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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剛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8月17日澎湃新聞。本文為作者印度紀行第十一篇，前十篇見文尾推薦閱讀。
“先生，您好，能和我們合個影嗎？”在印度旅遊的幾天裡，我常常會碰到要求和我這個中國老頭合影的年輕人。他們拿著看上去挺新的手機，笑意中有著滿滿的陽光。
我特別留意了一下他們使用的手機，有很多是VIVO、OPPO和小米，這些中國品牌進入印度沒有多久，所以這些年輕人手裡拿的很可能是他們的第一部智能手機。在印度，可以看到很多街邊的攤販、大樓的保安都用上了智能手機。有一次，我去電信服務商的店鋪裡換卡，30多平米的房間裡居然擠了40多人，要等一個半小時才能輪到我的號。
印度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手機市場
調研公司Statista的報告稱，印度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2017年第四季度，中國品牌的手機已經佔據印度市場的半壁江山，排名前十品牌中有九個是中國的。而中國手機大規模進入印度不過才剛剛兩年。
和當年中國偏遠的地方一樣，印度很多家庭也是躍過座機時代進入手機時代。不一樣的是，那些充滿歡樂感的印度年輕人剛一開始擁有手機，就是智能手機4G時代的成員了。
不久前，我在和幾位法國朋友談論“一帶一路”的作用時，講了上面這個見聞。我告訴他們，當越來越多的印度人開始擁有智能手機，他們對於全球化的看法，對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的看法，肯定會慢慢發生變化。
但我也有一點疑惑。像智能手機這樣的現代玩意兒，加上那些層出不窮的用於支付、遊戲和學習的APP，總會帶有濃厚的世俗色彩。更多印度人使用智能手機，會否推進整個社會的世俗化呢？
事實是，在印度的古老文明背景下，任何演繹都不會簡單明瞭，任何答案都不會一目瞭然。
我在印度逗留時，剛好中國投資的OPPO手機工廠遇到了一點麻煩。一位中國主管在檢查工位是否整潔時，誤將印度國旗扔進垃圾箱。此事傳開後，引發了印度工人的抗議。在中方的及時處理下，事態很快平息。
這不是一起單純的民族主義的抗議活動，它的背後是活躍的宗教組織。據《印度斯坦時報》報道，印度教社團“世界印度教大會”和帶武裝性質的印度教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SS），參與了活動。
每一種宗教都有極端的一面，總會在歷史的某個階段與民族主義結成同盟。印度教與民族主義的攜手，是在與手機為代表的世俗化與全球化進程中不斷強化的。
梳理今天印度的很多問題，都離不開印度教民族主義。
1881年英國首次在印度進行大規模人口普查，宗教納入分類範疇，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成為官方認可的兩大宗教派別，由此產生了“印度教”概念，甚至連Hinduism這個詞也是歐洲人“發明”的。在此之前，印度人一直用的是相當寬泛的“恆法”的說法，信徒們也沒有什麼必須誦讀的信條或經典。這種歸類法顯然是英國殖民體系話語建構的一部分，它將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區別開來，形成並加固了兩個宗教群體各自的民族感，也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分裂。
1923年，印度教的精神領袖薩瓦卡爾出版了一本題為《印度教特性——誰是印度教徒》的小冊子，稱“印度教徒因為宗教的、種族的、文化的和歷史的親緣關係，結合成一個同質國家。”這被認為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開端之作。
兩年後，上文提到的“國民志願服務團”在馬哈拉施特拉邦成立。該組織主張強勢的、排他性的印度教，認為先前那種過於寬鬆的特質給了侵略者（包括莫臥兒帝國和英帝國）可乘之機。1947年的印巴分治則讓他們確信，世俗化政策導致印度的分裂。翌年1月30日，該團成員高德西在新德里刺殺了主張世俗化及宗教和解的“國父”甘地。
由此，印度教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使得現代印度人的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都帶上印度教的色彩。印度成了一個由主流宗教構成的國家，而不像中國那樣是一個主流民族構成的國家。以至於印度學者K.M.潘尼伽在《印度簡史》中宣稱，“印度歷史必然主要是屬於印度教徒的歷史……就本質上說來，印度對於建立和維持一個特殊地屬於印度文明所作的努力的歷史，必須是印度教精神和它的成就的歷史”。
“國民志願服務團”在演練
今天，13億印度人有10億信印度教。光是“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成員就多達500萬，總理莫迪八歲就加入了該組織。較之經濟改革，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更關注宗教相關的議題，如拆除巴布裡清真寺、禁止殺牛等等。在他們看來，人生的目的不在於財富積累，個體的經濟行為應該為道德準則所調劑。他們牴觸帶來不平等的全球化和自由化，認為家庭式的小本生意才是維護傳統道德的正道。
根據美國皮尤中心2015年的調查，有80%的印度人認為宗教在生活中有最重要意義，遠高於美國的53%。在中國，這個比例只有3%。
對充滿焦慮感的現代人來說，印度精神的自然性與神秘性富有吸引力。“垮掉的一代”把印度當做他們的精神家園，“蘋果之父”喬布斯的印度之旅也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但西方人對印度的迷戀更多是後現代社會生存環境滋生出的厭世心態。他們是在現代化實現後，調頭去印度宗教中尋找心靈的香格里拉，而此時印度人的雙腳才剛剛站在現代化的門坎上。
喬布斯與那些沉迷於神靈世界、自以為是地具有文化優越感的印度人的差別在於，他在心靈淨化的短暫旅程之後，又回到了現代創新的世界中，併成為領先者。印度裔作家奈保爾把這一切稱為笑話，一個西方跟印度開的“殘忍的笑話”，前者站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富有而善變，而後者“擁有的只是神秘”。
當然，迴歸宗教帶來的背離現代化的問題，不是印度所特有。
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對於信徒們來說，已經成為最後的精神家園。因全球化和現代化擴展帶來的政治、社會生活的世俗化，在世界各地遭遇著宗教及其極端主義的頑強抵抗。這種抵抗因經濟低迷變得更為激烈，又加劇著經濟的低迷。
近年來，我在中東和非洲一些穆斯林國家的旅行中看到，由於現代化的缺失，迴歸宗教沒有使這些國家走出動盪與貧困的陷阱，反倒在加速“去工業化”，並激起了極端主義強烈反彈，致使它們在全球化進程中越來越邊緣化。
小米創始人雷軍在班加羅爾的辦公室裡
據今年第二季度的數據，小米手機已成為印度手機市場無可爭議的王者，市場份額高達30%。越來越多的印度人使用中國手機，這將給兩個國家帶來怎樣一種牽絆，是互通有無的融合，還是兩種“特色”的衝撞？我不得而知。
不只一位印度人告訴我，也不只一次在有關印度的書籍和報道中讀到這樣的字句：如果沒有印度，這個世界將會貧窮得只剩下物質。印度是精神的，而且是極端精神的。中國是世俗的，有時是極端世俗的。所有那些對中國與印度的比較，都有可能在這兩種不同的世界觀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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