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史學界的目光聚焦在大事件之上，除了書寫專業的論著和文章之外，相關的研究成果還顯現於大眾讀物和教科書之上，幾乎浸染在每一個人的知識儲備之中。
在醫學和醫學史學界耕耘的歲月之中，我時常感到，與宏大的政治軍事史比較起來，醫學史是安靜甚至寂寞的……
她長久地處於科學史的一隅，充斥著患者千百年的呻吟訴求和醫生不懈不餒的觀察研究，還有那些在常人眼中晦澀難懂的疾病名稱和藥物成分，以及難於計數的細菌病毒和檢查評分，少有高調熱鬧到值得全人類關注的時刻。
然而，疾病社會史研究為我們揭開了醫學史的另一個面目：疾病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病原微生物以難以置信的方式干預了人類文明的進程。
長久以來，微生物在人類的歷史中扮演著自己獨特的角色，偶爾以瘟疫的姿態出現，橫掃數個城市、影響幾個王朝；
偶爾低調地潛伏在歷史的陰影中，在王朝覆滅、亡族滅種的大事件裡充當不可察覺的“幕後黑手”。
微生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錄的最早年代，是在古巴比倫王國流傳的英雄史詩《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中。
在記載史前大洪水之前，已經描述了其他的一連串災難，其中就包括神的天譴（瘟疫）；晚些時候出現的《聖經》之中，也有相當多關於瘟疫的描述。
要確定哪一個病原體領導了第一場影響人類進程的流行病是非常困難的，根據享譽全球的美國世界歷史學家威廉 ·哈迪 ·麥克尼爾（ William Hardy McNeill）的研究，大約在公元前 500年左右開始，亞洲和歐洲的病原體就開始影響到文明的發展進程。
公元前 5世紀初，雅典帝國處於它的鼎盛時期，這是個擁有便利的海上交通、得以匯聚四方精神文明成果從而產生出輝煌的希臘文明的偉大國度。
公元前 430年，雅典與另一個古希臘強國斯巴達酣戰不休，正佔據著有利的戰場形勢，完全沒有意識到災難正悄悄降臨到它的上空。
這場改變了雅典歷史的災難起始於埃塞俄比亞，從那裡，一種未知的疾病傳到埃及，再由船隻經過地中海傳到了港口比雷埃夫斯（ Piraeus）和雅典。
病魔只肆虐了很短的時間，但它殺死了大約 1/4的雅典陸軍，至少有 1/3的雅典人口死亡，更可怕的是，災難還摧毀了人們的精神。
敬神和不敬神的人、遵守法律和違背法律的人同樣都會死去，對死亡的恐懼使得人們失去了自己以往的信仰和道德標準。
根據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的記載，以往最穩重、備受尊敬的公民也終日沉湎於暴食、酗酒和淫亂之中……
至今我們都不知道罪魁禍首是哪種微生物， A組 β型溶血性鏈球菌、立克次體、天花病毒、麻疹病毒甚至梅毒螺旋體等等都成了懷疑的對象；
我們只知道，這場流行病沉重的打擊了雅典帝國！
公元前 404年，雅典最終敗給了斯巴達，不復強盛，這一切成為了西方文明史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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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希臘文明的繼承者，羅馬帝國在公元 165~180年間也遭受了流行病的侵襲。
這次被稱作安東尼時期黑死病的疾病流行造成了感染區內 1/4~1/3人口死亡，為羅馬帝國的滅亡拉開了序幕。
但這並不是黑死病最為聞名的“演出”，真正使得它在人類世界“功成名就”的是它在歐洲的流行。
1348—1361年間流行的黑死病是歐洲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流行病，也是中世紀醫學史上最大的災難。
黑死病也叫作淋巴腺鼠疫綜合徵，是耶爾森氏鼠疫桿菌藏身於黑鼠皮毛內的跳蚤上而引起的以“鼠 -蚤 -人”模式傳播的疾病。
因為患者先會出現淋巴結潰爛，而後引起肺部病變，到了後期整個人因為缺氧而變黑，到死亡時多會整個人呈黑色，故而得名黑死病。
黑死病的流行給歐洲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街道上常常空無一人，大片的城鎮鄉村陷入荒蕪。
在很多地方，屍體經年累月地停放著，因為附近的所有人都死掉了。
世界沉浸在可怕的寂靜之中，醫生和神父都束手無策……
1347—1350年間，黑死病的一次爆發使歐洲人口減少了 1/4，1350—1400年，歐洲的人均壽命從原本就已很短的 30歲縮短至 20歲。
很多人相信黑死病代表著《舊約》裡的末日審判，贖罪情結導致人們開始成群結隊的鞭笞自己，也有人積極地尋找真正的“罪犯”，貴族、殘疾人、猶太人都受到懷疑，很多猶太人被殺害，社會陷入了瘋狂的自虐和虐他行為之中。
許多有修為的神父在黑死病中死去了，繼任者在一片混亂中匆忙地選出，名不副實，宗教再也沒能保有原本的威信和勢力。
窮人對富人的仇恨藉著對疾病的恐懼爆發出來，區域性的暴動和對民宅的掠奪繼續衝擊著脆弱的社會結構。
大量的人口死亡、勞動力分佈不均，改變了勞動者的存在形式，農奴從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勞動者……
黑死病只是麻風病、結核病等眾多流行病的代表之一，它們對歐洲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深深地動搖了中世紀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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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現在認為黑死病起源於蒙古，是蒙古人穿越歐亞大陸的行動導致了疾病的傳播。
如果說歐亞之間的病毒交流尚且受到距離限制的話，當歷史前進到歐洲向外擴張即殖民主義時期，病原微生物就真正踏上了全球傳播的旅程。
美洲人的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從亞洲徒步穿過大陸橋到達美洲的，後來隨著氣候的變化，海水水位上升，美洲便成了一個獨立的世界。
這片新大陸沒有出現像亞歐大陸那樣的複雜農耕文明，出現稠密人口的時間也晚於舊大陸，沒有像舊大陸那樣產生諸多的城市流行病。
加之新大陸的居民馴化飼養的動物很少，使得源於動物的疾病也出奇得少，可以說，美洲人的抵抗力非常弱。
當久經瘟疫“洗禮”的歐洲人踏上這塊大陸時，和他們一起到來的病原微生物便悄無聲息地發揮了驚人的作用。
1519年，西班牙人試圖征服阿茲特克帝國（Azteca），儘管入侵者擁有火槍，阿茲特克人還是憑藉人數眾多和頑強的巷戰抵禦了西班牙人的攻勢。
形勢在1520年發生了改變。這一年，天花病毒隨著一個受感染的奴隸來到了墨西哥。不久，天花的流行就殺死了阿茲特克近一半的人口，其中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 Cuitláuac）。
阿茲特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這種可怕的疾病不會傷害西班牙人，軍隊士氣低落，倖存者也陷入驚恐之中。
可以說，天花病毒替西班牙人打了一場“生物戰”。
這種情況在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國時得到重演，天花病毒殺死了印加帝國國王和他的指定繼承人，剩下的兩個王子開始內戰，帝國分崩離析、搖搖欲墜，西班牙人便坐收了漁翁之利。
曾經如此肆虐無忌的天花病毒最終敗給了免疫接種。牛痘的接種使得天花病毒無法再傷害人類，1977年，它在全球的疾病譜中絕跡。
正是從 16~20世紀之間，人類在醫學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16世紀解剖學的發展、17世紀生理學的進步、18世紀病理解剖學的創立，加上十九世紀細胞學、細菌學等學科的建樹、19世紀末 20世紀初臨床醫學的巨大飛躍共同成就了現代醫學。
科技的進步、政府職能的提高、衛生防疫工作在全球的普遍開展等因素綜合在一起，使得天花成為了人類靠自身努力根除的第一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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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大的勝利催生了更高的企求， 20世紀下半期，專家們提出這樣一個當時看來相當可行的目標——把威脅人類的傳染病從地球上清除出去。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人類對天花病毒作戰勝利後短暫歡愉中的一個幻想。
麥克尼爾略帶悲劇色彩的言論恰好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精準答案：“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
我們永遠難以逃脫生態系統的侷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儘管此前文中著墨書寫了諸多流行病帶來的可怕場景，我始終無意於對疾病流行的後果、對病原微生物的威脅做任何的誇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針對細菌的抗菌素催生了耐藥菌的產生，以多重耐藥結核菌為代表的微生物向我們展示了它們強大的適應能力。
諸多耐藥菌遍佈於世界各地的醫院，面對細菌、支原體、衣原體、真菌，我們研製更強大的殺菌武器的同時也培養了更強大的敵人。
在病毒的領域， 1918—1919年那場流行全球的大流感的慘痛記憶還未完全消除，新的病毒便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人類的視野中，尼帕病毒、裂谷熱病毒、埃博拉病毒、馬爾堡病毒、拉沙熱病毒、各種亞型的流感病毒……
疫苗的研發速度常常趕不上病毒的變異速度，更不必提很多病毒導致的疾病都超出了現代醫學的治療能力。
更可怕的是，病毒對人類宿主的適應能力是匪夷所思的，它能高頻率地發生基因突變，甚至能與另一種病毒進行基因重組。
試想一下，若是一種高致命性的病毒和一種高傳染性的病毒在某個宿主體內相遇了，意外地產生了兼具二者特點的能廣泛傳播又致命的病毒。
當這種病毒伴隨著一個個宿主的腳步穿梭於全球的飛機場、火車站之中的時候，這會不會成為人類最可怕的夢魘？
關於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是如何產生的理論，就像是這個夢魘的現實版本。
學者們提出，猴免疫缺陷病毒存在許多非洲猴子的身上，每種猴子身上都有這種病毒的一個特殊變異體。
某一天，一隻黑猩猩從不同的兩個猴子：紅頂白眉猴、大白鼻長尾猴身上分別染上了這兩種病毒，兩種病毒在它的身上存在了一段時間，最後發生了基因重組。
這種雜交病毒在黑猩猩的群落裡蔓延，直到有一天，它傳播到了人身上，成為了危害人類的病毒名單上最可怕的名字之一——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摧毀人類的免疫系統，使得患者對一切病原微生物失去抵抗能力，由它引起的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即艾滋病，現在幾乎已經遍及全球的每一個大陸。
2011年，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有 3400萬，儘管製藥公司一直在研發改進控制艾滋病的抗病毒藥物，儘管醫生、流行病學家、病毒學家、社會學家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針對艾滋病的鬥爭行列，儘管各國都在積極地採取措施切斷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它依舊在四處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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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艾滋病研究所國際艾滋病中心主任喬納森 · M ·曼（-Jonathan M. Mann）在為《逼近的瘟疫》（The Coning Plague ）一書寫序言時提出，艾滋病正在給我們上課，這一課的內容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健康問題都會迅速成為對許多人或對所有人的健康威脅。有必要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早期警報系統”，以便儘快發現新疾病的暴發，或舊疾病的異乎尋常的傳播。沒有這樣一個真正能在全球工作的系統，我們就真的是無遮無攔，只能靠命運來保護自己了。
幸運的是，的確有人在建立這樣一個“早期警報系統”。
本書的作者、病毒學家內森 ·沃爾夫博士和他的同事們很早便預見到了全球化條件下微生物對人類潛在的巨大威脅。
他把地球比作一個巨大的微生物混合器——全球性大連接使地球上出現全新的疾病，擴展了可怕的動物病毒的傳播範圍。
出於這樣清醒的認識，內森 ·沃爾夫博士創立了環球病毒預警行動組織，它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環球疫情預警和應對網的一部分，充當了人類與病毒對峙邊界的守護者的角色。
在本書中，內森 ·沃爾夫博士將幫助我們瞭解即將來臨的病毒風暴，告訴我們流行病來自何方又將去向何處；
同時，我也會為每部分做出導讀，通過深入淺出的介紹，沃爾夫博士為我們展現了他和同事們是如何檢測和捕獵病毒，又是如何運行全新的病毒監控系統的。
身處現今這個信息量巨大的時代，每一次媒體對於新的流行病毒的報道 ,都會引發新一輪的猜測和或多或少的恐慌……
對於一個清醒的現代人來說，從一個病毒學家筆下去了解“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不失為一個睿智的選擇，若是能在閱讀中作者對人類社會的責任感和對夢想的不懈追求，更是善莫大焉。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院長 張大慶
張大慶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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