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初丞相的废除之事，需从朱元璋洪武朝说起，其中的关键人物，为汪广洋、胡惟庸。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汪广洋被朱元璋征召，进入京师（今属江苏南京），担任中书省参政；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出任陕西参政。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李善长患病，中书省无官，汪广洋被召为中书省左丞。当时，右丞杨宪专权，为避猜疑，汪广洋对杨宪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是，他仍被杨宪忌恨。后来，杨宪唆使御史弹劾汪广洋，言其极不孝顺母亲。为此，朱元璋切责汪广洋，将他贬逐回乡。对此，杨宪还不罢手，他再次劾奏，汪广洋又被迁置海南。本年七月，杨宪被诛杀之后，朱元璋又将汪广洋召还；本年冬，朱元璋封汪广洋为忠勤伯，食禄三百六十石，并在诰词中称赞他善理繁难事务，屡献忠策，还将他比作刘邦身边的张良、蜀汉丞相诸葛亮。
本年，胡惟庸官拜中书省参知政事。
李善长因病辞官后，朱元璋便以汪广洋为右丞相，参知政事胡惟庸为左丞相。在职其间，因提不出建议，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后来，朱元璋又将汪广洋召还，担任左御史大夫。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七月，因李善长推荐，胡惟庸担任右丞相。
大约在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胡惟庸进职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本年，朱元璋又任汪广洋为右丞相。其时，汪广洋沉溺酒中，虽与胡惟庸同为丞相，但他只是随波逐流，保持官位而已。为此，朱元璋曾多次对汪广洋进行告诫。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九月，占城国进贡，胡惟庸等未报朱元璋。宦官外出，看到此事，遂进宫奏告。朱元璋为之大怒，敕责中书省大臣。胡惟庸和汪广洋虽当面叩头谢罪，但暗中却将罪过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又将罪过推给中书省。因为这样，朱元璋更加愤怒，下令将相关臣僚全部关押，究问主责之人。不久，朱元璋赐汪广洋死；汪妾陈氏随其而死。事闻，朱元璋询问情由，得知陈氏乃是籍没入官的陈知县之女，他勃然大怒，道是：“籍没入官的女子，只给功臣之家；怎么会被文臣得到？”于是，朱元璋敕令法司，对事情进行调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属官，按律，都应被判处罪行。次年（公元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上奏，告发胡惟庸。当时，御史中丞商暠被贬为中书省吏，他也告发胡惟庸。朱元璋震怒，下令廷臣轮番讯问，胡惟庸的供词连及御史大夫陈宁、涂节。廷臣说是：“涂节本来参预阴谋，见事情不成，这才将变乱上告，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
胡惟庸死后，到了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李善长之弟、胡惟庸的女婿李佑之父、太仆寺丞李存义也被人自首告发。最后，李存义得以免除死罪，在崇明安置。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十月，林贤罪案（明州卫指挥林贤，有出海招引倭寇事）确定，胡惟庸通倭之事爆发。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蓝玉征讨沙漠，抓获封绩，李善长未予奏报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五月，事情败露，封绩被逮押，审出当时情况，胡惟庸案情更加严重。此时，李善长家奴卢仲谦自首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的往来情况，又有吉安侯陆仲亨家奴封贴木自首告发陆仲亨与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等与胡惟庸共谋不轨。朱元璋大发雷霆，开始所谓的肃清逆党，词语相连，被诛杀者，竟达三万余人。当时，朱元璋还组织编撰《昭示奸党录》，并布告天下。
此案株连蔓引，直到数年之后，仍旧没有清除干净。
因胡惟庸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升等一公二十一侯。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全被处斩。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丞相者，处以重刑。
丞相废除之后，原本由丞相执掌的职事，遂由六部分理。
此后，遂有内阁之兴。
起初，内阁诸臣的作用，也就是预备顾问而已。
明成祖朱棣朝，解缙、胡广等人，全都是以侍讲、侍读的身份，进入内阁办事的。侍读，翰林院属官，正六品，执掌讲读经史。侍讲，明朝翰林院置，员额二人，正六品，执掌讲读经史。
当日，杨溥（谥文定）是以太常少卿进入内阁的。太常少卿，明初称太常司少卿，协助太常卿管理礼乐宗庙祭祀事务，分领诸署；洪武三十年 （公元1397年）复旧为太常少卿；员额二人，正四品。明孝宗弘治七年 （公元1494年） 以后，增设一员，提督四夷馆，掌翻译事务。
那时，这些进入内阁的官员，没有担任各部的职位，也没有被加封散官的头衔，所以，虽然他们近在皇帝身边，但是，他们的权力是非常小的。所谓散官，明朝时，亦称阶官，指获有散阶的官员；散阶属荣誉称号；明初，沿承元制，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定文、武官员散阶，文官自特进光禄大夫至将仕佐郎，共四十二阶；武官自特进光禄大夫至忠显校尉，共三十阶；文官由吏部验封司给授，武官由兵部武选司给授，宦官散阶不从此例。
当日，虽说内阁官员权力很小，但是，朝廷之中，各个衙门上呈的章奏，全都要送到内阁之下，进行票旨。所谓票旨，是指凡朝廷重要文书，六部百司各类奏章，先由内阁拟定批答文字，并以墨笔写于票签之上，送请皇帝批准；也称为票拟、条旨或调旨；这实际上，也就是代拟“御批”稿本，供皇帝采纳。
虽然，相关政务，票旨之后，最后的拍板定案，还是皇帝的御批（或称“批朱”），但是，因为事权所在，故而，内阁官员势必处于不得不被重视的地位。
后来，三杨〔即杨士奇（文贞）、杨荣（文敏）、杨溥（文定）〕在内阁时间很久之后，逐渐开始兼任六部尚书的职务。此后，内阁大臣，也开始被加以散官官衔。而且，内阁官员所加散官官衔，级别都高至太保、太傅（正一品），少保、少傅（从一品）；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从一品），太子少保、太子少傅（正二品）。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大臣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
说到这里，就看看历史上有名有实的宰相的简要情况。
唐代李颀《杂曲歌辞·缓歌行》中，有句云：
“三省官僚揖者稀”
也就是说：
为官高位之后，即便是贵为三省的官员，也很少有人有资格对我作揖的。
这里的三省，指的是中国古代的行政机构，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简称；自南北朝至唐代，三省同为国家的最高政务机构；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书，尚书省负责执行政令。
《新唐书》卷四十六《志第三十六·百官一》载：
“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
也就是说：
最初，唐代沿袭隋朝的制度，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同议定国家的政务，这三者，就是宰相的职务。
唐宋时代的官制设置，都有三省存在，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之职。其间，虽有变化，但大体认知如此。
三省之中，官属如下。
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中书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书舍人，这些都是中书令的属官。
门下省，也就远古唐虞时代，所谓的纳言之官；后来明朝的通政司，明人认为，就是发挥以前门下省的作用。门下省设置有侍中，为其长官。侍中门下、侍郎中常、侍武骑常、侍散骑常、侍给事中，这些都是侍中的属官。
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设有尚书之职，执掌六曹，而六曹皆设有子部，其所属则选部、考功仪部、驾部、金部、仓部、比部、虞衡水部之类，子部之中，全都设有郎中、员外郎等。所谓六曹，隋、唐定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合称六曹，亦称六部。
三省行事，大体如下：
凡是朝廷有大的政令发布，则由门下省呈上奏章；然后，发送至中书省审阅研究；议定之后，再发送至门下省，由门下省传至尚书省，实施执行。
明代时，给事中每天在六科署廊接本，这依然还存留古代的意旨。所谓六科，乃官署名，明清监察机构之一，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
给事中原来并不是谏官，其执掌为封驳之事。所谓封驳，亦称“涂归”；即驳正臣下奏章的违误，封还皇帝失宜的诏令；汉代已有此例，但无定制；唐代制度，奏驳正之目，由门下省给事中执掌；宋代规定，皇帝制敕行下，前设官检查舛误及有所不便的事，许以封还、驳正之权；明代，则为六科给事中主要职事。
三省行事过程中，中书省在审阅研究过程中，如果发现政令、奏章不当，即便诏旨已经下发，也可以封驳。一旦事体不妥当，即使来回十次，也还不会终止。
所以，尚书拜相，则称之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如上所述，中书、门下二省，本为政务中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之意。
由此可知，当时的政体，是互相节制管辖，事权有所定分，这样就使门下、尚书二省的官员坚持官守，互相之间不能庇护纵容。
所以，宰相的权力，最初，也是比较轻的。但是，相关事体的审阅研究，全都是由中书主掌，所以，各种政事都是由中书决定的。
相关政事，如果给事中不能进行封驳，那么，尚书只有谨慎奉行政令，实施执行。这样的话，宰相之权，地位怎么能不日渐尊贵呢？
故而，唐宋时期，就已经有权相，如元载、卢杞、秦桧、贾似道等人的出现。其中的原因，大约就如以上所述。
到了明代，朝廷六部的事情，全都听命于内阁，这就不用说了。
当时，即便是吏部有官员缺额，也要揭帖送到到内阁。所谓揭帖，明代始为正式进呈文书之一，属上行文；凡官员上题本等疏章，皆须另备“呈文揭帖”，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抄送有关衙门；揭帖一度为内阁直达皇帝之机密文书，后使用渐广，以至私人启事亦称；带有揭发性内容而不具名者称“匿名揭帖”。
吏部的揭帖，需待内阁看过之后，然后才选定官员，注授官职。
不知道，胡惟庸、汪广洋当国秉政时，是否也是这样？
天下的事，大体如此：
如果威权日盛一日，那么谤议就会一天一天累积；
如果谤议累积越来越多，那么祸患就会越来越深。
所以，自明世宗以来，宰相几乎没有能够保全性命、保全名声而去职的。
难道说，这也是威权太盛所导致的吧？
这里，顺便看一看明世宗以来首辅的结局，例如：
杨廷和，因“大礼议”事件与朱厚熜之意不合，被罢归故里；又被削职为民，逝于故里新都。
蒋冕，议大礼时，因反对朱厚熜为生父立庙，被夺职削官，卒于家。
毛纪，“大礼议”时，朝臣伏阙哭争，全被逮系，他上疏乞宥，被传旨切责，遂致仕；《明伦大典》成，追论其责，夺官。
杨一清，被张璁等诬陷，落职，病死。
翟銮，为严嵩所不容，使人弹劾其子举进士舞弊，勒为民，卒。
方献夫，持论和平，而舆论视为奸邪，连被劾；又见皇帝恩威不测，三疏引疾归。
夏言，官居首辅，遂骄；与严嵩相齮龁；因赞决陕西总督曾铣收复河套事，罢官归；复被攻击纳铣贿赂金，交关为奸利，被弃市。
严嵩，御史邹应龙、林润相继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严世蕃伏诛，严嵩被革职、抄家，不久病死。
徐阶，牵复言事得罪诸臣；后为高拱所扼，于隆庆二年致仕归。
李春芳，以不为高拱、张居正所容，辞官归。
高拱，为张居正、冯保所排斥，被放逐；居家数年，卒。
张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卒，谥文忠；未几，弹劾者即纷起。次年，追夺官爵；又次年，籍没家产。
申时行，言官论其巧避首事之罪，排陷同官；被迫求罢归。
赵志皋，性柔懦，为朝士所轻，诟毁四起；及日本封贡事败，被弹劾，乞休，不许；卒于邸舍。
王锡爵，因拟三王并封旨，被言官所攻；八疏求罢而去。
沈一贯，被弹劾，求归；家居十年卒。
……
唐代时，中书舍人年纪比较大的，被称之为“阁老”；到了明朝时，直接把宰相称为阁老，这也是流传因袭过程中出现舛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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