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經解釋，契約就是文和象，下面來通過字源分析，考察一下“道”和“意”的真實涵義。
“道”和“意”實為同一個東西，在中國文化中居於至關重要的地位，是中國文化之靈魂。中國文化可以概括地稱之為“道本文化”、“意本文化”。
較之人類文明史上的其他任何文明，中國文明的最大特徵就是實現了“道”的獨立、“意”的獨立，然後有獨立的“道”、“意”，發展出獨立的表達“道”、“意”的工具“文”，即符號和契約。因此人類文明中，唯有中國文明發展出獨立的“文”，即獨立的符號系統和契約系統。
因此，也唯有中國文明將文明稱之為“文明”，唯有中國文明是真正的“文”明，唯有中國文明是真正的“文”明。其他任何文明都沒有獨立的“道”、“意”，當然也沒有“道”、“意”的獨立的表達工具——文，沒有獨立的符號系統和契約系統。
這樣以來，“文以載道”、“立象以盡意”這樣在中國文明中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其他任何文明中壓根就不存在，因為他們既沒有獨立的“道”、“意”，也沒有獨立的“文”、“象”。
同時，如果按照現代的語言表達方式，“文以載道”、“立象以盡意”的實質，就是維護“道”、“意”的獨立和自由，而“道”、“意”的獨立和自由，才是人類的真正的獨立和自由。西方人和現代中國人，只知獨立和自由，卻不知“道”、“意”，卻在空談獨立和自由，機械地將獨立和自由與虛構的“權力”綁定在一起，殊不知，離開“道”、“意”，一切的獨立和自由都是虛偽的、膚淺的。
真正的自由不是“權力”上的，而只能是“道”、“意”上的，是“道的自由”、“意的自由”。
由於“道”、“意”是抽象的，因此，在表達和討論“道”、“意”就是需要一個工具，這個工具就是“文”。但是，從過去的歷史看，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文-道”關係、“象-意”關係。
戰國時，莊子說：“得意忘言，得魚忘筌”。魏晉時期的王弼也說：“得意忘象”。莊子所說的“言”，其實所指的主要是字，“言”和“象”都是“意”的表達工具。莊子和王弼都是在強調，在“文-道”關係中，“象-意”關係中，“象”和“文”只是表達工具，而不能本末顛倒，捨本逐末，重文而輕道，重象而輕意。
莊子和王弼之所以呼籲“得意忘言”、“得意忘象”，根源在於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得言忘意” “得象忘意”，已經偏離和違背了以意為本，以道為本。
到了宋明理學時期，則滑入了另外一個極端，就是過分重視“道”、“意”，而輕視甚至完全否東其表達工具“文”。這樣以來就導致了對“道”、“義”的先驗化、神學化。脫離文而談道、意，必然是將道、意神化。
清朝之後，情況再次反轉，回到莊子和王弼所批評的時代，重文而輕道，重象而輕意。清朝人最重的是文字考據，制度考據，文字和制度，都是“文”。最終，在西方入侵之影響的疊加之下，中國文化出現了系統性崩潰。
如果說清朝還尚且是重文輕道，重象輕意的話，那麼現代已經相當程度上西化的中國，則是有文而無道，有象而無意了，知文而不知道，知象而不知意了。
現代之中國最重視的是什麼？是經濟和制度，要發展經濟和建設現代化的制度。經濟和制度是什麼？是“文”，是“象”，是表達“道”、“意”的工具。但是，現代人卻只知經濟和制度，卻不知“道”、“意”為何物，以講經濟和制度為先進，以談“道”、“意”為落後。
當只知經濟和制度，而不知“道”、“意”時，如果任其發展，其必然的結果是，經濟和制度成為“道”、“意”的桎梏，破壞“道”的獨立和自由，破壞“意”獨立和自由，導致偽自由驅逐真自由。
因此現代比任何時代都需要重新振臂高呼：“得意忘言”、“得意忘象”、“文以載道”、“立象以盡意”。
從戰國到宋明，再到清朝，之所以出現“文-道”關係、“象-意”關係的失衡，相應也出現重新找回平衡的“文-道”關係，“象-意”關係的努力。可以說，春秋之後，直至清朝，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文-道”關係失衡、“象-意”關係失衡的歷史，同時也努力修復這種失衡、找回平衡的歷史。
然而，自鴉片戰爭開始的西方入侵，再次使得問題出現惡化，使得“文-道”關係、“象-意”關係再次遭受重創。
從整體的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來看，“文-道”關係、“象-意”關係在中國歷史上一共遭遇兩次嚴重的破壞。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另一次則是鴉片戰爭之後，目前依然處於這個過程之中。
而且，這兩次重創都是外來文明的衝擊。第二次是很清楚的，但是第一次則是不清楚的，缺乏當時的歷史記錄，則導致後人誤以為是中國文明之內內生的。
中國之外的文明，是沒有獨立的“道”、“意”概念的，也沒有獨立的“文”的概念，從而也沒有“文以載道”的“文-道”關係問題。他們是有文而無道，有象而無意，這些就陷入對文和象的崇拜和迷信。具體來說，就是對神靈、制度、技術、經濟的迷信。以前迷信神靈、宗教，現代則迷信制度、技術。
從邏輯上來說，如果沒有外來文明的影響，中國文明不會出現“文-道”失衡的問題，會“文以載道”地、文道平衡地長期保持。這個可以命名為文明的慣性定律。任何文明，如果沒有外部影響，都會按其固有的方式一直持續。任何大規模的變革和偏離，都是外部影響的結果。
當西方的文明在影響中國時，在導致中國出現“文道”失衡時，中國文明也在同樣影響西方，讓獨立的“文”、“道”概念影響西方，讓西方文明開始“文”化、“道”化、“意”化，只是他們沒有能力形成真正獨立的“文”、“道”概念而已。
當中國自春秋之後出現“文”“道”失衡時，西方文明則是出現文明的更迭，以及宗教變革。舊有的多神教文明迅速衰落，直至最終消失，一神教文明則迅速興起，並不斷變革。一神教替代多神教，以及一神教不斷髮展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文”化、“道”化、“意”化的過程。其動力只可能來自“文”、“道”、“意”的大本營——中國。
近代西方文明的衝擊，對於“文-道”關係，實際上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破壞性的，另一方面則是建設性的。其建設性來自對歷史新資料的提供，包括對中國歷史的以及人類歷史的。這些新的歷史資料式的重新修復中國的上古歷史成為可能。這些新的歷史資料主要來自考古學，還有所謂的“人類學”。同時，近代以來，中國也開始正視中國之外的文明的歷史，大量引入。
正是通過這些資料，我才發現，“文”的原始形態就是契約、契約符號，而甲骨文的字形就是以這種“文”為基礎的。因此，記錄中國上古時代的信息的，不是由文字所組成的文章，而是作為漢字基本結構的“文”。當甲骨文造字師在使用這些“文”進行對漢字字形的設計時，就將當時的思想和觀念注入到甲骨文之中。現在，通過研究甲骨文字形，就可以重新獲知其中的“道”和“意”。
即甲骨文字形就是“文以載道”的，而且這是“文-道”關係的平衡狀態，是春秋之後的中國所致力於尋求和復興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清朝人的考據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他們將目光僅僅停留於漢字的層面，將漢字作為文章的基本單元。認為文章才是表達“道”、“意”的工具。實際上，中國歷史最初用來表達“道”、“意”的不是文章，不是漢字，而是作為漢字基本結構的“文”，也是契約、契約符號。然而，對於這一點，自漢朝以後就徹底被世人遺忘。
唯有將考據推進至文字的內部，推進至作為漢字基本結果的“文”，才能找到“文以載道”的始源狀態和真實狀態，發現真正平衡的“文-道”關係。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何謂“文”，何謂“道”、“意”。進而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何謂獨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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