聚會那天有個不速之客登門求購紙甲之事，之後他立刻自己動手調換了鐵櫃上的鎖具，鑰匙晝夜不離身，每天早晚兩次開櫃查看紙甲在否。刑警又向沈文秀瞭解當日情況，得知她當天就是下午領小兒子去醫院時出過一次門。於是，刑警確定了紙甲失竊時間：就在當天下午兩點到兩點三刻之間。那就查吧，看是什麼樣的傢伙登過門。
戴家宅雖然不是熱鬧處所，但郭家門前的那條名叫三臺街的馬路上這個時段基本上家家都開著門有人在的，刑警於是立刻向郭家的鄰居瞭解是否有人登門。郭家的對面是一大塊空地，當時無人待著，失去了一個最易於看見登門者的機會；其他鄰居家裡倒是有人在的，門也開著，可是，問下來各家都說沒有留意。刑警於是懷疑竊賊是從郭家後面院牆上爬進來的。這時天色已黑，但刑警還是打著手電仔細查看了後院牆。院牆跟前面一樣，是用竹子編織的籬笆，頂端是兩米多高參差不齊的竹子尖梢。要想攀越這種竹牆，即使使用梯子，也必得在上面留下痕跡，甚至扳斷細竹梢，所以是很容易發現的。可是，刑警檢查下來，沒有發現任何有人接觸過的痕跡。於是，就排除了從後院牆攀越而入的可能。
邑廟分局決定對該案立案偵查，向失主詢問失竊物品價值時，郭窮文說這是無價之寶，沒法說出價值的。刑警便連夜給上海市博物館打電話諮詢。博物館值班人員是行政幹部，說不出個所以然，便給了刑警一個電話，讓直接向該館的一位研究古兵器的專家詢問。電話打去，老專家大吃一驚，說上海竟然還有人收藏著紙甲，而且是明代的，這可不得了啊！刑警請教紙甲的大致價格，以便判定案件級別。老專家說，明代的紙甲是珍貴文物，這個價格目前是無法估計的，因為沒有可比較的其他對照物。你們一定要我說，我就只能比照前不久經手估價的一柄明代古刀來說了，那把古刀我估了兩億八千萬元人民幣（即第一套人民幣，下同）。明代古刀目前國內已經發現了多把，而明代的完整紙甲還沒發現過，紙甲遠比古刀難保存，因為沒有哪個古墓裡會有紙甲的，你們自己去估計價格吧。
邑廟分局的刑警聽老專家如此一說，不禁大吃一驚，尋思這看來是一起大案了。根據公安部規定，刑事案件是有立案標準的，就盜竊案來說，案值多少算什麼案子（比如“普通案件”、“重大案件”、“特別重大案件”）都是有規定的，眼下這起紙甲失竊案，聽老專家的口氣，其價值似乎遠遠高於那把古刀，即使是和那把古刀價值相同，也早就超過盜竊案件中“特別重大案件”的標準了。因此，就不僅僅是上報市公安局了，按規定還得由市局上報國家公安部哩！當下，分局這邊不敢怠慢，當即向市局報告了。
市局方面當然不會含糊，當下立刻指示邑廟分局抽調精幹力量與市局派去的刑警組建聯合專案偵查組。當晚九時，一個由市局刑偵處兩人、分局三人、派出所兩人組成的七人專案組正式組建，由邑廟公安分局黨委委員錢琨擔任組長，市局刑偵處副科長支仕君任副組長。專案組連夜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對紙甲失竊案進行了詳盡的分析——
從該案的作案手段來看，這個案子比較特殊，其失竊情節可以用一個“奇”字來形容：其一，郭家的院門、屋門以及盛放紙甲的鐵櫃上的鎖具都完好無損，而紙甲卻被盜走了。竊賊作案從容鎮定，下手之後竟然還把所有痕跡全部擦拭掉，足見其是一個心理素質非常穩定、作案經驗老到的慣竊。其二，從對後院的竹籬笆牆的勘查可以排除竊賊從後院攀牆而入的可能性，因此，竊賊應當是從前面的大門（即院門）進入郭家的，他一進一出一共有兩次露臉的機會，可是，戴家宅那邊馬路上明明有多家住戶開著門窗，家裡有人在，卻沒有一人看到竊賊。尤其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根據失主郭窮文的介紹，以及那口用來盛放紙甲的鐵櫃的體積，這副紙甲所佔空間不小。雖然是紙做的，但畢竟是甲。它不是尋常的衣服，而是用紙和絹帛之類的東西一層層鋪疊成三寸厚，以一寸見方砸四枚銅釘的比例將其縮至一寸左右的厚度。據估算，如果竊賊拿麻袋來裝紙甲的話，得用一個大號麻袋才能裝得下，當然，這袋贓物的分量是很輕的。可是，不管是輕是重，竊賊拿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從郭家出來，而且從眾鄰居家門口的馬路上走過，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到，這不是奇怪得緊嗎？
專案組認為，正因為這個案子具有“奇”的特點，所以從另一角度來說，可能也是比較容易捕捉到線索的。因為，竊賊顯示出來的“奇”，應當是建立在熟悉情況的基礎上的。他如果不熟悉郭家的情況，就不可能正好在沈文秀領兒子去醫院看病的那短短半個多小時的時間裡下手。此外，從三處鎖具均完好無損這點看來，竊賊是使用了鑰匙的。而郭家大門、屋門的鑰匙僅夫婦兩人持有，鐵櫃鑰匙則只有郭窮文一人持有，而且是一年到頭不離身，連洗澡都掛在脖子上不肯拿下來。但是，竊賊卻偏偏就是有三道鎖具的鑰匙，他是從哪裡弄來的？儘管郭窮文再三聲稱他的鑰匙從不離身，沒有人有偷配一把的機會，但專案組認為有人可能在其沒有察覺的情況下偷偷取到了鑰匙，去找個鎖匠配製了。如果這種假設存在，那麼，竊賊也許就是郭窮文的熟人。這一點，跟前述之“竊賊熟悉郭家情況”也是相符的。
專案組於是決定，可以將有條件配製鑰匙的人作為排查的對象。這是偵查工作的第一個方向，還有第二個方向，那就是兩個月前在郭氏親屬聚會時不請而入的不速之客蘇州人王曾。專案組對這兩個方向的調查作了人員安排，錢琨率小許等三名偵查員負責調查鑰匙情況；副組長支仕君和兩名偵查員老陳、小黃前往蘇州調查王曾。
調查鑰匙的一路，先對情況進行了分析：郭窮文在兩個月前親屬聚會後的次日，立刻去了中央商場購買了一把鎖具，拿回家後自己動手把原先的鎖具調換下來。新鎖有兩把鑰匙，郭窮文讓妻子用被稱為“玻璃絲帶”的綠色塑料細帶編織了一根漂亮的項鍊樣的圈圈，拴上了一個可放可取的鑰匙扣，把其中一把鑰匙穿進扣裡，掛在脖頸上，之後就從不離身，只有早晚兩次打開鐵櫃檢查紙甲時方才自己動手拿下來用一用，用畢立刻歸位。另一把鑰匙，郭窮文當場就用錘子加老虎鉗毀壞後扔進了後院的那口水井。這樣，如果有誰要在郭窮文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偷偷地取下鑰匙去請鎖匠配製的話，就有一個時間方面的限制：必須在白天進行，因為如果晚上趁郭窮文睡覺時偷偷取下的話，鑰匙即便拿到了，也沒法配製，因為鎖匠晚上是不營業的。所以，取下鑰匙的時間只有白天。
偵查員去了外灘郭窮文供職的銀行，跟郭窮文就偷配鑰匙問題交換了意見。郭窮文是一個思路清晰的人，他說自己昨晚想了大半夜，也想到了偷配鑰匙的可能性，已經對這兩個月來跟自己有過近距離接觸有條件獲取鑰匙的人作了回憶，想來想去除了自己家人外，再也沒有別人了。家人就是沈文秀和兩個分別為十三歲、七歲的兒子，他想來想去覺得沒有這種可能。
偵查員鄧海安說：“老郭你先別考慮是否有可能，還是把日子排一排吧。根據你上下班的時間來看，如果是家庭內部的人配製鑰匙的話，平時一週六個工作日是不可能的，你早上七點半離家，傍晚六點半回家，這兩個時間鎖匠都已經下班了，所以，只有在星期天下手。我翻了日曆，這兩個月裡到目前為止一共有九個星期天，你能不能把這幾個休息日白天在幹些什麼回憶一下。”
郭窮文點頭贊同，對著壓在玻璃臺板下的那張日曆卡片逐個星期天回憶，最後說這九個星期天裡，有三個是在銀行加班，其餘日子在家裡休息。但他想不通的是，如果有這種可能，家人又是通過什麼手段獲取鑰匙拿出去配製後又在他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重新放回去的呢？須知他白天是沒有午睡習慣的，這九個星期天他根本沒午休過；另外，自幼良好的家教使他養成了夏天即使在家也不會打赤膊的習慣，很難想象有人從他的衣服裡面取下鑰匙而不被發覺。
偵查員研究後，決定不管郭窮文本人是怎麼回憶的，還是按照正常的思路對此進行調查。所謂“正常的思路”，那就是去找鎖匠。四個偵查員分為兩路，分別跟郭窮文供職銀行和戴家宅兩處地點周邊地段的所有鎖匠逐個進行接觸。之所以只需調查周邊地段的鎖匠，是因為不管是銀行的同事還是家人偷配鑰匙，他們只能在最短的時間裡完成，以防被郭窮文察覺。
當時，上海公安機關已經把修鎖配鑰匙的鎖匠行當列入特種行業，所有鎖匠必須經公安局審查過後方可向工商部門申領營業執照。因此，一般說來，這些鎖匠都是比較靠得住的人，而且，作為特種行業從業者，他們跟警察打交道比其他行業的人要多，有的還跟刑警熟識。所以，這種調查就不必多費口舌，到了鎖匠的攤頭上，沒有廢話，開門見山就可以瞭解什麼什麼日子，是否有什麼什麼樣的人前來配製過櫃門鑰匙。
當時，根據公安局的規定，鎖匠對於配製鑰匙的情況都是有記錄的，不是對顧客進行實名登記，而是對鑰匙坯子進行記錄。因為鑰匙坯子當時屬於控制物資，只有鎖匠才能購買，他們在使用時也須進行記錄，以作為再次進鑰匙坯子的依據；而顧客是不能向鎖匠直接購買坯子的，以防偷配鑰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這種制度給偵查工作帶來了方便，兩路偵查員一共調查了十七名鎖匠，查閱了營業記錄，戴家宅那裡的七個鎖匠攤這兩個月的星期天均無人前來配製櫃門鑰匙；銀行那裡的十個鎖匠在這兩個月的工作日裡有人配製過櫃門鑰匙，但沒有偵查員感興趣的對象。
儘管鎖匠那裡未曾發現線索，但是，偵查員堅信竊賊肯定是使用鑰匙作的案，而鑰匙肯定是根據郭窮文的原件偷偷配製的。於是就出現了另一種猜測：竊賊會不會並未從郭窮文脖頸上取下鑰匙，而僅僅是瞅了個合適的機會用事先準備好的橡皮泥之類的東西偷偷壓了個印模，然後設法配製了鑰匙？
於是請來了分局治安科分管特種行業的老蘇，向其當面請教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老蘇說，根據規定，鎖匠是不能向拿著橡皮泥之類的東西前來配製鑰匙的顧客提供服務的，如果出現這種顧客，不但不能提供，還要當場將其扭送公安局，因為這種行為背後肯定隱藏著違法犯罪預謀。
那麼，是否可以自己購買了工具偷偷在家裡配製呢？老蘇說工具無非就是小型臺虎鉗和一套被稱為“什錦銼”的微型銼刀，這兩種工具市場上是公開出售的，北京路上有好幾家五金商店都有賣的。問題是我們對於鑰匙坯子的供應是嚴格控制的，鎖匠不能向任何顧客出售鑰匙坯子。如果說有哪個鎖匠違反這個規定的話，不但要吊銷營業執照，嚴重的還要負刑事責任。所以，沒有哪個鎖匠會這樣做。如果有，憑著你們這種調查也難以查到，因為既然他明知故犯，怎麼會向你們承認有這種情形呢？
老蘇的這番話相當於向四位偵查員兜頭潑了一勺冷水，眾人倒抽一口冷氣之後都意識到：通過鎖匠查摸線索恐怕沒指望了。
三、私刻公章
與此同時，赴蘇州調查王曾的工作也已經開始進行了——
不能不佩服郭窮文的眼力和記性，那天蘇州古董商王曾登門求購紙甲的時候，出示了一紙當地派出所的證明，王曾並未把證明遞給郭窮文，而只是展開後讓郭窮文的目光在上面稍一瀏覽。但郭窮文就在那極其短暫的幾秒鐘時間裡，不但看清了對方的姓名確實叫王曾，而且還辨認清楚了那枚底下落款處不甚清晰的印章，是蘇州觀前街派出所的。案發後，郭窮文向偵查員這麼一說，赴蘇州調查的那一路支仕君、老陳、小黃三人就省力多了。
三個偵查員抵達蘇州後，直接去了觀前街派出所。可是，派出所一查今年七月間開出去的證明存根，卻沒有找到“王曾”這個名字。偵查員正擔心郭窮文會不會看錯了的時候，派出所的一個民警已經叫起來了：“別是假證明吧？”
那麼，觀前街派出所的管段裡是否有“王曾”這樣一個居民呢？派出所長這天去分局開會了，便由指導員出面把本所的戶籍警召集來。當下，就有一個姓姜的戶籍警說他知道這麼一個人，是屬於他那管段裡的。
王曾，蘇州本地人，出身商人家庭，其已故老爸王幼昌是蘇州城裡有點名氣的古董掮客，就是現在稱之為“中介人”的那個行當。王幼昌對古董鑑定很有研究，晚年被蘇州古玩業尊為十大鑒定師之一。儘管蘇州當時只能算是中等城市，但鑑於其悠久的歷史，民間的古董收藏風一直很盛，對於歷代古玩能夠說得出子醜寅卯的人可以車裝舟載，所以，被行業尊為十大鑒定師的角色肯定是一流專家級人物了。王幼昌後來自己開了一家古董商店，憑其鑑定古玩的名氣，本來發展前景應該是蠻燦爛的，他確實也經營得很好，還盤算著以後要到上海、南京去開分號。可是，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1948年夏，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把王幼昌的店鋪連同住房燒了個精光，還殃及了鄰居，店裡的那些古董當然也付之一炬了。王幼昌本就患著心血管毛病，當下急火攻心，一口氣沒上得來，當場死亡。
王曾初中畢業後一直跟著老爸跑街做中介，後來老爸開了店又做了店員。十餘年下來，其鑑識古董的本領也非同一般，當然，距其老爸那樣的行業榮譽還差得遠。破產後，王曾就回到了王幼昌當時的起點，做起了古董掮客。在掮客方面，他做得還是比較成功的，只短短五年時間，就積蓄了一筆錢鈔。他一心要走老爸未曾走完的道路，便於去年在福茂巷開了一家只有一個門面的小小古玩店鋪，用的還是當年王幼昌的字號：鑑真齋。
在戶籍警老薑的印象中，王曾是一個有點膽小的人，家庭出身和本人雖然不是無產階級（當時成分是很重要的），但也算不上剝削階級分子。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其表現也屬不錯，公安找他調查反革命分子的歷史情況，他如實提供；街道找他買愛國公債，他如數認購；工商局、民政局勸募，他響應。在經營方面，也沒聽說有過欺矇拐騙的劣跡。可是，現在怎麼竟然弄出了一樁假證明的事兒來了？
偵查員聽了老薑的介紹，稍一商量後，支仕君說：“要不，先請姜同志把王曾叫到派出所來，瞭解一下關於假證明的事兒，然後再調查是否涉案。”
老薑是個留用警察。解放伊始新政權公安機關留用了一些舊警察，之後幾年裡漸漸清理，到1954年時留下的已經不多，都是歷史清白、老實可靠、精通業務的。當下，他略一沉思，給偵查員出了個主意：“你們看是不是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王曾是否有作案時間？以便傳喚過來後你們心裡可以有個數。”
支仕君等人採納了老薑的主意，於是就請老薑去了解。老薑去了一趟“鑑真齋”所在的街道居委會，只用了半個小時就查明昨天王曾開的這家古董鋪子沒有開門，門板外面貼著一張紙條，上用毛筆寫著：本店因故歇業一天，敬請光顧者見諒。店鋪關門，那說明王老闆不在。他去了哪裡？這需要王曾當面向偵查員說明了。
於是，老薑就重新去了一趟居委會，請治保委員通知王老闆去一趟派出所。王曾接到通知，神色平和，因為當時開古玩店鋪的經常會有警方人員向他們瞭解情況，有時警察登門，有時請老闆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局，都是瞭解是否有人銷贓，或者請他們鑑定收繳的古董，以確定案值。所以，這回王曾也不疑有他，把店鋪交給店員看管，很快就到派出所了。
觀前街派出所的警察幾乎都認識王曾，他進門後跟好幾個警察打招呼，有的還停下來說了兩句閒話。然後王曾看到了指導員，便問是誰找我，得知是戶籍警老薑找他有事，只道還是以前那樣的事兒，就神情輕鬆地按照指導員的指點進了放著一張破乒乓球檯的活動室。王曾的一雙眼睛還是有點眼力的，不但擅長辨識古董，也很能察言觀色。當下一進門見裡面坐著的除了老薑，還有三個穿便衣的精幹漢子，看他的臉色似乎跟以前幾次來找他了解情況或者鑑定古董的時候有所不同，迅速往桌上掃了一眼，也沒有古董放著，心裡便有點嘀咕了。但他也算是個老江湖了，當下就“呵呵”笑著跟老薑招呼：“姜同志，是您找我？”
老薑淡淡地說：“王老闆啊，在觀前街這一帶，人們都說我老薑這雙眼睛很厲害的，是不是？沒想到這次可是看走眼了，我看你平時那副樹葉掉下來也像是生怕打破頭的樣子，一向以為你是個老實人，沒想到你的膽子大得可以啊！”
王曾神色大變：“我？我怎麼啦？”
“你說怎麼了？你自己說吧。你在上海做的事兒犯啦……”
王曾的臉色一瞬間變得蒼白如紙：“姜同志……這……這話從何說起呢？”
老薑手裡像是變戲法樣的不知怎麼多了一副手銬，往乒乓球檯上一扔：“這，得你自己說嘛。解放好幾年了，天天在宣傳，人民政府的政策你應該是知道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介紹一下，這是上海市公安局來外調的刑警……”
王曾忽然舉手抽打自己的臉孔：“我糊塗！我鬼迷心竅了！我……”
支仕君三人見狀便知有戲，支仕君拍了下桌子，一聲低喝：“停！說——你在上海乾什麼了？”
王曾涕淚齊下：“我糊塗！我交代！我請求政府寬大！”一邊哭嚎著，一邊竟然就雙膝著地跪了下來，還想磕頭。
老薑一把將他扯了起來：“這一套就免了，老老實實交代才是真的。”
王曾於是開始交代，他的交代很簡單，也很使偵查員失望：他交代的是私刻觀前街派出所公章後去上海向郭窮文求購紙甲之事。
於是，偵查員就要問他：那你昨天關門歇業上哪兒去了？
王曾說他昨天是去崑山給老丈人祝壽了，老丈人八十大壽，他這個女婿肯定要去祝賀一下的。不信，你們可以去調查，昨天那裡有那麼多人都看到我的。
那麼，到上海去找郭窮文求購紙甲又是怎麼回事呢？你是從哪裡知曉郭窮文有紙甲的，又是怎麼知道郭窮文住在上海邑廟區戴家宅的？
王曾說，關於郭家有一副祖傳紙甲的話頭，早在他父親王幼昌在世時就已經聽說了，至於他父親是從哪裡得來的消息，他沒有問過。記得父親說起紙甲時，感嘆說這是一件值大價錢的古董，因為紙甲容易受潮發黴，即使保養得法不使其發黴，由於細菌侵蝕的原因，紙甲也很容易發黃發脆，最後還是損毀。所以，儘管大約從南北朝開始我國每個朝代都會製作較多數量的紙甲，但是能夠流傳下來一直完好無損地保存到現代的好像還沒有聽說過。郭家的那副紙甲能夠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可能是其祖上將其在某種由中藥熬製的藥汁中浸泡過，據說經過這樣處理的紙甲就可避免黴變、發黃、發脆。
王幼昌曾告訴兒子，郭家的這副紙甲，他曾經親眼看到過一次。那是盧溝橋事變發生的前三四個月，他應一位在國民黨軍界擔任重要職務的郭姓將軍之邀，前往上海郭家進行遊說。那位郭將軍也是郭氏後裔，他很想把紙甲轉移到自己手裡，於是就準備了幾件名貴古董字畫，邀請了包括王幼昌在內的三位古董鑑定師前往上海郭家遊說交換之事。當時見到的是郭窮文的父親郭必襄，雙方談到最後，留給郭將軍的只是大失所望。但郭必襄看在郭將軍也是郭氏後裔的份兒上，把紙甲拿出來給他們看了。
至於這次促使王曾赴滬求購紙甲的誘因，是三個月前他遇見的一位名叫宋天石的老翁。宋天石是無錫的一個資本家，喜歡收藏古玩，尤其喜歡收藏古代兵器。早在王幼昌在世時，他就經常從無錫趕來，或請王老闆鑑定古董，或託購指定的某件古兵器。王幼昌去世後，他不知王曾也在幹這個行當，之後就沒再聯繫。三個月前，宋天石來蘇州，在觀前街一帶四處轉悠著搜尋古董時，無意間闖進了“鑑真齋”，雙方同時認出了對方，於是便到附近的“松鶴樓”去飲酒敘談。兩人儘管年齡相差甚大，但都是古董愛好者，自然三句話不離本行。王曾無意間說到了當年老父曾經提起過的郭家紙甲，老爺子聞之大感興趣，當場提出願斥巨資求購紙甲，請王曾大力促成此事。如若成功，他願以成交價百分之十的比例向王曾支付佣金。
王曾怦然心動。這副紙甲，以郭將軍準備用以交換的那幾件古董字畫的價值來估計的話，當時的價格大約是一百五十兩黃金，現在郭家如果肯出讓，即使豬肉當豆腐賣，也不會少於一半，那就是七十五兩黃金。以解放後黃金九十六萬元一兩（十六兩制老秤）計算，那就是七千二百萬元，十分之一的佣金就得七百二十萬元。七百二十萬元是一個什麼概念？在蘇州城裡可以購買一套兩上兩下、建築質量不錯的私房了。介紹這樣一筆生意就是一套房子，這樣的好事世間會有，但肯定不多，此刻讓王曾碰上了，哪有伸手往外推的道理？
宋老爺子見有希望，當即掏出一沓鈔票：“這是八十萬元，你先拿著作為活動經費——這跟成交與否沒有關係。如果你同意，我們就寫一份合約。”
於是，兩人就訂立了一份合約，王曾收下了那筆活動經費，開始考慮怎樣做成這筆生意。首先，當然是要到上海去找到郭家。老父當年沒有說過郭家的地址，只說在靜安寺附近。不過，王曾有辦法，他記得老爹當年拿出過一張照片給他看，那是在上海郭家門口和郭將軍等人的合影。他相信憑著這張照片是可以找到郭家住址的。
不過，問題也同時出現了：郭將軍當時是穿著國民黨軍隊的將官制服前往郭家的，現在已經解放了，這張照片向別人一出示，別說打聽郭家住址了，只怕立馬就會引起人家的懷疑，只有扭送派出所的份兒。所以，這個問題要設法解決。王曾想了好一陣，最後想出了一個法子：偽造一紙觀前街派出所的證明，說明他是蘇州這邊的守法古董商人，前往上海收購古董，如遇困難，希望得到有關方面的協助。
主意打定，王曾就著手實施。對於一個從小就習練書法、篆刻且精通古董鑑識的行家來說，偽造一枚公章應該說是一樁非常容易的事情。王曾不但偽造了一枚派出所的公章，還在整條肥皂上刻了“蘇州市公安局觀前街派出所”字樣，用紅色印泥蓋在白紙的上端，作為派出所的信箋紙。試了試，效果甚好，於是，王曾手裡就有了一紙可以以假亂真的派出所證明。
然後，王曾就去了上海，憑著這紙證明拿出那張舊照片找靜安寺一帶的市民打聽郭家的宅第。郭家住的是花園洋房，那一帶的老市民都知道的。所以，只問了兩個人，就獲得了確切地址。可是，當王曾興沖沖趕過去時，卻傻了眼：地方是找到了，一眼看去跟照片上一模一樣，所不同的是大門口卻設了一個崗亭，裡面待著一個腰間佩著手槍的軍人！這是怎麼回事呢？王曾回過神來稍稍一想，猜測大概是軍方徵用了郭家的房子吧。於是就到旁邊弄堂裡向一個擺皮匠攤的老頭悄然打聽。皮匠老頭是一個樂意跟人攀談的人，馬上告訴他：郭家的房子賣給部隊了，現在這裡面住的是一個大官，聽說是當軍長的。
哦！那麼，郭家的人呢？
郭家老爺子已經過世多年了，日本人還沒投降的時候就走了。郭家少爺是在外灘銀行工作的，部隊買下他們的房子，聽說給了很大一筆錢呢，搬到邑廟區的戴家宅去了。
這樣，王曾就去了戴家宅。但他這一次卻未能找到郭家，因為在他的潛意識中，顯赫的郭家應該是住在類似靜安寺那邊的豪宅裡面的，雖然不一定仍是花園洋房，但最起碼得是高級公寓吧？可是，他摸到戴家宅一看，那邊別說高級公寓了，就是像樣的樓房也沒一幢啊，於是就想當然地認為弄錯了。這樣，王曾就結束了第一次查訪，返回了蘇州。
回到蘇州後，王曾反覆考慮，決定再去上海尋找。他依稀記得老爸以前曾提到過郭家少爺，大名好像叫郭窮文，還說這個名字起得極好，於是決定乾脆到外灘向一家家銀行打聽郭窮文其人。這樣一來，王曾也不需要拿出那份偽造的證明，只動了幾次嘴巴就問到了郭窮文供職於哪家銀行。然後，他就在銀行外面等候，因為像這等涉及近百兩黃金的古董生意，不可能在人家單位裡洽談。他得先跟蹤郭窮文知道他住在哪裡，然後選一個星期天登門造訪，一次不成就兩次，兩次不成就三次，反正幹這一行憑的就是超強的水磨功夫和三寸不爛之舌。就這樣，王曾終於知道了郭窮文的住址。還是在戴家宅，如果不是親眼看見郭窮文確實是進了那個竹籬笆院子，他怎麼也不敢相信郭家大少爺竟會選擇這種房子作為居住地。
然後，王曾就正式開始行動了。他選擇的那個星期天，正好就是郭家舉行聚會的那天。他通過外面的竹籬笆縫隙向裡面窺視，那班人剛吃完酒席往屋裡去，然後就把屋門關上了。王曾不知他們這是想幹什麼，就在外面等候。等了好一陣還不見他們開門，熱得不耐煩了，就去敲門，沒想到院門原本就沒碰上，一觸就開了。於是他就不請自入，從窗戶縫隙中隱約見到了掛著供郭氏眾人拜祭的紙甲。當時，他是一陣激動，也明白了這些人待在屋裡是在幹什麼，正要退出回頭再敲門而入時，屋裡的儀式結束，門打開了。於是，王曾就被迫在這個極不適宜的時間、地點跟主人見面。他生怕引起郭窮文的懷疑，倉促之中就拿出了偽造的派出所證明。結果是預料中的，郭窮文拒絕了他，把他趕了出來。但王曾並不氣餒，準備過一段時間再次登門。這幾天，他正盤算著動身時，派出所找他了！
王曾交代完後，就回不去了，撇開他是否跟紙甲失竊案有染，私刻公章偽造公文（而且偽造的是公安機關的公文）就夠他喝一壺的。
偵查員隨即對王曾的交代進行核實，老陳、小黃去無錫找那個要求購紙甲的宋天石調查，支仕君則和派出所民警去“鑑真齋”及王曾住所進行搜查。兩路人馬調查的結果，證實了王曾交代內容的真實性。
線索就此斷了。
四、給戴笠開過保險箱的高手
專案組於是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一番七嘴八舌各抒己見的討論後，焦點集中到了一點上：根據之前的調查情況來看，如果排除了竊賊配鑰匙的可能性，那麼，竊賊是用什麼方式對付鎖具的？這個問題很好回答：看來是用開鎖工具打開那三道鎖具的。也就是說，竊賊本身就是鎖匠或者掌握開鎖技能的角色！
於是就請來一位中央商場的老法師作鑑定。在上海灘，被稱為“老法師”的，都是某個行業的頂尖級人物，這種人物同時又極諳人情世故，特會做人，只有具備這兩種條件的人，才會被公眾賦予這個民間光榮稱號。專案組請來的這位老法師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在開鎖方面的技藝如何？只說兩點即可：第一，從三十年代開始，上海灘的銀行或者富戶人家的保險箱櫃丟失了鑰匙，或者發生故障無法打開的，在考慮聘請相助的名單中，有一位肯定是他。他也煞是厲害，不管是哪個國家制造的保險箱，不管是使用什麼鎖具的，都能打開。第二，解放前，他是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和汪偽76號都掛號的人物。
老法師到場後，把大門、屋門、鐵櫃上的司必靈鎖都拆了下來，帶回中央商場，當著兩個偵查員的面作了鑑定，得出結論：三把司必靈鎖的鎖芯銅質彈子上都留有開鎖專用工具的細小劃痕，可以確定都被某種開鎖工具打開過。
偵查員向老法師請教：您看這個用專用工具開鎖的人水平如何？
老法師說：水平還可以。
被老法師認為“水平還可以”的人，在上海灘的鎖匠中起碼屬於中等偏上了。這對於專案組來說，追查的方向就明確了，範圍也縮小了：竊賊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具有相當水平的開鎖技能，二是應該就住在附近，否則是無法在沈文秀離家的那半個多小時裡作案的。那就按照這兩個條件在戴家宅這一帶查吧。
第一個被列入懷疑對象名單的是“徐記棺材店”老闆徐勝成。
在經營棺材這一行中，徐老闆應該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物。一般開棺材店鋪的，自己都是木匠出身，但徐老闆卻不是木匠出身，甚至也不會幹任何木工活兒。徐老闆的拿手活兒是金工，尤擅舊時被滬上市民稱為“外國銅匠”的鉗工。徐勝成是浙江慈溪人氏，出身貧苦農民家庭，十二歲就到上海灘來學手意，學的就是“外國銅匠”。十六歲滿師後，離開學藝的那傢俬營小作坊，考進了江南造船所。他在這家全國著名的工廠裡待了二十年，成為一名具有技師級技藝的金工師傅。一般來說，端手藝飯碗的，技術水平到了這一步，下半生的吃用開銷、養家餬口就可以全部靠在這雙手上了。資本家剝削得再厲害，也餓不死你的。可是，徐勝成這時卻突然決定辭工，自己開了一家棺材鋪。據說，這個令人不可思議的決定的背後，隱藏著一個徐老闆本人不肯向人吐露的秘密。
到1954年，徐勝成的這個棺材鋪子已經開張十年了。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角色，儘管他本人不會幹木工活，也沒有學一學的打算，但在他管理下的那幾名僱工，按照其對於金工商品的理念打造出來的棺材，不敢說滬上數一數二，也足可揚名全市。所以，“徐記棺材店”的生意一向很好，雖然地處被稱為“下只角”（貧窮落後地段）的戴家宅，但戴家宅這邊的住戶家死了人是買不到“徐記棺材店”的貨的，該店的生產任務都給“上只角”一些富戶的壽材訂單排滿了。按說，徐老闆這十年做下來，應當是有一些積蓄了，但他看上去還是有點拮据，家裡伙食一般，子女終年穿著打補丁的衣服。
徐勝成被列入懷疑對象的原因，除了上述他具有技師級的金工手藝之外，還因為他經常對人發出由衷的感嘆：“哎——常言說得好：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幾時能弄筆橫財發發就好了！”這句話已經成了徐老闆的口頭禪，戴家宅這邊幾乎人人皆知，連剛背書包上學的幼童也會一字不差地複述他這句話。
這樣，徐老闆除了具備“有開鎖技藝”、“住在附近”這兩個條件外，連作案動機也具備了，於是，他就被列入了懷疑名單。之所以說“懷疑”而不稱“嫌疑”，因為專案組對此意見不一，有三個偵查員對於徐勝成是否涉案是有異議的。
偵查員鄧海安、小許前往“徐記棺材店”，徐勝成不在店裡，學徒說老闆一早就去附近茶館喝茶了，還沒回來，還說天天都是這樣的。這時已是上午九點，一個手藝人能夠過著這等悠閒的日子，那還真是令人羨慕。徐勝成不在也好，偵查員正好向那幾個木匠和學徒瞭解。問題很簡單：9月24日那天下午，你們老闆在店裡嗎？
一個看上去年歲比較大的木匠立刻回答，比偵查員的提問還要簡單，只有一個字：在！
這使人有點失望。當然，偵查員不是那麼好打發的，下面還有問題：在幹什麼？
另一個木匠回答：“他在店堂裡坐著喝茶呢。我們大家都看到的，整個下午沒出去過。”
偵查員掃視眾人：“是這樣嗎？”
大家都點頭。
沒戲了！告辭吧。
偵查員往外走的時候，小許發現有一個年輕木匠在朝他暗使眼色，於是心裡一動：難道這些人在說假話？徐勝成那天並不在店裡？
考慮到這個木匠以後的處境，偵查員沒當場作出反應，無事一般地離開了。出了門，走出一段路後，小許對鄧海安說：“剛才有一個年輕木匠在對我們使眼色，你看見了沒有？”
鄧海安一個激靈：“是嗎？”
兩人回去向專案組長一彙報，錢琨說：“看來這裡面有戲，另外去兩個人盯著棺材店，等那個木匠下班回家時悄悄問一下是怎麼回事。”
悄然瞭解的結果是：徐勝成那天並不在店堂裡，因為這個姓隋的木匠在後面工場間幹活時，曾幾次到前面店堂來取東西，一次也沒有見過徐老闆。最後一次時，正好有人來找老闆，學徒小汪說老闆出去了，不在。
這就有問題了：明明徐勝成不在店裡，那幾位工人為什麼一口咬定在呢？
再查！選定學徒作為突破口，讓居委會幹部找了個由頭將那個告訴人家老闆出去了不在店裡的學徒叫到了居委會，由偵查員詢問。這學徒還不到十八歲，膽子有點小，偵查員說了正題，還沒開口嚇唬他，就已經害怕了，連忙說了實話：老闆確實不在店堂裡，不過也並沒有出去，而是在後面倉庫裡待了一個下午。
偵查員不解：在倉庫裡幹嗎呢？
在打牌——就是搓麻將，跟隔壁菸紙店唐老闆他們幾個，他們經常湊在一起玩牌的。
偵查員於是就明白了。解放後，人民政府發佈了通令，規定嚴禁賭博，違者輕則批評教育，認錯悔過；重則勞動教養，判刑改造。派出所的一項職責就是管這類事兒，幾次三番整頓下來，上海灘基本上已經沒了賭博活動，麻將牌也全部上交銷燬。沒想到這個徐老闆的賭癮竟然這麼大，甘願冒著違法的風險也要偷偷摸摸進行。棺材店的其他幾個木匠、學徒，肯定都是知曉老闆在幹什麼的，故意為其作偽證。他們沒想到這個偽證如果作成功，那徐老闆面臨著的懷疑就大了。
偵查員二話不說，立刻通過派出所對徐勝成等人依法傳喚。分別與四人談下來，證實了那個學徒反映的情況。徐老闆順帶還交代了那個使人長期不解的秘密，為什麼高級技師不做而辭工開棺材鋪？原來，他嗜賭成性，不單是賭博，平時上班有空閒時也喜歡跟工友打賭。那次，他跟人打賭輸了，賭的竟是辭了工去開棺材店。工友們其實也並未當真，但大家湊在一起難得碰到這種事情，總要起鬨鬧一下的，紛紛叫著讓徐勝成辭工開棺材店。碰上這種尷尬情況，頭腦活絡點的就打個哈哈，然後找家館子請次客就擺平了。可是，徐勝成是一個特別較真的人，他二話不說次日即辭工，半個月後，棺材店已經開張了。
專案組是不管賭博的，就把徐勝成四人移交派出所處理了。這條線索斷了以後，專案組長錢琨很是著急，就和副組長支仕君兩人去西馬街派出所瞭解情況，想請派出所民警想想看，管段內還有誰具有高級鎖匠的本領。
專案組領導的設想是召集西馬街派出所的全部戶籍警聚在一起開個座談會，請他們當場排查各自管段裡的情況。兩人抵達後跟派出所長一說，所長說行，我馬上通知戶籍警到所裡來開會。當時的戶籍警平時一般都是泡在下面辦公的，居委會又沒有電話，所以得派人騎著自行車一個個居委會地跑。這是需要一點時間的，這段時間錢琨、支仕君兩人就和所長、指導員一起閒聊。正說著話，來了一個不速之客——蓬萊公安分局治安科民警老苗。
老苗在蓬萊分局治安科分管的是特種行業，已經管了三年多，對蓬萊區特種行業的情況很熟悉。他跟戶籍警一樣，分局裡雖然有辦公室，但平時基本上一直是騎了輛破自行車在外面轉來轉去的，不是泡在居委會，而是從這家旅館轉到那家旅館，中間路過印刷所、刻章店、修鎖配鑰匙的攤頭，就坐一坐，跟人家聊一陣。許多案子的線索，就是被他通過這種方式發現的。所以，老苗年年都被評為先進，去年還入了黨。
老苗此番是到西馬街派出所來了解一樁事情的，他跟所長老周等人很熟，跟錢琨、支仕君也相識。眾人見老苗來了，都想起他是管特種行業的，對於鎖匠方面的瞭解大概會比他們多些，於是就有人開口請教：老苗你知道戴家宅附近這一帶有誰掌握開鎖技術嗎？
老苗是不知道紙甲失竊案的，但憑經驗見錢琨、支仕君這樣的角色待在派出所肯定是有重要案子在辦的，他聞言後的反應是伸出手來：“香菸！”
錢琨等人一喜，抽菸的不約而同都掏出了自己的香菸，老苗眼睛一掃，抓過了支仕君的那大半包“大前門”（這在當時屬於高檔煙），抽出一支點燃後叼在嘴上，順手把大半包煙放進了自己的口袋，然後把手很隨意地朝門口方向指了指。
眾人面面相覷：“老苗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苗說：“我剛才進來時，看見派出所對面的小學門口有一個挑轉糖擔的人停下來設攤，我指的就是這個人。”
所長反應過來：“轉糖擔？你說的是那個一年四季剃著光頭的‘轉糖馬’？”
轉糖擔是一種集娛樂、商業以及最小的賭博成分於一體的個體經營方式。經營者挑著一副擔子，上面設置著轉盤，轉盤上畫著各種花花綠綠的圖案，每個圖案上面都寫著不同的字，大約六成寫的是“無”；其餘四成寫著“有”。有“有”字的圖案上畫著不同的東西，從一顆糖果、幾粒五香豆、泥塑玩具一直到熱水瓶，這就是獎品。想去撞一下運氣的人向攤主付過零錢後，就可操縱上面的機關，指針一番轉動後，停在哪個位置，就獲得什麼結果。在戴家宅這邊經營轉糖擔的這個光頭男子姓馬，已經經營了兩年多，居民都稱其“轉糖馬”。
“轉糖馬”的戶口不在西馬街派出所的管段，甚至也不在邑廟區。他家住蓬萊區，跟戴家宅相距不遠，所以，他就把以前沒人來做轉糖擔生意的戴家宅作為其經營領地。因此，西馬街派出所是不知道這人情況的，看他那副體形剽悍、終年光頭的模樣，沒人會將其跟開鎖這樣的精細活兒聯繫起來，所以，之前排查時誰也沒有想到此人。
但此刻老苗開口一介紹，在場諸君就都不由得要對“轉糖馬”有一個重新認識了——
“轉糖馬”名叫馬純芝，回族，早在一百多年前其祖上已經在上海定居生活了。“轉糖馬”於1915年出生於上海的一個開清真飯館的老闆家裡，家境還不錯，自幼就有讀書的條件，但他對於讀書並無多大興趣，經常逃學。不過，他跟其他逃學孩子不同的是，別的孩子逃學在外就是玩耍，他逃學卻不去玩耍，而是跑到附近的一家金工作坊去看金工師傅幹活。上學幾年來，每個學期都有逃學現象，但考試卻都能及格，所以老師雖然頭有點痛，但還是可以容忍。
到了小學畢業前，情況有所變化，“轉糖馬”逃學到金工作坊去就不僅僅是看老師傅幹活了，他在那些師傅的鼓勵下開始幹起活來了。不能不承認“轉糖馬”在金工方面的天賦，他一動手就顯得與眾不同，銼、鋸、敲、鑿竟然都幹得像模像樣，連鑽頭都磨得符合標準，比那幾位已經學了一兩年的學徒工竟還強些。金工作坊的那些師傅都誇他心靈手巧，說是幹這一行的大材。少年“轉糖馬”於是來了勁，乾脆就不去上學了，每天從家裡出來就直接到金工作坊，把書包一扔就找活幹，一直幹到放學才回家吃飯。飯後又趕來了，一直幹到作坊關門。
學校的老師不知這個學生為何多日不來上課，原本是要去家訪的，但清真館馬老闆實在過於客氣，老師每次登門必定放下手裡的活兒親自陪著說話，然後安排酒菜熱情招待。幾次下來，老師就不敢登門了。這回也是這樣，老師不敢登門，但總得管吧，於是就向眾學生打聽：馬純芝同學最近在幹什麼？於是就知道這小子在金工作坊不亦樂乎地做義務工。
老師於是就去金工作坊查看，果然見他的這位學生在那裡幹得滿頭大汗。眾師傅對老師說，這是一塊幹金工活兒的好料。老師氣得無話可說，也顧不上馬老闆的好客了，立刻奔清真館通報情況。馬老闆是一個當時少有的想得開的老爸，他跟兒子進行了一次正式的談話，又去了趟金工作坊跟眾師傅聊了一會兒，最後作出決定：讓兒子輟學學手藝。不過不可能在這家金工作坊當學徒，因為他覺得該作坊池子太小，於是，託了個關係把兒子送到一家機器廠當學徒，專門拜了個叫顧德璋的金工名師。
顧德璋是當時上海灘著名的“外國銅匠”，他的鉗工手藝還真是在德國學的。德國人的認真、細緻、鑽研勁頭是舉世聞名的，顧師傅也就特別擅長幹那些精細活兒，雕模具、刻鋼印、開保險箱鎖具之類的活兒是他的拿手好戲。馬純芝跟著顧師傅學了三年，出師時不過十六歲，但他的鉗工水平已經達到了一般老師傅的級別。
據說，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當年剛剛執掌復興社特務科（“軍統局”前身）在上海灘活動時，有一次開保險箱一不留神扭斷了鑰匙，斷的那截留在鎖眼裡。這可難煞了這個特務頭子，當時他手下還沒有那麼多特務，更沒有精通開鎖技術的特工。於是，只好讓人請鎖匠上門來開鎖。哪知，這口由德國軍事顧問贈送給蔣介石，再由蔣轉贈給戴笠的保險箱實在太保險了，斷在鎖眼裡的半截鑰匙倒是給取出來了，但開箱、配鑰匙這個高難度的活兒卻一連難倒了三名高級鎖匠師傅。這時，有人向戴笠推薦了二十二歲的馬純芝。戴笠聽說這人這樣年輕，就有些不以為然，但此刻也別無他法，於是就說讓這個小師傅來試試看。馬純芝趕到後，只用了十分鐘時間就在不損壞保險箱和鎖具的情況下打開了箱子，又配製了鑰匙。
戴笠大喜，當時就支付了一筆遠遠超出市場價的酬金，還把自己的一塊18K金錶送給馬純芝，另外，又拿出一張上印其化名的名片，簽上馬的名字後送給馬純芝，說今後在上海灘遇到什麼為難事，拿著這張名片去找有權勢的部門或者個人——比如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上海市政府、上海市黨部、黃金榮、杜月笙等，人家都會樂於替他解決。當時，馬純芝不知道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戴笠，只感到這人氣場很厲害，自信心極足。
戴笠由此對馬純芝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抗戰爆發，“軍統”在湖南舉辦特工培訓班，需要特種技能教官。戴笠馬上想到了馬純芝，電令上海“軍統”地下組織尋到馬後將其妥送湖南。但是，當時馬純芝去了寧波，特務未能找到他。由此，他在解放後也逃過了一劫。
戴笠送給馬純芝的那塊金錶，後來被馬純芝賣掉了，這倒沒給他造成什麼嚴重後果。出問題的是那張名片。這張名片他一次也沒有使用過，但也沒有想到銷燬，因為他始終不知道那個給他名片的人就是戴笠。但是，他不知道，有人是知道的，而且還知道戴笠將這樣一張名片送給過他，在上海解放後把這一情況向公安局舉報了。1950年“鎮反運動”開始，公安局就派員登門找馬純芝瞭解此事。馬純芝如實說了十幾年前的那段經歷，並應來人的要求找出了那張名片。名片給對方收下了，作為禮品交換，來人也拿出一件東西送給馬純芝，熱情地給他戴在手腕上——那是一副手銬。
馬純芝被關押了一年多，翻來覆去地訊問他給戴笠開保險箱以及那張名片和“軍統”請他去當技術教官的事兒，估計還進行了一些外調工作。而馬純芝跟戴笠確實就打了那麼一次交道，根本不知道對方是戴笠，後來讓他去當教官之事他是事後聽說的，應該跟他沒有什麼關係。人民政府是實事求是的，既然沒審查出什麼來，就把他釋放了。
馬純芝獲釋之後，不知出於什麼想法，不再當“外國銅匠”了，自己製作了一副轉糖擔幹起了轉糖營生，於是他就成了“轉糖馬”。但是，在公安局的檔案裡，他是被作為上海灘的開鎖高手（現在的說法就是專家）記載下來的，所以，老苗就將其登記入冊。不過從來沒有驚動過他，因為他獲釋後的這幾年裡，上海灘並沒有發生跟鎖具相關的特大案件，無論是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
而對於邑廟分局這邊來說，儘管“轉糖馬”的工作地點是在該區，但因為戶口不在本區，所以也就不清楚他是一個身懷絕技的開鎖高手了。
當下，錢琨、支仕君兩人聽老苗如此這般一說，頓時來勁，立刻返回分局專案組駐地向眾偵查員通報了這一情況，決定立刻傳喚“轉糖馬”。
可是，剛才還在派出所門口轉悠過的“轉糖馬”卻已經不見影子了！
五、峰迴路轉
“轉糖馬”白天一向是在戴家宅這一帶挑著擔子轉來轉去做他那小生意的，此刻還不到收攤的時候，怎麼突然就不見影蹤了呢？這主兒是認識老苗的，難道他看見老苗進派出所就做賊心虛，乾脆即刻拔腿開溜了？
偵查員小黃、小鄧、老陳三人奉命前往馬家去查看，進門首先躍入眼簾的是放在客堂裡的那副轉糖擔子。三人心裡頓時一涼：這傢伙果真溜了？於是就問其妻，答稱丈夫剛才匆匆回家，放下擔子，對她說要出去幾天，然後什麼東西也沒拿就走了。馬妻再三表示，丈夫並未對她說過去哪裡，她也沒問，因為她向來不過問丈夫的行蹤去向。
專案組於是分析“轉糖馬”的去向，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是認為“轉糖馬”涉案，並且可能就是竊賊，因為他完全具備竊賊“精於開鎖”和“熟悉郭家情況”這兩個條件，而他的突然離家出走則是畏罪潛逃。他原以為邑廟區這邊的警察是不知道他的底細的，可是冷不防碰見老苗後，恍然大悟：警察與警察之間是會溝通的，這樣，儘管馬純芝從來沒有從事過專業鎖匠職業，但是他那名聲肯定會使老苗向這邊的派出所方面介紹的。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轉糖馬”離家之舉並非畏罪潛逃，他有可能是正巧有急事需要外出。因為如果他畏罪潛逃的話，那就得永遠離開上海了。因此，他用不著把轉糖擔特地送回家裡保存，這副擔子不值幾個錢，而在其妻手裡等於是一文不值。他之所以在離家之前要把擔子送回家，是因為他知道這次離家的時間不長，還要回來繼續做這份小生意的。
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後，專案組終於取得了一致意見：兩種觀點各不相讓，暫時擱置，先從現實出發，設法找到馬純芝再說。
當晚，偵查員再次去了馬家，向馬妻瞭解馬純芝平時的情況，主要跟哪些人有來往。馬妻說丈夫的性格有點內向，以前是幹“外國銅匠”的，只曉得幹活，不喜歡跟人交往。後來遭受了那次拘留審查後，更是小心翼翼過日子了，基本上不跟外人來往。只偶爾跟以前學手藝時的兩個師兄弟有點來往，也無非就是逢年過節一起吃個飯之類的內容。
師兄弟？他們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裡？
馬妻說，一個姓董，住在曹家渡那邊；一個姓蔡，住在浦東洋涇。
於是就去曹家渡調查。董某是在一傢俬營鐵工廠工作的，這天沒上班，卻也不在家。問家人到哪裡去了，說是到“阿三頭”那邊去了，是下午去的。
“阿三頭”是哪一位呢？就是師兄蔡某。
那就去浦東洋涇鎮，先去了洋涇派出所。派出所指派了一名值班警員領路直奔蔡某家。這時已經十點多鐘了，在那沒有電視機、尋常百姓家也沒有收音機的年代，這個時間已經很晚了，大多數居民早已休息了。但老遠就看見蔡某家還有燈光，叩門而入，偵查員樂了：馬純芝也在，師兄弟三人正圍著桌子喝茶商議著什麼呢。
三人一起去了洋涇派出所，問下來就倒抽了一口涼氣：原來這三個技藝不凡的鉗工正合計著想合夥開一家金工作坊，專門替大工廠加工模具。三人為了這件事已經商議了多日，紙甲案發生的那天，馬純芝沒挑轉糖擔，休息了一天，在城隍廟和董、蔡兩人喝茶商議此事。記得那天在茶樓還碰到了兩個以前的熟人，其中一個是在城隍廟那裡開香燭店鋪的。
次日，偵查員前往城隍廟找那個香燭店鋪老闆瞭解情況，證實了馬純芝三人的說法。出於穩妥，又從香燭店老闆那裡打聽到了另一位熟人的地址，登門瞭解，也證實了這事。
這樣，“轉糖馬”的疑點就給排除了。
專案組又一次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認為通過“兩個作案條件”去查找嫌疑對象這條路暫時已經無法走通了，那就另闢蹊徑。有人提出之前曾經考慮過的那個“贓物是怎樣拿走的”困惑似乎可以作為偵查案件的突破口，於是大家就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這幾天，眾人在戴家宅這邊跑的次數多了，發現了一個現象：白天馬路上經常有垃圾車經過。於是就想到會不會是通過這種工具運走紙甲的？
這種垃圾車，是當時的清潔所——其職能是專管清掃垃圾、清除糞便，現在已經稱為“環衛部門”，是待遇很不錯的事業單位了——清掃垃圾的工具之一。要說其形狀輪廓，只要一說古代的囚車就知道了，垃圾車跟古囚車的差別是上面沒有蓋子，輪子是橡膠而不是木頭的，其他如形狀、體積、尺寸，跟古囚車基本上一模一樣。
偵查員由此想到一點：如果竊賊弄一輛垃圾車放在郭家門前，得手後把紙甲往車裡一放，上面蓋一些舊報紙、破棉絮之類的垃圾，那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紙甲運走了嗎？
於是就跟清潔所聯繫，得知戴家宅一帶一共安排了七個清潔工人（清道夫）在掃馬路，配備了兩輛垃圾車。平時一般都是五個工人掃地，把路上的垃圾掃攏在一起，每隔一段距離堆一堆，由另外兩個工人推著垃圾車一路過來把堆著的垃圾裝到車裡。那麼，紙甲失竊案發生的那天下午，垃圾車是怎麼運作的呢？
當時對於環境衛生工作是非常重視的，環境衛生甚至還跟戰爭聯繫起來，政府的宣傳資料裡說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時會把細菌炸彈投到中國來，所以應該把蒼蠅蚊子老鼠跳蝨清除掉，切斷傳播細菌的途徑。因此，清潔衛生工作是跟政治聯繫起來的，稱為“愛國衛生”，政府還專門成立了“愛國衛生工作委員會”。因此，清潔所方面對於其職能工作的管理是很認真的，對於工人的出勤、清掃情況都有臺賬記錄。當下一翻檯賬，說那天下午一點到三點所裡召開全體工人大會，動員購買愛國公債，所以這段時間馬路上是沒有清潔工人掃地的，垃圾車全部停在清潔所的大院裡。
前往調查的偵查員小許回來一彙報，另一偵查員鄧海安“嗯”了一聲。大家看著他的時候，卻又不吭聲了，只管低著頭亂翻他那本工作手冊。組長錢琨便意識到可能有戲，示意大家別做聲。片刻，鄧海安開腔了：“我這裡有一個記錄，說案發當時戴家宅郭宅附近有垃圾車停著的，這是怎麼回事呢？”
鄧海安是案發伊始邑廟分局前來出警勘查的幾個刑警之一，當時領導給他的分工是向周圍鄰居瞭解郭宅女主人不在家的那個時段是否看見過有可疑對象在郭宅周圍出現過。鄧海安當時調查了七個人，將談話內容記錄於工作手冊上。其中在向郵遞員小倪調查時，這個姑娘說過一個當時被認為跟案情無關的細節：當時她向郭家的鄰居宋家投遞了一封平信，騎著自行車往前行了七八米，像平時那樣按了兩下車鈴就一個急拐進了一條小弄堂。沒想到弄堂口竟然停著一輛垃圾車，她剎車不及，前輪就撞在垃圾車上。
眾人聽鄧海安這麼一說，頓時來了興趣：這輛垃圾車這個時段停在幾乎緊挨著郭宅的小弄堂裡，是怎麼回事？清潔所稱戴家宅這邊當時沒有工人作業，也沒有垃圾車，那麼，這輛垃圾車又是從哪裡過來的，停在小弄堂裡是否跟紙甲失竊案有關呢？
這確實是一個可以作為疑點來考慮的線索，專案組認為對此需要徹查。於是，偵查員再次前往清潔所，這回去了三人。清潔所方面見偵查員再次登門，而且一下子來了三人，便知情況有點嚴重，自是認真對待，不敢大意。聽偵查員一說在小弄堂裡發現垃圾車的情況後，馬上表示願意配合公安局進行調查。偵查員說先查一下這輛垃圾車是你們方面的還是其他方面的，我們採取排除法吧，請你把戴家宅這邊地段的那七個工人召集一下，我們直接跟他們聊聊。
一聊，情況就清楚了：這輛垃圾車，是戴家宅地段的那兩輛中的一輛，編號為072。下午一點前，該車是由工人推到了清潔所院子裡停著的，三點鐘會議結束後，他們出來時發現該車已經不見了。問了門衛，說沒有留心，不過剛才有幾個小鬼頭來過，在院子裡推著車子玩，可能推著推著就推到外面馬路上去了，這種情況以前是經常有的。反正車子丟不了，你們去找一下就是了。於是，工人便去找，最後在那條小弄堂裡找到了這輛車。
門衛所說的那幾個小鬼頭，肯定是戴家宅小學的學生了，於是就去小學。但這時學校已經放學了，校長、老師還在，學生早已走得一個不剩，於是只好到明天再查了。
次日上午，偵查員去戴家宅小學時，老師已經在晨會課上查問到了昨天到清潔所去玩垃圾車的幾個學生了。偵查員跟他們一一談話，得知確實是他們把那輛垃圾車推到馬路上去玩的，最後把車扔在那條小弄堂裡。從學生的放學時間推斷，這輛垃圾車沒有時間可以給案犯利用。
偵查員返回分局向專案組領導彙報了情況，大家正因失望而覺得沮喪時，門衛打進來一個電話：有人求見專案組領導。
六、水井裡的秘密
來求見專案組領導的那位，正是失主郭窮文先生。
前面說過，郭宅的後院是一個自耕自種的菜園。菜園的中間，郭窮文特地請人挖了一口井，用於澆水。為防止家裡兩個男孩到井臺上玩耍時失足掉進井裡，這口水井是加了個蓋子的。蓋子一頭裝著鉸鏈，另一頭有個搭扣，可以扣在水泥井圍上的金屬圈圈上，加一把鎖，兩個兒子就沒法想了。
紙甲失竊的9月下旬，並非蔬菜播種季節，菜園裡不必澆水，所以沒人去留意那口水井。這天早晨，郭窮文去菜園割韭黃，經過井邊時，無意間發現那把扣在搭扣上的銅掛鎖竟然已經打開了。他懷疑自己看錯了，特地跑到井臺上查看，一點沒錯，掛鎖已經開了，是被撬開的！
最初，郭窮文認定這是大兒子小彬頑皮所致，於是立刻回到屋裡，讓正在吃早飯的大兒子站起來交代違規劣行。小彬莫名其妙，一臉無辜，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郭窮文於是又問妻子沈文秀：你看到小彬這幾天朝後院跑了嗎？
沈文秀說好像沒有這個可能，因為這幾天小彬學校里正排練節目準備迎接建國五週年，他天天很晚才回家，星期天都去學校的，哪有空閒時間到後院去玩？
於是，郭窮文又把懷疑轉到了小兒子小景身上，儘管他不大相信只有七歲的小兒子有撬鎖的能力。小景還沒到上學年齡，此刻還在呼呼大睡。郭窮文正要去臥室喚醒他詢問，忽然一個激靈：會不會是竊賊那天盜了紙甲後沒當場拿出去，而是用繩子拴住了懸掛在水井的井口與水面之間？
於是，再奔後院打開井蓋查看。以郭窮文的外行眼光，當然看不出什麼疑點來的。但他深信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地溜到他家後院來撬井鎖。這時，跟在丈夫後面來看究竟的沈文秀忽然指著竹籬笆一角驚叫：“窮文，你看！”
郭窮文順著妻子的指點看過去，只見右側交界處的竹籬笆頂端已經斷了幾根竹梢。奔過去，果然見地上有被折斷的竹梢。昨天晚上下過雨，所以泥地上還有兩枚清晰的腳印。
於是，郭窮文大為懊惱：竊賊偷了紙甲，並未拿出去，只是把贓物藏匿於水井內，如果自己之前想到這種可能過來查看一下，那紙甲不是能夠失而復得了嗎？唉！
專案組聽了郭窮文報告的情況後，當即全體出動前往郭宅。現場勘查結果，證實了之前那個一直使眾人困惑的問題：竊賊得手之後，把贓物密藏於郭宅後院的水井裡，一直到昨天晚上才從後面攀越竹籬笆潛入，偷偷拿走了紙甲。留下的兩個腳印，表明此人的身高大約在一米七左右，左腳可能有點微瘸，但不是特別注意一般是看不出來的。
繼續分析，偵查員認為昨晚來轉移贓物的那廝可能跟那天到郭宅來行竊的竊賊並不是同一個人。理由是：那個潛入郭宅行竊的竊賊具有高級鎖匠的本領，如果昨晚來轉移贓物的也是此人，那麼，他完全不必用撬的方式對付井鎖，這樣也許還可以延長被發現轉移贓物的時間。
當然，此刻對於偵查員來說，是一個還是兩個竊賊並不重要，眼下最要緊的是怎樣通過竊賊轉移贓物一節來查摸線索。眾人從竊賊的角度來考慮轉移贓物的事兒，覺得這雖然不像當初下手盜竊紙甲那樣是高難度動作，但風險還是不小的。當時上海灘的街頭，從晚上九點開始到次日凌晨四點半左右，都是有專業或者業餘的巡邏人員巡邏的。別說竊賊帶著紙甲這樣的龐然大物了，就是空著雙手深更半夜在馬路上閒蕩，也肯定會被攔下盤查。那個轉移贓物的竊賊不會不知道這點，所以，其轉移贓物的時間就只能選擇在昨晚九點之前或者今晨四點半以後。由於雨是昨晚十一點以後開始下的，到今晨三點多鐘停，從留在泥地上的腳印判斷，應該排除竊賊在昨晚九點之前轉移贓物的可能。因此，竊賊潛入郭宅的時間大致上應當在今晨四點以後，而在五點以前他肯定已經把紙甲從井裡起出來後攀越竹籬笆開溜了。
當然，即使是早晨四點多鐘，馬路上也並不是沒有人的，倒馬桶的清潔工人、從郊區進城賣菜的農民、晨練愛好者，等等，這個時候差不多都已經出來了。所以，竊賊得使用某種隱蔽的方式來轉移紙甲，估計多半可能是麻袋，也不排除弄一輛垃圾車來運載的可能。這樣，調查目標就確定了：全組出動，分頭訪問戴家宅一帶上述三類清晨上街的人員，尋找線索。
這項調查進行了大半天，到下午四點多時，專案組七人在分局碰頭，彙總情況。七人一共訪查了四十一個對象，其中九個對象明確記得今晨大約四點三刻時，在戴家宅這邊馬路上見到過一個揹著一口大麻袋的男子，此人年約四十，中高個頭，穿一身黑布衣服，剪著個平頂頭，左下巴頦處有一道疤痕。
專案組副組長支仕君是最後一個開口的，他一開口，立刻吸引了眾人的注意力，因為他訪查到的情況比其他偵查員詳細得多——
支仕君一共訪查了四名今晨五點鐘之前在戴家宅這邊馬路上行走的對象，有晨練愛好者，也有菜農。前三名都說沒有看到過行為舉止顯得特別的人，支仕君尋思今天可能沒戲了的時候，找到了第四位訪查對象。那是浦東的一個菜農，姓宗，名順發。他今天早晨騎著自己的那輛用廢舊自來水管子焊制的“老坦克”自行車，載著兩大籮筐蔬菜，搭乘頭班擺渡船過了江，騎行了十來分鐘，就到了戴家宅這邊的三臺街。
三臺街就是郭宅門前的那條馬路，不到五百米，是條小馬路，路不大寬，但比較清淨，因為這條馬路不是公交車的線路範圍，公共汽車、電車都不經過，其他機動車也很少，清晨空氣中沒有揚起的灰塵，也沒有廢氣，很是清爽。
宗順發的目的地是三臺街盡頭的那家小菜場。他在這條馬路上騎行片刻，在距郭宅大約七八十米處迎面遇見了一個揹著一個鼓鼓囊囊麻袋的中年男子。這時天色尚暗，路燈也還亮著，有人揹著個大麻袋走在路上，難免引起別人的注目。宗順發的警惕性還算是蠻高的，尋思大清早的背了一個裝滿東西的麻袋，這人是不是有問題啊？想著，便乾脆把自行車停下，盯著對方看。那男子並不慌張，見宗順發看他，乾脆停了下來，把麻袋口拎了拎。宗順發這時看清麻袋裡裝的是木屑，恍然大悟：我想這人的力氣怎麼這麼大，揹著一大袋東西像是不費吹灰之力似的，原來裡面裝的是木屑。隨即又想起三臺街的拐彎角上有一家老虎灶（上海灘舊時對專門向市民供應開水的小鋪子的稱謂），這人可能是給老虎灶送燃料的，於是也就釋然了。
宗順發跟支仕君不認識，但他對人民警察有一份發自內心的親熱，因為他的一個弟弟就是解放後參加警察隊伍的，當的是交警。因此，他對支仕君的調查很配合，說完了上述情況，還問：“支同志你還需要了解什麼嗎？”
支仕君聽著笑了，如果你還有其他相關情況，我當然是很願意聽你說一說的，說著遞上一支香菸。宗順發抽著煙，說如果支同志你對我剛才說的這個人有點興趣的話，我還可以提供一點情況給你。
宗順發提供的情況確實只有“一點”，但是，這是極為重要的一點：他曾在福源旅館見到過那個男子！那是十天前，他給那家旅館送蔬菜時，曾看見這個男子進了旅館，不知是住在該旅館呢還是去找哪個住店的客人。因為此人的左下頦有一道明顯的疤痕，所以很容易給人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專案組對支仕君獲得的上述情況進行了討論，認為那個下巴頦有疤痕的傢伙可以作為一個突破口。於是，立刻指派偵查員老陳、小黃兩人前往三臺街拐角處的那家老虎灶去調查，查問當天早晨是否有人送過木屑。那家老虎灶是一對殘疾人夫婦開的，一向老實本分，當下馬上回答說沒有此事，他們這家老虎灶的燃料是由斜對面的那家煤球店提供的碎煤屑，生火的木柴則是收購的，從來不燒木屑。
這樣，情況就大體上清楚了：那個下巴頦有疤痕的男子所背的麻袋裡，裝的就是紙甲，所謂木屑，那是轉移贓物時玩的障眼法。
專案組決定：就盯著這個“疤痕”一查到底！
副組長支仕君和偵查員小印、老陳三人前往福源旅館進行調查。福源旅館老闆朱大祥很客氣地接待了偵查員，聽說要了解最近住店旅客的登記情況，便馬上捧出了那本厚厚的登記簿，請偵查員查看。偵查員翻了翻，不得要領。於是就對朱老闆說，據這上面的記載，貴號最近半個月裡一共有九十三名旅客住宿，我們想知道其中是否有一個四十來歲、左下巴頦有一道疤痕的男子。
朱老闆說登記住宿是賬房王先生的活兒，我請王先生來回答。王先生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翁，戴著一副厚如啤酒瓶底的高度近視眼鏡。他是住在旅館的，晝夜為住店或者退房的旅客提供服務。他聽偵查員把問題說了一下，一邊翻閱著登記本子一邊回憶著，最後用肯定的語氣告訴偵查員：住店旅客裡沒有這樣一個男子。
那看來就是來旅館訪客的了。問下來，這家旅館對訪客者是不登記的。那麼，是否有一個類似查問一下然後再予以放行的制度呢？朱老闆說也沒有這樣的制度，但是，如果來人看上去一副賊頭狗腦的模樣，那是要盤問一下的，回答得不對就拒絕進門。
盤問？對了！盤問是由誰負責的呢？
朱老闆說，沒有人負責，或者也可以說，每個人都負責，就是說凡是本店的人，不論是老闆、賬房、茶房——哦，新社會了，應該稱服務員，還有廚師、清潔工，反正誰看見覺得不順眼的人，都有責任查問，這是本店一貫的店規。
偵查員說那就麻煩朱先生把你們的這些工作人員一個個叫來，我們想分別跟他們談談。
談下來的結果是：清潔女工花阿英記得有這樣特徵的一個男子曾經來旅館訪客，這人可能來過好幾次，她看見的就有三次。
“疤痕”訪問哪位客人？
三樓一號房間的那位廣東旅客。
偵查員一查登記簿，得知廣東旅客名叫周聞茗，四十九歲，是廣州市“大鴻運茶葉行”的老闆，茶葉行的地址是廣州市越秀區騰高路真光巷14號，於9月18日入住福源旅館，至24日離開，一共住了七天。
偵查員乍看之下，心裡一動：這個老廣是9月24日結賬離店的，這天不正是發生紙甲盜竊案的日子嗎？於是就問賬房王先生：是否還記得那位姓周的老廣是幾時結的賬？
王先生幾乎想都沒想就回答了：是下午四點結的賬。因為按店規是要多收取半天住宿費的，所以我記得很清楚。說著，老先生拿出了賬本，翻出了那天的賬目，雖然上面沒記錄是什麼時間離開旅館的，但按照旅館“下午三點以後結賬應當多付半天住宿費”的店規，王先生的記憶應當是沒錯的。微妙的是，不管是三點鐘還是四點鐘離開的，這個時候紙甲案都已經發生了。
偵查員又翻閱了之前幾個月的住客登記，發現這個周聞茗在今年2月、7月都住過福源旅館，住的都是三樓一號房間，分別住了三天、四天。一旁的王先生也想起來了，說這個老廣客每次入住都會提出讓他住三樓一號房間的要求。
情況查摸到這當兒時，通常給人的合理想象可能會是：這個周聞茗是紙甲的買家，而“疤痕”則是竊賊，周聞茗是在福源旅館裡住著坐等“疤痕”作案成功後方才離開的。
去旅館的三名偵查員中，年輕的小鄧也是這樣想的，而且向支仕君、老陳表達了這種想法。支仕君、老陳馬上搖頭：不可能！如果是這樣，周聞茗有必要三次入住福源旅館嗎？
小鄧說，可能是之前“疤痕”未能候到下手的機會吧。
支、陳還是搖頭：郭家白天只有主婦沈文秀帶著學齡前兒童小景待著，作為家庭婦女，在家裡沒僱保姆傭人的情況下，她總是要出門的，比如買菜那是天天少不了的，出去買趟菜跟案發那天沈文秀領小兒子去醫院看病所花的時間應當是差不多的，也得半個小時吧。更別說有時居委會還要召集家庭婦女開會，宣傳這個那個政策，那時間就更長了。如果周聞茗前兩次入住福源旅館是為了等候“疤痕”作案的話，只怕紙甲案早就發生了。所以，周聞茗之前兩次入住該旅館看來是另有原因，但應該和紙甲案多少有點關係。
支仕君於是說，上樓去周聞茗住過的那個房間看看吧，看看這個老廣為什麼每次都要入住那個房間。
福源旅館是一幢兩層樓房，所謂三樓一號房間，其實是獨立於二樓平頂上的一個像樓梯間那樣的房間。戴家宅這種“下只角”地區幾乎都是草房、平房，很少有兩層的建築，福源旅館算是很好的建築物了，而那個鶴立雞群的三樓一號房間，從高度來說，則是戴家宅的制高點了。不過，通常入住福源旅館的客人都不會將這個制高點房間作為首選，因為當時沒有空調，旅館也不提供電風扇、取暖器等小家電，這樣，這個房間由於四周無遮攔，所以是冬寒夏熱。因此，冬夏季節時，來福源旅館住宿的客人中，沒有哪個會在有其他房間可以選擇的情況下住進三樓房間的。而周聞茗之前兩次入住福源旅館的時間是2月、7月，這在上海恰恰是最冷最熱的時候，他為何不計較冷熱而要求住到三樓去呢？
三個偵查員進了三樓房間，四下稍稍一看就恍然大悟了：這個制高點居高臨下，能夠從窗子裡看到整個戴家宅的全貌。而站在朝東的那個窗口俯瞰下去，三臺街郭宅的院子、平房、菜園一目瞭然。因此可以推斷，周聞茗三次入住這個房間，就是為了觀察郭宅的情況，以便制訂作案計劃。如此看來，這個老廣不僅僅是買家，而且可能是紙甲盜竊案的主謀，而那個轉移贓物的“疤痕”，估計不過是他僱傭來當下手的。
專案組於是作出決定：盯著周聞茗這條線索調查！
七、水落石出
周聞茗三次入住福源旅館登記時所用的證明都是廣州“大鴻運茶葉行”出具的，這在當時已經算是符合公安局的治安規定了。於是，“大鴻運茶葉行”就是專案組要調查的第一個目標。這個案子屬於特別重大案件，所以專案組沒有通過電報方式請廣州市公安局協查，而是專門派了兩個偵查員赴羊城調查。
偵查員老陳、小許兩人去了趟廣州，這次出差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白跑。不是沒查摸到情況，而是廣州市根本沒有這麼一家茶葉行；向茶葉行業公會了解下來，也沒有聽說過有周聞茗這樣一個經營茶葉生意的人。
當時的戶籍管理制度雖然比現在嚴格，但是沒有電腦，也沒有身份證，所以沒法請廣州市公安局在茫茫人海中查核是否有一個名叫周聞茗的市民。
老陳、小許赴廣州調查的這一個星期裡，專案組其他偵查員也沒消停。他們分析認為周聞茗三次住福源旅館時，不可能整天一直待在旅館裡不出去，白天要觀察郭宅的情況以便查摸郭家人員的活動規律，早晚總要到外面去散散步、喝個茶、喝點小酒什麼的吧，否則晝夜一直縮在旅館裡是會引起別人懷疑的。假設周聞茗是在戴家宅附近轉悠的，那麼，他跟別人就會有所接觸，接觸時是否談了什麼可以讓專案組分析出線索的內容？因此，專案組其他偵查員這一週裡一直在戴家宅及其周邊幾條馬路的茶館、酒館走訪查摸。可是，未能獲得任何線索。這樣，等到老陳、小許從廣州無功而返時，專案組面臨的仍是什麼線索也沒有的沮喪。
還是開會討論，群策群力。廣州調查雖然未能尋找到周聞茗的線索，但是有一點已經可以認定了：這個周聞茗肯定是紙甲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極有可能是主謀。既然他使用了偽造的證明，那就肯定留下過蛛絲馬跡，只不過眼下專案組還沒有發現罷了。專案組長錢琨說，看來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夠細緻，繼續努力吧。明天開始，大家繼續分頭在戴家宅一帶進行訪查。
誠如專案組所認為的，周聞茗肯定是留下了蛛絲馬跡的，只不過還沒被人發現罷了。這個發現的時間，隨著此刻偵查員鄧海安路過福源旅館，已經在漸漸地靠近了。
福源旅館是專案組認為周聞茗最有可能留下線索的地方，為此，已經三次派偵查員登門，向朱老闆、賬房王先生以及清潔工、服務員一共大約七八人當面瞭解過情況，但這些人怎麼也想不起周聞茗住店時留下過什麼值得記憶的內容。現在，偵查員鄧海安走到福源旅館門口時，也並未想到過旅館裡可能還有沒有調查到的對象，而這個對象恰恰就是掌握著周聞茗線索的人。但是，鄧海安還是決定進去一趟。幹什麼？他這天患著感冒，正在吃藥，此刻到了服藥時間，藥片倒是帶在身上的，但沒有開水，他想到旅館去討開水喝藥。
鄧海安進了旅館，向賬房王先生要了杯開水，因為太燙，就只好坐等。正要跟王先生聊點什麼時，旅館的廚師陳師傅從外面採購回來了。福源旅館是向住店客人提供伙食的，需要定期進大米。陳師傅這次進的貨中，有一麻袋大米，大約一百五十斤左右。他從廚房裡拿出了一根被稱為“槓棒”的粗粗的毛竹棍，一時卻找不到可以跟他一起扛抬進廚房的人，因為這時旅館裡除了王先生和三個女服務員、一個清潔女工外，沒有其他強壯勞力。鄧海安見了，就說我來幫你抬吧。這一抬，就抬出了一條線索。
鄧海安這個小夥子很機靈，腦子特別活絡。他聽這個廚師說話帶著隱約可辨的廣東口音，馬上跟那個住店老廣嫌疑人周聞茗聯繫起來，便跟對方搭訕。果然，陳師傅是廣東人，老家在廣州郊區江門，十幾年前來到上海，父母兄弟姐妹都還在江門住著，去年春節他還攜家小回了趟老家哩。鄧海安於是就問起了周聞茗住店的情況。陳師傅不知道周聞茗這個名字，但聽鄧海安一解釋就是那個住在三樓房間的客人時，頓時來了勁，說那個老廣是好人，茶葉行老闆，做著那麼大的生意，沒有架子，跟他這個廚師說話非常和氣。再往下聊，鄧海安得知周聞茗住店時的伙食是吃旅館的，按說那費用已經打在住宿費裡了，不必另外掏錢的，可是，周聞茗因為喜歡喝兩杯，那就需要增加菜餚。他還喜歡吃海鮮，所以住店時每天自己掏錢請陳師傅另外採購了烹飪。周聞茗聽說陳師傅也是廣東人，跟他就顯得很親熱，有時晚上他直接到廚房去喝酒，還硬拉陳師傅一起喝，邊喝邊聊天。
鄧海安聽陳師傅說到這裡，便意識到多半可以從陳師傅那裡挖到料了。果然，再往下說，陳師傅就說到了喝酒聊天時，他發現對方對上海灘的熟悉程度不亞於他這個已經在滬待了十七年的人。問了問，對方說他以前在上海虹口那邊的公平路住過，當時他在北京路做五金生意。陳師傅於是就說到了北京東路上的一家廣東館子“大粵館”，他曾在該飯館當過廚師。沒想到周聞茗對這家館子還很熟，甚至說跟該館子老闆認識。
這樣，“大粵館”老闆就是追查周聞茗的一條重要線索了，專案組於是決定立刻去找那個飯館老闆。三個偵查員到北京東路去找“大粵館”，卻沒這樣一家飯館。好在陳師傅是說了地址的，飯館不在，房子還在，這時已經被一個姓李的上海老闆開自行車行了。跟李老闆聊下來，對方說聽說過這裡原來開過廣東館子，不過，他來開車行時，這裡是倉庫。
那麼房東呢？房東總知道廣東館子搬到哪裡去了吧？李老闆說房東是有的，知道不知道不清楚，不過你們不大能找得到這個房東，他已經去了香港，一年來上海一次，收收房租，會會親友，吃吃喝喝什麼的。今年已經來過了，要到明年夏天再來呢。
偵查員老陳是專案組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他是老上海，當下就說那不必在北京路上查摸了，我們去南京路“新雅”打聽吧。
“新雅”是滬上一家著名粵菜館，是上海灘歷史最久的一家經營廣東菜點的老字號飯館。該館由南洋歸僑蔡建卿於1926年在四川北路開設，最初名叫“新雅茶室”，由於菜式新穎，環境幽雅，引來眾多食客，一致給予好評，上海灘的第一個文藝沙龍即誕生於此。1932年，蔡建卿看中了南京路現址，遂從著名猶太商人哈同手裡購下房產開設了粵菜館。到本案發生時，“新雅”已經被上海市民一致認為是滬上資格最老、牌子最響、質量最好的一家廣東菜館，是滬上粵菜館中的龍頭老大。老陳認為，“大粵館”搬遷到哪裡去了，“新雅”方面應該是知曉的。
果然，“新雅”方面接待偵查員的那位廚師告訴偵查員關於“大粵館”的信息了：已經在三年前關門了。
關門了？那麼“大粵館”的老闆呢？
老陳一邊打聽，一邊已經有點惴惴不安了，擔心“大粵館”的老闆也像那位房東一樣去了香港什麼的。廚師開口了，說出了“大粵館”肖老闆的去向，謝天謝地！儘管肖老闆也去了一個地方，但是那地方不是香港。當然，對於一般人來說，想跟已經去了那個地方的肖老闆取得聯繫的難度，可能跟香港差不多。但對於專案組而言，這個難度就不存在了。
因為，肖老闆去的地方名叫提籃橋監獄，他在1951年因涉嫌“一貫道”反動會道門犯罪而被捕，被判刑八年。他的“大粵館”就是這樣關門的。
偵查員於是去提籃橋監獄找了這個名叫肖傳國的服刑人員，向其瞭解周聞茗的情況。肖傳國一聽就搖頭，說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一個人。偵查員提醒他那是一個廣州人，並說了年齡、外形，他還是搖頭。於是，就對肖傳國說，我們要找的這個人是做五金生意的，據說曾在虹口公平路那裡住過。
這樣一說，肖傳國馬上想起來了，說：哦！我知道了，什麼周聞茗，他叫鄭思大，是個鎖匠出身的五金商人，先在上海做生意，後來去了廣州。不錯，我跟他以前是朋友，解放後他也來過上海，住在虹口公平路的親戚家裡，我曾去拜訪過。他那親戚也是商人，做西藥生意的，記得好像是住在一條名叫“德華里”的弄堂裡，是一套日本式洋房。
這個情況對於專案組來說簡直是如獲至寶，當下就去公平路訪查。先去派出所打聽鄭思大的那個做西藥生意的親戚，戶籍警不在所裡，就請內勤翻戶口底卡。很快就找到了，竟給了偵查員一個大大的驚喜：底卡里夾著一紙申報臨時戶口的報告，是鄭思大親筆所寫的請求派出所准予其（附有廣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科的證明，證實身份為五金掮客的市民鄭思大赴滬採購，需在上海待一個月）從9月24日開始在德華里妹夫家借宿，特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
如此，就省了許多周折。偵查員當下直接去德華里，鄭思大不在，主人說他有事出去了，於是就等候。這一等就是兩個多小時，最後等到了鄭思大。鄭思大的出現給了偵查員一個特大的驚喜，因為不但犯罪嫌疑人落網了，他還帶來了那副紙甲！
這副紙甲已經被裝在一個特製的杉木箱裡，鄭思大根據紙甲的形狀，設計箱子時巧妙地充分利用空間，製作出來的箱子竟然並不顯得出奇地龐大。鄭思大已經購買了次日赴廣州的海輪票子，準備攜帶贓物逃離上海。
鄭思大落網後，對自己的罪行作了交代：年初，他在廣州遇到了一個解放前就已相識的香港古董掮客史問虛。史問虛說他從香港來，是受一位客商的委託，前來內地收購古代盔甲，無論是鐵甲、銅甲、皮甲，只要有，他都收，價錢當然好說。史問虛隨便說了說盔甲的一般價錢，把之前從未接觸過古董的鄭思大差點嚇了個跟斗。接著，史問虛又說，最能賣出價錢的是紙甲，說一副完整的紙甲至少值人民幣八億元（舊幣，即新幣八萬元）。鄭思大聽著聽著，不禁怦然心動。
1954年時的八億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這裡也不舉工資收入之類的例子了，只說一點大家就明白了：根據1952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汙條例》規定，貪汙金額滿人民幣一億元（即後來的新幣一萬元）的，就可以判處死刑。
鄭思大心動之後，就對史問虛說他可以設法打聽，請對方留下聯繫方式。史問虛大喜，說只要搞到紙甲，這個金額只多不少，一次性現鈔付清。至於你用什麼方式搞到，我就不管了。到時候，老鄭你也不必擔心怎麼運出去的問題，那是兄弟我的事兒，你給我的交貨地點就是廣州，一手交貨，一手拿錢。
之後，鄭思大就開始打聽關於紙甲的事兒。像紙甲這樣的稀有古董，別說一個外行了，就是做了一輩子古董生意的老行家也未必能探聽到藏家消息。正當鄭思大心灰意懶的時候，史問虛再次從香港趕來了，告訴鄭思大一個消息：據香港報紙刊登的一篇一位原國民黨郭姓將軍的後人所寫的回憶文章透露，上海有一位名叫郭窮文的銀行職員收藏著一副完整的明代紙甲。史問虛還給了鄭思大一本蓋著“大鴻運茶葉行”圖章的空白信箋，說你如果去上海辦這事的話，可以以這家茶葉行的名義用另一個名字住宿，也好省了一些麻煩。當時，鄭思大並不知道廣州並無這麼一家茶葉行。
鄭思大聞之，決定前往上海碰碰運氣。鄭思大不是一個笨人。2月間他在廣州赴滬的途中，把此事前後經過一想，就覺得這可能是史問虛那邊做的一個圈套，他們早已知道郭窮文藏有紙甲，要物色一個人去弄來。這個“弄”，說白了就是盜竊了，因為如果講是收購，那他鄭思大不過扮演了中介角色，他根本沒有這筆本錢買下紙甲後再轉手讓給史問虛的；而史問虛明明已經知道郭窮文有紙甲，自己找上門去就行了，何必還要找他鄭思大去繞這個圈子呢？而且，史問虛知道他是鎖匠出身，本領還不錯。這樣對他說，就是讓他去盜竊紙甲。鄭思大盡管身懷開鎖技藝，但他從未用此作過案。這回，他怎麼也擺脫不了八億元鉅款的誘惑，於是決定行竊。
鄭思大根據史問虛提供的郭窮文的地址，在戴家宅那裡轉了轉，選擇了福源旅館頂樓的那個房間住了下來，對郭宅進行了長時間的觀察。同時，他還利用外出散步的機會反覆查看郭宅以及周邊的地形。
返回廣州後，鄭思大就想跟史問虛取得聯繫，但一直聯繫不上，直到7月上旬方才見了面。鄭思大對史問虛說他決定做這筆生意，但需要史問虛先支付一筆定金。史問虛很高興，二話不說立刻給了他五百萬元人民幣。鄭思大拿到錢後，正式開始考慮如何作案，並在廣州準備了開鎖的工具。
7月中旬，鄭思大再次赴滬，仍入住福源旅館。一邊繼續觀察郭宅，一邊制訂作案計劃。他的計劃是這樣的：利用郭宅無人的機會，用特製的工具迅速打開鎖具，竊取紙甲後，因為其體積龐大無法當場拿出來（否則沒準在三臺街上就有被人攔下的危險），就用繩子懸掛於後院的那口井裡，然後另選夜間去把紙甲取出。
鄭思大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人，他對這個方案反覆進行了審核，很快就發現了破綻：他住在旅館裡，大門一到十點鐘就上鎖，早晨五點鐘方才打開，旅客有事要出去的，得請服務員開門，這樣他就無法在夜間溜出轉移贓物，即使取了贓物拿回旅館時也會被服務員看到。因此，他得另外選一個人替他做這件事。於是，鄭思大就想起了上面已經出過場的那個“疤痕”。
“疤痕”名叫孫衝，跟鄭思大是同鄉同村，二十多年前兩人是一起到上海灘來的。鄭思大進了機修作坊當藝徒，孫衝則投奔了他在浦東高橋的一個親戚學了木匠。後來，孫衝被高橋鎮上的一個船戶招了女婿。多年來，兩人的來往倒是沒有斷過。鄭思大現在要做這樁大案而物色一個得力幫手，首先考慮的就是孫衝。於是，鄭思大就去高橋拜訪孫衝，但不巧的是孫衝到江蘇省去打工了，要過了夏天再回來。鄭思大有點失望，但還是沒有馬上離開，而是耐心地待在福源旅館裡繼續查看郭宅的情況。
到了9月上旬，鄭思大給孫衝寫了一封信，詢問是否回家了，接到孫衝告知已經回家的消息後，鄭思大就決定9月中旬赴滬下手作案。9月18日他抵達上海後，仍入住福源旅館，然後去高橋拜訪孫衝。兩人一向有話直說的，所以鄭思大也不搞試探，開門見山說了這事，當然沒透露史問虛開出的價格，只說如果孫衝願意參與，人家願意給他一億元。需要靠外出打工掙錢的木匠鄭思大聽了當然心動，立刻表示願意參與。
次日，孫衝就從高橋趕到了浦西，去福源旅館跟鄭思大見面，用望遠鏡觀察了郭宅，然後又在戴家宅走了幾圈，熟悉了地形。鄭思大想想還不放心，又讓孫衝連續兩個早晨趕到戴家宅來熟悉晨間情況。兩人反覆計議，認為一切都準備妥當後，這才決定下手。
9月24日，鄭思大在旅館頂樓觀察到沈文秀領著兒子出了門，便立刻離開旅館前往郭宅。一切都如他之前估計的那樣，開鎖、行竊、匿贓，行雲流水，然後從容離開現場，前後總共也就不過十來分鐘時間。他返回旅館後，在窗口前坐了一會兒，才看見沈文秀母子回家。專案組少估了鄭思大的一個作案動作：後院水井的鎖具他也是用特製工具打開的，藏匿贓物後又照樣鎖上了。直到後來孫衝來轉移贓物時，方才撬開。
鄭思大作案後，立刻結賬離開了旅館，以其真名去了公平路親戚家，用事先向廣州公安局申領的證明申報了臨時戶口，等著孫衝把贓物轉移後，製作木箱好運往廣州。但是，孫衝卻一時無法行動，因為他感染了風寒，一病就是數日，直到過了國慶節才痊癒。恢復正常後，孫衝便潛往戴家宅轉移了贓物。
鄭思大得知孫衝已經成功轉移了贓物，便去高橋驗看了紙甲。下一步就是怎樣運到廣州去的事兒了。這麼個體積的行李，坐火車當然是不便攜帶的，只有坐船了，於是就設計了圖樣，讓孫衝製作了一個杉木箱。今天，鄭思大去高橋，就是通知孫衝明天把贓物送到匯山碼頭的。
鄭思大交代後，專案組立刻出動前往高橋，將孫沖人贓俱獲。
鄭思大在看守所關押期間，突發心臟病猝死。孫衝後來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押解安徽勞改農場服刑，刑滿後留場就業，1967年死於洪水災害。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閱讀更多 董事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