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顧憲成是無錫人，時人稱為涇陽先生或東林先生。他在1580年（萬曆八年）中進士後歷任京官。當時中央朝廷的主要官署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作為監察機構的都察院。六部的正副長官為尚書、侍郎，部下各司由郎中主持，屬官有員外郎、主事等。都察院的正副長官為都御史、副都御史和僉都御史。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
顧憲成直言敢諫，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員經常對朝廷的錯誤決策有所非議。顧憲成因爭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朝廷會同推薦選任內閣大學士（習稱閣臣），顧憲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厭惡的，從而更觸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顧憲成回到了家鄉，決定從事講學活動，同時宣揚他的政治主張。恰好在無錫有一所宋朝學者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他就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顧憲成在士大夫中聲望很高，得到許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資助和支持，在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修復了這所書院。同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二次，每月小會一次。
東林學派的興起，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題，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高攀龍曾經指出：“此時民不聊生，大亂即將來臨。”顧憲成也感到，危機四伏的政治形勢已如同“抱柴於烈火之上”；他因而認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慮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隱退鄉里的不關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他們把讀書、講學同關心國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動，經歷了神宗萬曆、熹宗天啟和思宗崇禎三朝，長達半個世紀。由於沒有固定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主張，往往是通過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概括起來，大致是：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對皇帝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進行瘋狂掠奪、橫徵暴斂，主張既重視農業，也重視工商業，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墾荒屯田、興修水利；反對屢見不鮮的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照個人才智，予以破格錄用；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進攻。
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逐漸聚合成一個政治集團“東林黨”的時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漸形成按籍貫劃分的幾個“黨”，它們是：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崑山人的昆黨，而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他們在當權期間，依附皇室、勳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官員；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職。他們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於是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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