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解释，契约就是文和象，下面来通过字源分析，考察一下“道”和“意”的真实涵义。
“道”和“意”实为同一个东西，在中国文化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文化之灵魂。中国文化可以概括地称之为“道本文化”、“意本文化”。
较之人类文明史上的其他任何文明，中国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实现了“道”的独立、“意”的独立，然后有独立的“道”、“意”，发展出独立的表达“道”、“意”的工具“文”，即符号和契约。因此人类文明中，唯有中国文明发展出独立的“文”，即独立的符号系统和契约系统。
因此，也唯有中国文明将文明称之为“文明”，唯有中国文明是真正的“文”明，唯有中国文明是真正的“文”明。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独立的“道”、“意”，当然也没有“道”、“意”的独立的表达工具——文，没有独立的符号系统和契约系统。
这样以来，“文以载道”、“立象以尽意”这样在中国文明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其他任何文明中压根就不存在，因为他们既没有独立的“道”、“意”，也没有独立的“文”、“象”。
同时，如果按照现代的语言表达方式，“文以载道”、“立象以尽意”的实质，就是维护“道”、“意”的独立和自由，而“道”、“意”的独立和自由，才是人类的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西方人和现代中国人，只知独立和自由，却不知“道”、“意”，却在空谈独立和自由，机械地将独立和自由与虚构的“权力”绑定在一起，殊不知，离开“道”、“意”，一切的独立和自由都是虚伪的、肤浅的。
真正的自由不是“权力”上的，而只能是“道”、“意”上的，是“道的自由”、“意的自由”。
由于“道”、“意”是抽象的，因此，在表达和讨论“道”、“意”就是需要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文”。但是，从过去的历史看，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文-道”关系、“象-意”关系。
战国时，庄子说：“得意忘言，得鱼忘筌”。魏晋时期的王弼也说：“得意忘象”。庄子所说的“言”，其实所指的主要是字，“言”和“象”都是“意”的表达工具。庄子和王弼都是在强调，在“文-道”关系中，“象-意”关系中，“象”和“文”只是表达工具，而不能本末颠倒，舍本逐末，重文而轻道，重象而轻意。
庄子和王弼之所以呼吁“得意忘言”、“得意忘象”，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得言忘意” “得象忘意”，已经偏离和违背了以意为本，以道为本。
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则滑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分重视“道”、“意”，而轻视甚至完全否东其表达工具“文”。这样以来就导致了对“道”、“义”的先验化、神学化。脱离文而谈道、意，必然是将道、意神化。
清朝之后，情况再次反转，回到庄子和王弼所批评的时代，重文而轻道，重象而轻意。清朝人最重的是文字考据，制度考据，文字和制度，都是“文”。最终，在西方入侵之影响的叠加之下，中国文化出现了系统性崩溃。
如果说清朝还尚且是重文轻道，重象轻意的话，那么现代已经相当程度上西化的中国，则是有文而无道，有象而无意了，知文而不知道，知象而不知意了。
现代之中国最重视的是什么？是经济和制度，要发展经济和建设现代化的制度。经济和制度是什么？是“文”，是“象”，是表达“道”、“意”的工具。但是，现代人却只知经济和制度，却不知“道”、“意”为何物，以讲经济和制度为先进，以谈“道”、“意”为落后。
当只知经济和制度，而不知“道”、“意”时，如果任其发展，其必然的结果是，经济和制度成为“道”、“意”的桎梏，破坏“道”的独立和自由，破坏“意”独立和自由，导致伪自由驱逐真自由。
因此现代比任何时代都需要重新振臂高呼：“得意忘言”、“得意忘象”、“文以载道”、“立象以尽意”。
从战国到宋明，再到清朝，之所以出现“文-道”关系、“象-意”关系的失衡，相应也出现重新找回平衡的“文-道”关系，“象-意”关系的努力。可以说，春秋之后，直至清朝，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文-道”关系失衡、“象-意”关系失衡的历史，同时也努力修复这种失衡、找回平衡的历史。
然而，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入侵，再次使得问题出现恶化，使得“文-道”关系、“象-意”关系再次遭受重创。
从整体的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来看，“文-道”关系、“象-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一共遭遇两次严重的破坏。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另一次则是鸦片战争之后，目前依然处于这个过程之中。
而且，这两次重创都是外来文明的冲击。第二次是很清楚的，但是第一次则是不清楚的，缺乏当时的历史记录，则导致后人误以为是中国文明之内内生的。
中国之外的文明，是没有独立的“道”、“意”概念的，也没有独立的“文”的概念，从而也没有“文以载道”的“文-道”关系问题。他们是有文而无道，有象而无意，这些就陷入对文和象的崇拜和迷信。具体来说，就是对神灵、制度、技术、经济的迷信。以前迷信神灵、宗教，现代则迷信制度、技术。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没有外来文明的影响，中国文明不会出现“文-道”失衡的问题，会“文以载道”地、文道平衡地长期保持。这个可以命名为文明的惯性定律。任何文明，如果没有外部影响，都会按其固有的方式一直持续。任何大规模的变革和偏离，都是外部影响的结果。
当西方的文明在影响中国时，在导致中国出现“文道”失衡时，中国文明也在同样影响西方，让独立的“文”、“道”概念影响西方，让西方文明开始“文”化、“道”化、“意”化，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形成真正独立的“文”、“道”概念而已。
当中国自春秋之后出现“文”“道”失衡时，西方文明则是出现文明的更迭，以及宗教变革。旧有的多神教文明迅速衰落，直至最终消失，一神教文明则迅速兴起，并不断变革。一神教替代多神教，以及一神教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文”化、“道”化、“意”化的过程。其动力只可能来自“文”、“道”、“意”的大本营——中国。
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对于“文-道”关系，实际上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破坏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其建设性来自对历史新资料的提供，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以及人类历史的。这些新的历史资料式的重新修复中国的上古历史成为可能。这些新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考古学，还有所谓的“人类学”。同时，近代以来，中国也开始正视中国之外的文明的历史，大量引入。
正是通过这些资料，我才发现，“文”的原始形态就是契约、契约符号，而甲骨文的字形就是以这种“文”为基础的。因此，记录中国上古时代的信息的，不是由文字所组成的文章，而是作为汉字基本结构的“文”。当甲骨文造字师在使用这些“文”进行对汉字字形的设计时，就将当时的思想和观念注入到甲骨文之中。现在，通过研究甲骨文字形，就可以重新获知其中的“道”和“意”。
即甲骨文字形就是“文以载道”的，而且这是“文-道”关系的平衡状态，是春秋之后的中国所致力于寻求和复兴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清朝人的考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将目光仅仅停留于汉字的层面，将汉字作为文章的基本单元。认为文章才是表达“道”、“意”的工具。实际上，中国历史最初用来表达“道”、“意”的不是文章，不是汉字，而是作为汉字基本结构的“文”，也是契约、契约符号。然而，对于这一点，自汉朝以后就彻底被世人遗忘。
唯有将考据推进至文字的内部，推进至作为汉字基本结果的“文”，才能找到“文以载道”的始源状态和真实状态，发现真正平衡的“文-道”关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何谓“文”，何谓“道”、“意”。进而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何谓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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