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漂是位於緬甸若開邦蘭裡島北部的一個城鎮，既作為緬中油氣管道的起點，又被規劃為中緬鐵路的終點，更作為“皎漂經濟特區”的駐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5年，中信集團牽頭的聯合體（非純中資）中標皎漂港項目後，中緬雙方圍繞項目股權比例、階段性建設規劃及項目資金運營等問題進行了兩年多的洽談，聯合體方答應最終股權比例為聯合方與緬方70︰30，緬方無法出資部分由中國提供貸款。

然而就在原定的2018年開工之際，所謂的“債務陷阱論”出現在緬甸國內外各類媒體上，皎漂港項目推遲開工。

“債務陷阱論”本身就是陷阱

“債務陷阱”原本是一個西方經濟學詞，指的是借貸方受某種利益的誘惑而接受債務後，陷入一種長週期的債務結構，在該結構下，借貸方因高利率、多變性清償計劃或逾期欠款的高罰金而難以走出債務關係。

在皎漂港項目的“債務陷阱論”中，西方學者更青睞的一個詞是“債務陷阱外交”，並將此標籤貼給正在積極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稱中國利用“債務陷阱”迫使發展中國家進行主權讓渡，從而謀取戰略與經濟利益。“債務陷阱”一詞的熱銷與此前西方將中國與非洲的合作扣上“新殖民主義”帽子如出一轍，只是將“新殖民主義”改頭換面後變成“債務陷阱”，又扣在中國與斯里蘭卡在漢班托特港項目的合作、與馬來西亞在鐵路項目上的合作，乃至與緬甸在皎漂港項目的合作上。

斯里蘭卡漢班托特港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先後用“全為無稽之談”和“公道自在人心”來回應。其實，以“債務陷阱論”為代表的陷阱論，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和輿論陷阱。▼

一方面，“債務陷阱”並不屬於嚴格意義的中性學術詞彙，而是本身有對借貸方欺騙性債務的價值預設。而中國投資有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並沒有附加任何政治條件，更不存在“欺騙”“誘惑”一說。

另一方面，“債務陷阱”尤其是“債務陷阱外交”的使用，在國際輿論尤其是西方輿論的語境下有明顯的針對性，無非是對“中國威脅論”的再造，而此前對各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國際上早就有眾多學者駁斥過。

皎漂港項目需要“去汙名化”

先來回顧一下皎漂港項目是如何被“汙名化”的。

自2015年中信集團牽頭的聯合體中標皎漂港項目之後，中緬雙方進行了緩慢但仍不斷推進的洽商。隨著王毅外長在2017年11月提出“中緬人字形經濟走廊”的建議後，中緬皎漂港項目通過進行“共商、共建、共享”的發展路徑更展現出勃勃的生機與活力。

▲ 圖說：2017年11月19日，外交部長王毅在內比都與緬甸國務資政兼外交部長昂山素季共同會見記者時表示，中方提議建設“人字形”中緬經濟走廊，打造三端支撐、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

但在2018年5月末，自稱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首席經濟顧問”的澳大利亞學者肖恩·特納爾（Sean Turnell）在新加坡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稱“這個價值75億美元的項目簡直是瘋狂與荒謬”，隨後該觀點被西方媒體和學者大量引用，長期關注緬甸問題的瑞典籍媒體人林特納（Bertil Lintner）更是在其文中將該項目與漢班托特港、吉布提港甚至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相提並論，稱皎漂港項目是“又一個債務陷阱”。7月初，傳緬甸新任計財部部長吳梭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為了避免陷入債務陷阱，緬甸將尋求減小皎漂經濟特區的規模”。

林特納在《亞洲時報》網站發佈的文章

在短短几個月“汙名化”過程中，有幾個點值得關注：一是美國發起的“中美貿易戰”；二是中緬經濟合作更加密切，尤其表現在中緬木姐經濟合作區洽談的新進展以及兩國大米貿易額的增長；三是緬甸在若干問題上面臨西方的嚴苛指責，而中國力挺緬甸、反對國際干涉。清晰的事實是，在一場無人受益的國際貿易戰背景下，緬甸因內政問題受到西方大國干預，但在經濟上與中國日益密切，而這又受到西方大國的仇視。皎漂港項目被“汙名化”的過程，只是“仇視”的一個映像而已。

由此看來，“去汙名化”並非單純意義上中國在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避除“陰謀論”和“陷阱論”干擾，維護海外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的過程，更是在貿易戰的背景下，保護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逐步成長的良性關係，保護中國與這些發展中國家“共同現代化”的成果，促進沿線各國繼續深化互聯互通、降低域外勢力干涉影響的過程。

皎漂港項目要“去汙名化”，更需要緬甸作為本地利益攸關方的支持和參與。就此而言，緬甸國內也有很多積極的聲音。自“債務陷阱論”出現開始，緬甸國家安全顧問、緬甸投資委員會主席吳丹吞在2018年6月就出面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7月初，緬甸商務部部長丹敏也強調，“沒有所謂的債務陷阱”。隨後更有不少緬甸國內學者撰文抨擊肖恩·特納爾的論調，否認其自詡的“首席經濟顧問”地位，力挺中資在緬項目與中緬經濟合作。

國家轉型期的中緬合作

緬甸處於國家轉型的關鍵時期，轉型涉及：國家建構、政治建構和社會經濟發展。即便貿易合作很大程度上歸屬於社會經濟發展的範疇，其也不能避開緬甸國家建構與政治建構的大背景。

首先，在政治建構尚未完善的情況下，緬甸決策效率偏低，內部矛盾複雜，受到不穩定因素波及的絕非中國一家。例如，韓國參與主建的仰光河達拉大橋項目因賠償問題和當地抗議而一度擱置，今年6月又因技術原因再度擱置；日本在克倫邦帕安市的火電站項目更是因環評問題和當地抗議一波三折。由於中國項目體量更大，加上中國的崛起受到眾多西方國家關注，當前的貿易戰更是將中國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中國的海外合作項目才會備受“關照”。

▲ 圖說：據《緬甸之光》6月25日報道，象徵緬韓友誼的達拉跨河大橋，現在由於一個水道問題，將重新設計規劃有關建設藍圖，今年底才能開工建設，這是由建設部橋樑局方面獲知的訊息。

其次，任何國家在轉型期間都存在這樣那樣的不穩定性，外資項目很難完全避免變數。不只緬甸存在這樣的情況，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也處於國家轉型期，內部政治勢力角逐，決策機制存在不穩定性。此外，基於某些政治目的，西方媒體針對中資項目的造勢不會消停，而其論調也不會僅限於“債務陷阱論”。

▲ 圖說：2017年4月10日，運載14萬噸原油的“蘇伊士”型油輪在緬甸馬德島港開始卸油，中緬原油管道工程宣告正式投入運行。

最後，需要明確的是，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大方向上中緬合作與皎漂港項目是有助於緬甸國家建構和中緬關係發展的。緬甸的發展離不開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電力建設和交通建設，只是在中緬合作的進程中，兩國之間就具體操作性問題需要多協調、多溝通，促進相互信任。即便出現一波三折，這也是積極健康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兩國需要共同做好應對，制訂應急預案，在出現問題時加強溝通，避免被他人利用，引起不必要的爭端。

撰文 / 張添（雲南大學緬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