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沈德符所著《萬曆野獲編》裡有這樣一段記載：“高皇帝提一劍芟群雄，於所平諸國妃主，無選入侍者。惟偽漢違命最久，上心恨之，曾納其妾，旋即遣出，深以為悔。”
該記載的意思是：高皇帝朱元璋提一劍削平天下，對於各割據勢力的妻妾都毫無侵犯，惟獨因為偽漢陳友諒的抗拒時間最長，高皇帝憤恨難平，劫掠了他的小妾，但很快就放歸了，深以為悔。
《萬曆野獲編》的書名已經告訴了我們，書中所記事蹟是從野外收集到的，屬於野史，事不一定確，信不信由您。
那麼，這段記載可不可信呢？
應該說是可信的。
因為，朱元璋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 頒佈的《明大誥》中就有寫：“朕在天下尚未平定時，攻城略地，與群雄並驅十四年，在軍中從未妄奪一婦人女子。唯有攻下武昌以後，因惱怒陳友諒屢屢起兵相犯，故奪其妾而歸。”
那麼，朱元璋後來是不是“深以為悔”了呢？“深以為悔”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查繼佐的《罪惟錄》和何喬遠的《名山藏》腦洞大開，講述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
朱元璋收納了陳友諒之妾闍氏後，冊封為妃。闍妃在宮中生下了陳友諒的遺腹子朱梓。朱梓長大後被封為潭王，赴封地之前向母親告別。闍妃告訴他身世，說：“你是漢王陳友諒之子，你父被殺，我為你忍辱偷生於此已二十年了。你到封國後要找機會為父報仇。”朱梓這才知道自己一直以來在認賊作父，憤恨不已，到了長沙，日夜籌劃起兵復仇，並在一銅牌上寫了“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八字，很有幾分越王勾踐的氣概，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復仇。不料風聲洩漏，朱元璋派徐達之子魏國公徐輝祖前到長沙討伐。朱梓知事不可為，抱幼子在城上繞行數週，擲下八字銅牌，然後回宮舉火，全家葬身火海。朱元璋惱羞成怒，以“妖星亂宮”為由，大肆殺戮宮人。馬皇后誠惶誠恐，趕緊脫去簪珥待罪，僅以身免。
如果《罪惟錄》和《名山藏》所記屬實，那朱元璋養虎為患，自然是“深以為悔”了。
但是，這則夭折版的“王子復仇記”是經不過推敲的。
首先，查記載皇帝家族世系的譜牒《玉牒》可知，朱梓生於洪武二年（1369年），陳友諒死於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10月，二者間差了六年，說朱梓是陳友諒的遺腹子根本就不成立。
另外，朱梓是朱元璋第八子，他上面有一個哥哥，名叫朱榑，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齊王朱榑生於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12月，距離陳友諒的死亡時間也有14個月，同樣不可能是陳友諒的遺腹子。
還有，說朱梓自焚後，馬皇后驚懼得脫簪珥待罪。可是馬皇后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就已病逝，怎麼可能會在洪武二十三年脫簪珥待罪？
所以，查、何二人的記載完全是捕風捉影、一派胡言。
而《萬曆野獲編》也已經說了，朱元璋劫掠到陳友諒的小妾後，“旋即遣出”，又很快放歸了，她並沒有在宮中生養有朱元璋的子嗣。
《萬曆野獲編》還特別補了一筆：“野史訛傳為曾生潭王，復叛誅，不知潭王與齊王同為達定妃所生，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誅也。”
即潭王朱梓為陳友諒小妾所生屬“野史訛傳”，潭王朱梓和齊王朱榑其實都是達定妃所生。說潭王“復叛誅”為“野史訛傳”，潭王之死是“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誅也。”
這“坐犯家事”又是指什麼事呢？
原來，潭王朱梓的王妃於氏是都督於顯的女兒。而於顯之子寧夏指揮於琥被捲入胡惟庸案，於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被殺。朱梓夫婦認為自身難免，就舉火自焚死了。
這裡再說說朱元璋掠陳友諒小妾事，他在劫掠不久之後便已放歸，為何會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明大誥》中舊事重提呢？
且說，朱元璋當皇帝后，認真總結了前朝的興廢教訓，認為元朝失敗的原因是朝廷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因此主張以猛治國，刑用重典。洪武初，他進行了一系列立法，以嚴法重刑繩諸吏民。到了洪武十八年，親自“採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頒行天下，目的是仿效周公以“當世事”警誡臣民，永以為訓。
則頒佈《明大誥》的初衷，就是總結教訓，引以為戒。
《明大誥》在提到掠陳友諒小妾一事的後面，是這樣總結的：“朕忽然自疑，於斯之為，果色乎？豪乎？智者監之。朕為保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為。蓋為慕聲色貨利者數數，朝興暮敗。”
意思是，我收納了陳友諒之妾之後，忽然懷疑自己這種做法，究竟是好色呢？還是氣魄大？智者自可明察。我最終為了愛惜身體保護性命，遠離聲色財物。那些汲汲於聲色貨利的，終不免朝興暮敗。
朱元璋這是在現身說法，勸導臣下不要為“聲色貨利”所惑、所累。
也正因如此，明初官員在對待“聲色貨利”態度上，比唐、宋、元幾朝更有原則性。
明代王錡在《寓圃雜記》中不無自豪地稱：“唐、宋間，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勝國時，愈無恥矣。我太祖盡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其風遂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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